秦晖：大国、强国、现代国――关于“崛起”的讨论

世界历史波澜壮阔，大国兴衰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篇章。去年一部政论片《大国崛起》引起了国人对大国、强国的讨论。有人说强大的政权对全球性的影响力是成为大国的重要因素，也有人认为富足的经济才是最主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大国崛起》是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它解读了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并探究了其兴盛背后的原因。

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国，不是人口和面积意义上的大国，而是“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之后出现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国家。

我们中国单纯从人口和面积上来讲，都不会输给其他国家，但是我们没有进入大国行列。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很低的，被称为“东亚病夫”。因此，那个时候有人就说，大国还不够，重要的是强国。

强国，通俗地讲，是指作战很厉害，有大片的势力范围。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崛起”，并不单纯指这个意义上的大国。当然，国家建设也包括了国防建设，但这绝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要追求的主要目标。

入选世界大国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这些都是很小的国家。而在同一个时期，历史上有很多的军事强国崛起，如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波斯帝国等，但他们却没有“入围”大国的行列，这是什么道理呢？

我想，一方面我们所谈论的大国是在近现代化事业的范围内进行考察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文化不先进，即便你骁勇善战也不是我们所要弘扬的大国精髓。

《大国崛起》中最早讲述的国家――葡萄牙。它的航海活动从十五世纪就开始了，在军事上极具世界影响力，众所周知的哥伦布就是它的代表。

其实，应该说葡萄牙在海上是具有很强实力的，但在陆地上，却另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他于1453年攻下了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人们讲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就是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新大陆的发现作为一个标准的。而且这两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92年，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在1453年。

但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只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霸权的开始。在1453年以后的二百多年中，它力量的扩张一直很厉害。在1453年的时候，它只有很小的一块地方，但在后来的两个世纪中，它发展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军事帝国。它的军队从君士坦丁堡最远一直打到欧洲的腹地――维也纳的城下。当时的匈牙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希腊……都是它的领土，在亚洲它占领了整个两河流域；在非洲它占领了整个北非，也就是穆斯林地区。但是，它也没有入选世界大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虽然它的军事力量强大，扩张得很厉害，但是这个帝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完全还是中世纪的，人们认为他和以前的波斯、阿拉伯、蒙古人的扩张一样属于所谓的传统性质，不具任何现代化意义。

我们所说的传统、近代，主要是就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而言。传统和近代的区别并不是很重要的。

曾经，美洲的原住民因为近代的殖民征服而被迫皈依基督教；在这以前，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如波斯、中亚。那里的原住民因为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征服，而皈依伊斯兰教。这些过程应该差不多，都是因为传统帝国的扩张而导致的文化征服。

当年，中国人被传统的蒙古军队大肆屠杀；近代，我们又惨遭现代的日本军队屠杀。

对于当时的受害者而言，不管是传统帝国的征服还是近代的那些征服，区别并不大，真正的区别在于传统大国和近代大国的立国原则以及基本制度对世界对后世的影响。

荷兰

国家强大以后，国民的地位是否有所提高，公民权利是否提升，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近现代国家和传统大帝国最大的不同所在。比如《大国崛起》中提到的所谓海上强国荷兰。我们都知道，荷兰就本土他只是寡民小国，从来也没有成为领土、人口意义上的大国。就算是在殖民地和势力扩张的那个时期，它也不能和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这些大国相提并论。

荷兰人在历史上就殖民征服而言他并不是很有能耐的，历史上真正比较有意义的荷兰殖民地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荷属东印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印度尼西亚。但我们知道它以前在北美洲有一些殖民地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比如，今天的纽约，最早就是荷兰人的殖民地，纽约是不太标准的译法，“New York”应该翻译成新约克，就像“New Zealand”我们把它叫做新西兰。纽约被荷兰人占领的时候被称作新阿姆斯特丹。除此之外，荷兰的殖民地，都小得不足挂齿。

但是荷兰人最终没有保住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并不强。荷兰人当时还被郑成功打败过，而郑成功当时并不是中国的政府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股反政府武装分子。当时清朝几乎征服了全中国，郑成功只是明朝残余势力。那时候实行海禁，进行海上交易是犯法的。郑成功是既算海商又算海盗的武装分子。后来他受了招安，成了总兵，一直支持明朝的残余势力和清朝打了很长时间的仗。在陆地上他打不过清朝，于是就要找一块安身之地。当时的台湾被荷兰殖民者控制着，所以郑成功就将荷兰人打败了。

在东方它打不过郑成功，在西方它也打不过像英国、西班牙这样的国家。

荷兰的移民也值得一提，西方国家移民有一个特点，就是移民出去的人要闹独立。北美就是英国移民，后来闹独立，而这一点荷兰人表现得最为明显。荷兰的殖民地除了印尼以外还有一块就是南非，荷兰移民从来没有爱国主义情操，他们到了南非以后就拒绝被称为荷兰人，而称自己为非洲人。也有外部人把他们称为“布尔”就是农民的意思。他们在南非成立了几个共和国，他们真正爱的是这些国家。

