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政党：孕育领袖还是遏制领袖？――对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比较研究

［摘 要］现代政治是政党的时代。政党与领袖的关系是影响政党政治的重要因素。政党是政治领袖的孕育者还是遏制者直接决定一国的政治效能和国际影响力。本文通过对中国、日本和新加坡三个国家中政党与政治领袖关联性的研究，试图唤醒长期处于沉睡状态的领袖政治。本文的基本结论是：( 1) 弱政治领袖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2) 传统力量对现代政党的侵蚀必然导致政党的衰落。( 3)领袖型政党与制度化政党的结合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形态。魅力型领袖向使命型领袖的转型也是必然的趋势。

［关键词］ 政党 领袖

马基雅维利曾经提出，传统政治是君主的时代，现代政治是政党的时代。但是，传统政治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君主遗产的根除，现代政治的诞生也并不意味着政党对领袖的完全替代。因为历史不会因为政治形态的更新而被割断。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勾连在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打破的。因此，现代政党政治对政治领袖的邀请实际上就是君主政治的一种现代再生，只不过支撑现代政治领袖的制度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发生了变化而已。本文通过对中国、日本和新加坡三个国家中政党与政治领袖关联性的研究，试图唤醒长期处于沉睡状态的领袖政治。正如尼克松所言：

“在伟大领袖们的脚步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历史的滚滚雷声。”

一、问题、视角、判据与假设

( 一) 问题的提出

曾几何时，领袖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角色，一直处于政治的核心位置。尽管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力量一度压抑了领袖地位的上升，甚至一度也使领袖的核心地位游离于政治学者的视野之外，但是，领袖的核心地位甚至领袖崇拜作为一种挥之不去的传统，是难以在人们的政治世界中完全灭绝的。这与其说是根源于人与人之禀赋和能力的差异，还不如说是根植于人们的本性。卡莱尔认为，相对于神灵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和文人英雄来说，君王英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领袖) 是最为重要的，他能集以上各种英雄之优势于一身，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卡莱尔饱含深情地说道：君王是人们的统帅，可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伟人，我们要忠诚地放弃我们的意志，要服从他的意志，并以此来获得我们的幸福。对我们来说，他实际上是各种英雄主义人物的总和；教士、导师，任何我们所能想象的世俗的或精神尊严在这里都具体体现在这种人身上；他统率着我们，为我们提供永恒的实际的学说，告诉我们每时每刻应该做什么。当然，卡莱尔对君主英雄的这种赞美除了在政教合一国家还能依稀看到其迹象之外，在世俗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这种赞美确实是有超出事实之嫌。但是，人们对领袖或君主英雄的追随与渴望并没有随着个人主体性的崛起而泯灭。甚至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普通人的矛盾心态恰好说明了领袖的独特地位和魅力。伯恩斯在《领袖》一书中提出：我们急切地寻求领导，却又试图将它套牢和驯服。我们畏惧权力，然而却被其蛊惑，让它撩拨起我们的欲望。如果权威让掌权者变得志得意满，矜持骄傲，而又自视甚高，那么现在它不但让权力的寻求者陶醉其中，也令无权者神魂颠倒。领袖学派代表了政治学中一种难以磨灭的研究范式，它在不经意间揭示了政治的本质。这就是伯林所提出的一个深刻命题：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服从其他人或群体”或( 归根结底是同一种说法)“为什么任何人或群体总是要干涉其他人”？可见，对领袖的研究一直被封存在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政治心理、宗教与政治等传统的领域之内。从这个角度来看，领袖就被视为超越于普通民众与制度结构之上的神秘力量。当然，在崇尚制度力量的时代，这种研究取向显然是有点不合时宜了。

