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娜：走向新市场社会――波兰尼与中国转型

作为疑似马克思主义者，波兰尼（Karl Polanyi，又译博兰尼）及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以下简称《大转型》）在社会主义中国受欢迎的程度，远远不及其对手、新自由主义旗手哈耶克（FriedrichA.vonHayek）及其著作。而两人在西方学术界的受重视程度，恰如中国与西方之左派、右派的政治立场正好相反一样吊诡。虽然波兰尼近年来在中国政治学界受到了一些热捧，他的巨著也有了两个中译本[1]，但众多基于"国家─市场─社会"三分结构的简单到错误的概括与解读，和王绍光总结的由"市场社会"向"社会市场"转型中"社会市场"概念的宽泛、空洞与随意性[2]，充分显示了中国所谓的"波兰尼热"并不等同于学界同仁切实地站在了波兰尼的理论立场，去深入理解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困境之症结，以及当今中国大转型所面临的困境。简言之，波兰尼的精神遗产虽然在被我们消费，却从未对我们产生实质意义。

对于什么是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有读者认为是市场社会造成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间关系错位的局面[3]。冯钢和王绍光则强调，它应是指社会针对经济乃至社会的全面市场化，而自发产生的旨在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以此来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发起反击；在这种反向运动的作用下，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是为"大转型"[4]。本文通过梳理波兰尼对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核心价值预设及其对社会变迁造成的影响，来分析波兰尼秉持什么样的研究立场和价值，并以此为参照来反观今日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何在。

一 哈耶克与波兰尼：自由主义与非社会主义

《大转型》既然讲述的是二十世纪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十九世纪以来大行其道的古典自由主义便是作者的不言而喻的对手。巧合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5]与波兰尼的《大转型》都是出版于1944年，但观点却截然不同。当时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与冷战序幕渐次拉开，宣扬古典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尽领风骚，不提倡自由主义便是政治不正确，因此哈耶克与波兰尼的人生际遇也相去甚远。有鉴于哈耶克的学说在中国知识界的畅销程度和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对古典及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提倡，中国社会对哈耶克及奥地利学派的如下主张并不陌生：

一、市场秩序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市场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市场是出于个人天性的要求，因而是必然的。

二、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能让分散的、自发的个体追逐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达到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三、权力与管制都是邪恶，政府不该干预市场，国家干预是通向奴役之路，应让市场机制不受限制地运作，政府管制愈少愈好，政府不过是"守夜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的三个基本假设：一、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二、人的逐利性／经济性，以及人的逐利性与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一致性；三、市场与市场经济是自然演化而来的。经济学家韦森曾特别针对波兰尼《大转型》中文版的面世撰文，重申他与汪丁丁等对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说的支持。他认为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自然会导致一种封建制的行政控制社会的解体，并自然要求良序的法律制度的生成，而后者又自然要求宪政民主政制以确保其运作[6]。

不过，波兰尼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人之逐利本性与市场的自发秩序）做了彻底的否定，揭示了自由主义构筑的世界的虚假性与残酷性。如果我们从欧洲转型历史与经济史的角度看，波兰尼的判断更为客观与可信。波兰尼认为：

一、在人类的动机中，没有特殊的经济动机。而自由主义对人的逐利性和"经济人"的假设，破坏了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诸多特征及需求的完整性。市场社会的经济建立于"自利"观念之上，这不仅让自由主义备受诟病，而且自十九世纪以来便伴随着欧洲国家的全球扩张，给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性后果。

二、市场并非自然演化而来，经济史显示"市场乃是政府有意识且激烈干涉之后所产生的结果。它将市场组织加诸社会之上，以达成非经济之目的"[7]。反倒是因为不断扩张的市场会影响到重大的社会利益，自然而然地引发了普遍的"集体主义"保护运动。所以，"自律性市场"乃有意为之的产物，政府干涉与社会保护才是自发的行为。

三、经济自由主义绝不等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反倒时刻需要政府干涉以保证其"自律性市场"的实现。今日人们的偏见是市场制度与政府干预水火不容，非此即彼，但实际上市场运行与政府干涉并非互不兼容。市场制度未建立时，经济自由主义呼吁政府干涉；市场制度受到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冲击时，经济自由主义也呼吁政府干涉。可见自由主义只有一个信条，即"自律性市场"，而"通往自由市场的大道是依靠大量而持久之统一筹划的干涉主义，而加以打通并保持畅通的"[8]。

波兰尼将市场视为广义经济体的一部分，而经济体又是更广义的社会体的一部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反而使得经济跃居社会之上并成为其主宰："市场对经济体制的控制会对社会整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即视社会为市场的附属品，而将社会关系嵌含于经济体制中，而非将经济行为嵌含在社会关系里。"[9]所以，市场社会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倾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以防止经济脱嵌，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努力必然会遭遇抗拒。十九世纪伴随着英国工业化的高歌猛进，英国工人阶级政治与经济上的境遇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欧文（Robert Owen）看到了工厂与机器成为人之主宰的危险性，发动成千上万的机匠、工人与其他劳动群体参与建立一种使人与社会成为自己与机器乃至市场的主宰的制度，是为"欧文运动"（Owenite movement）。在理论上，它是一种工业的宗教，其信徒是工人阶级；在实践上，它是现代工会运动的开端[10]。而欧文运动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欧文意识到，如果让市场经济按着它自己的法则去发展，必然会产生全面而持久的罪恶。