后来他们和英国发生了矛盾，于是就产生了历史上称为最早的两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的“英布战争”。现在有些教科书上说，帝国主义的标志就是三场早期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美西战争、日俄战争和英布战争。

荷兰人不仅国家小，势力范围也不大，但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强国呢？因为荷兰一些制度的创新，对世界而言，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的国民也因此很自豪。像股份公司、联省共和这些制度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而且，荷兰人的商业势力及文化影响力都被大家认可。

我们的东邻日本，曾经在很长一个时期，就把荷兰人当作西方人的代表。明治维新以前，介绍西方的学问称作“兰学”，就是因为日本人是通过荷兰人接受的近代文明影响。即使在他的霸权衰落后，荷兰人的富裕和文明，仍让世人称羡，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一点也不亚于当年。

如果要讲崛起，这的确是个问题。没有先天的优势，凭借自己文化制度的创新使自己位于大国行列。荷兰，在今天，依然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一个不容小觑的国家。

瑞典

再举个例子。这是《大国崛起》中没有提到的国家――瑞典。

人们讲民主社会主义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瑞典。瑞典曾经有一度在欧洲是非常强大的。那就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他的军事政治实力在欧洲属于前三强，仅次于英法两国。它曾经把波罗的海变成了瑞典湖，兵锋曾经直指莫斯科，曾经把波兰变成了他的附庸，曾经干预奥地利的王位继承，在最厉害的时候，甚至横扫欧洲。

今天的瑞典是一个北欧国家，当时的瑞典军队曾经打到过东南欧，也就是说从欧洲的西北部一直打到东南部，最后与俄国的彼得大帝会战于南乌克兰的波尔塔瓦。这是欧洲历史上很有名的“波尔塔瓦战役”，瑞典战败。战后签订了《尼什塔德合约》，从此他的霸权彻底崩溃，而且从此再也没有恢复。但是，瑞典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却恰恰是在这以后才有了明显的崛起。

战败之后，瑞典人痛定思痛，废除了专制制度，开始了瑞典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时期――自由时代。建立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都居欧洲前列的宪政民主制度，在没有任何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情况下，工业化后来居上，如果按人口平均来算，他的工业比美国还发达。他的文化也很发达，从诺贝尔奖的得主就可看出；他的社会福利制度更是独步全球――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模式，先是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样板，在苏联解体后，又成为全球唯一还有号召感的社会主义样板。

今天的瑞典人，有谁还会怀念波尔塔瓦战败以前所谓伟大国王的光荣呢？如今瑞典人的光荣和自豪岂是当年的那些臣民可以比较的呢？

这就是大国风范――国民自豪感、制度建设都走在引领世界潮流上。

秦朝

有一些国家也很强大，国民的尊严和国家的强大同时存在，像美国、英国，国家都曾经是这样。这些还有一些国家和瑞典、荷兰这样的国家恰好相反，出现了“国强民弱”的现象，古代的中国就很典型。

古代中国，在秦朝统一六国时期，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强国，而且在人口数量和领土扩张方面表现也不俗。那老百姓的地位如何呢？

秦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法家思想，如商鞅、韩非子，以他们代表的法家思想是秦朝立国的理论基础。法家明确地说过：秦国的强大，是以百姓的软弱作为条件的。

“商鞅变法”是秦国强大的关键，商鞅在《商君书》有篇文章题目――《弱民》，这一章就是公然宣称“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意在百姓的地位低才能被支配，因此国家要对外征服扩张，首先要征服自己的国民。《商君书》和《韩非子》称得上是两部奇书，它的有些道理讲得非常直白，不加任何掩饰。

“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要想征服天下，必须先征服你的百姓；想要打败强敌，首先要打败你的人民。这也是出自《商君书》。可以说，书中的言论赤裸裸地表达出了法家极端专制的思想。

最近有种言论说“民主制度不是什么好东西”。有人说，民主制度最早是在希腊罗马新城的时候，由于他们好战，想欺负别的民族，因此号召自己内部的人团结起来，简言之，搞民主就是为了对外征服。还有一些人说，我们中国人爱好和平，不想统治别国，那么我们也就不必为了征服别国而搞民主。皇帝一人说了算的局面挺好。

针对以上言论，《商君书》和《韩非子》也许就是最好的反驳了。法家的极端专制难道不是为了对外征服吗？

“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意思就是说如果老百姓胜过统治者，那国家就要衰弱；而统治者能够胜过老百姓，那国家就能强大。因此，法家认为为了治民，统治者绝对不能心慈手软。

商鞅说，“慈父无孝子，智主无忠臣”，这句话和儒家思想恰恰相反，他的意思是，如果父亲太仁慈了，过度溺爱子女，子女反而不孝顺；关心老百姓的统治者，就得不到忠臣。

“农有余时，则薄厌于税”的意思就是老百姓吃饱了就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韩非专门有一句话叫做“足民何可以为治”意思是说，让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好治理了。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要使老百姓“家不积粟”，想尽一切办法搜刮百姓。要用严格的保甲制度和严刑峻法来禁锢他们，并且要使这些想摆脱桎梏的人“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处。”

历史故事的结局很多都出乎人的意料，商鞅最后死在了自己制定的制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