市场经济的建立，或者说经济自由主义的三个基石，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伤害到人，自由贸易伤害到农业，而金本位制则伤害到依靠价格的相对波动而发挥作用的生产组织。正是因为市场经济会对社会组织中的人性要素与自然要素构成威胁，市场经济在工业上的惊人成就是以牺牲社会的代价而换来的，所以保护社会的运动也从未停息。波兰尼强调人类与人类本性（而非私有化、自由化或市场经济）才是经济与社会的归宿与目的，强调人的非经济性与社会的整体性，是否意味着他与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同一立场上呢？我们需要深入分析波兰尼对社会主义及其"阶级"论的态度。

二 社会主义及其狭隘的阶级观

波兰尼所采取的是社会主义的立场吗？毕竟在二战临近结束、冷战序幕即将拉开的时刻，与西方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便是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加上波兰尼的妻子又因曾是共产党员而使他们在战后的生活受尽劫波。波兰尼认为，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先天倾向，这种倾向试图使自律性市场服膺于民主社会的方法，以超越自律性市场。"[11]社会主义试图挽救人与人之间的人性关系，是对晚近历史剧烈变动的激烈对抗。波兰尼虽然肯定马克思哲学所关注的社会的整体性和人的非经济性本质，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阶级理论不仅粗陋，而且极其狭隘。

首先，在波兰尼那里，马克思主义的狭隘性表现在它将阶级利益局限在其经济本质之上。马克思主义虽然推翻了人的经济性本质，却推导出人的阶级性本质，并将人的经济属性作为人的阶级属性的根本决定因素。然而，人类学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变迁过程的研究表明，阶级的意义主要是社会性的，而非经济性的[12]。从这一点上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两者都从各阶级争夺片面利益的角度来解释保护主义，还从反动地主阶级对政治之影响的角度来解释农产品关税，或从工业巨子之汲汲图利来解释垄断性企业之成长，或以商业的兴衰来解释战争[13]。但波兰尼提醒道，没有任何一个纯粹以金钱为依归的利益团体能够达成保护社会生存这一重大的目的。

其次，阶级利益并不能对长期社会演变的过程提供满意的解释。任何全面性的变迁必然会对社会的不同部门造成不同影响，于是局部性的利益就成为推动社会、政治变迁之现成工具，所以阶级利益毋庸置疑会在社会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阶级利益只能对社会之长远变动提供有限的解释；波兰尼强调，阶级的命运被社会之需要所决定，远甚于社会的命运被阶级之需要所决定[14]。社会演变过程决定着阶级本身的存亡，并且特定阶级的利益只决定其试图达成的目标，而并不能决定这种努力是否会成功。因此，不能太过于根据特定阶级的经济利益或狭隘的阶级利益来解释历史。

一个阶级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决定了它在这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阶级对社会和社会群体一般利益的代表之广度，决定了其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与地位。也就是说，它能否成功取决于除了它本身之外，它能为其他各种利益服务的广度与多样性。无论有意与否，也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每个社会阶级都唯有代表比自己阶级之利益更广泛的利益，才能赢得更大的政治空间，因为"没有任何粗暴自私的阶级能长久处于领导的地位"[1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波兰尼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阶级的经济性本质论断，以及经济／经济基础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的论断（亦即经济决定论），持否定态度。

再者，波兰尼认为，"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单位，远比"阶级"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16]。在他的笔下，土地的流动性往往造成极大的灾害性后果，自由贸易者往往忘记了土地是国家疆土的一部分。隶属于土地及其资源之完整性的安全防御条件很多，"如人口的活力，食物供应的多寡，战略物质的量额与特性，甚至森林的滥伐、土壤的侵蚀及沙尘暴对气候产生的影响，这些最后都依土地这个因子而定，而没有一个是因市场之供求机制的。"[17]当法西斯在德、意占上风并向其他国家蔓延时，秉持自由贸易（工人阶级）和金本位制（工厂主）的英、法等国在军事上毫无准备，以致酿成大祸。

出人意料的是，当工人阶级发现自由贸易政策会降低食品价格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宣布全世界的农民都是反动份子，一个阶级私己的利益伤害到整个国家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中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往往导致不同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各个竞争的群体分别占据不同的政治与社会部门，为自身利益而展开激烈的争夺和斗争，群体利益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产业结构或国家机构的全面瘫痪，而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的全面瘫痪对社会造成了全面的伤害和威胁[18]。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也是强调阶级的经济性与阶级利益的经济本质、强调不同阶级之间的根本性对抗与斗争，故而同样会导致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对抗与崩溃，而社会的整体性与有机性一旦遭到摧毁，个体自由也就不复存在。

所以，波兰尼虽然认可马克思所关注的社会的整体性与人的社会属性的完整性，却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了自由主义政治与经济理论所立基的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个体自由的价值。贯穿《大转型》始终的主题是波兰尼对人性与自由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