( 二) 研究视角

本文的研究不是传统研究思路的延续，而是试图将个人性力量与制度性力量联结在一起，揭示国家、政党以及制度性安排是如何塑造政治领袖的，又是如何抑制政治领袖产生的。换言之，本文试图摒弃将领袖与现代制度结构完全不相容或相割裂的传统，将排斥领袖的制度学派、结构学派与关注英雄人物的领袖学派、历史学派结合起来，揭示政治领袖在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独特定位及其对国家地位的重要影响。把领袖与制度割裂开来的研究方法显然不适合政治学的偏好，更不符合政治的真相。美国学者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在研究美国总统政治时认为，总统职位这种机构经常设法突破自己的权力范围去控制其他的部门。它从骨子里就具有重新安排秩序的欲望，正因为如此，它才经常性地把秩序和惯例抛在一边。它在正常情况下的活动和工作会改变各个制度的范围，重新规定可能发生的政治状况。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仅仅指出了问题的一面，还没有触及到另一面。事实上，在以组织、规则、程序为支撑的现代政治架构中，任何领袖的行动都是内嵌于制度之中的。现代政治的运作一方面可以被视为领袖在多大程度上是开发变革的动力，另一方面，又使制度释放出巩固变革成果和遏制破坏性力量的功能。领袖与制度的结合体现了政治的特有秉性：理性与激情的融合与循环。以此为视角，本文在比较政治学的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日本和新加坡三个国家权力结构的比较分析，试图回答如下的问题：为什么日本的政党政治在二战之后难以塑造出新的政治领袖，而中国和新加坡的政党却成为塑造政治领袖的温床？ 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日本的政党政治遏制了政治领袖的产生，而中国和新加坡的政党却在积极培育领袖的成长？

( 三) 比较的判据

那么，中、日、新三国为什么能够比较呢？ 为什么要选取这三个国家进行比较呢？客观而论，单纯从国家规模的角度来说，中、日、新三国确无比较之处。但是，国家规模的大小并不是唯一的比较尺度。法国著名学者马太•杜甘( Mattei Dogan)认为：在许多类型的比较中，大小这一向度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其他一些比较中大小向度则不那么重要，甚至可以被忽视，特别是在对机构和行为的研究中。可见，国家规模的差异并不妨碍我们对中、日、新三国的政党制度、政党行为和政党功能进行比较研究。其次，尽管日本奉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是，其内在的权力结构也不妨碍我们对以上三国进行比较，因为日本的民主化显然不具有西方国家所具备的那种彻底性。“日本化的民主”，虽然也抽象地拥护和尊重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但实际上把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嫁接在日本传统的国家主义和权威主义上，因而，最后所达成的主要不是基于社会主体的权利、利益和要求的规则和秩序，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统制所需要的规则和秩序。日本历史上大型暴力革命的缺失使得这种嫁接成为可能。为此，巴林顿•摩尔在其经典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说道：寡头结构、内部团结而有效的等级束缚与高度的权威，所有这一切都变化很小，它们在转向为市场而进行的现代生产时被保留下来。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原则的适应力，使得日本在进入现代历史的初期阶段上不曾付出革命的代价。

显然，日本仅仅在政体原则上可以被纳入到西方民主国家的行列，其内在的权力结构恰恰为我们在政党与领袖这一层面上进行比较提供了某些便利。甚至进一步讲，如果从领袖与精英的角度，一切古今中外的“统治体”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在18 世纪的俄国，占据垄断地位的精英群体数量是9000 人，法国的统治阶级数量为 3000 人，对于美国来说其占据垄断地位的群体也不过 1万人。当然，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总有上万或几十万人在受教育水平、财富和其他社会特征上接近精英，他们在权力机构、组织或者运动中的第二等级的位置使得他们也能影响政治决策，但是这些人的政治影响通常是间歇的、间接的，且局限于与他们的组织或运动相关的特定议题。最好将他们视为“影子精英”或者埃特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 所谓的“第二等级”。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支配美国的少数富人( 银行、公司、大农场、城市房地产等高收入财产所有者)首先关心的是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换句话说，利润、效率以及生产率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内容。他们主要关切的是，确保那些在办公室、工厂和田野辛勤劳作、按时领取工资的人无法组织起来，从而使他们能够行使权力。现在的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接手美国政坛的“企业―保守派联盟”，而且已经不存在任何能够遏制“企业―保守派联盟”的对抗性力量。这个联盟已经控制了联邦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支。

除此之外，中、日、新三国在东亚的地理定位及其在文化、价值和社会传统上的某些一致性，也成为我们对其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判据。所以，本文从政党与领袖的这一层面选取这三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判据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领袖作为精英集团的枢纽始终处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政治争夺的焦点位置。唯一不同的就是统治精英阶层是分离型的还是共识型的，精英的分裂程度与整合程度就成为左右领袖产生的重要变量。

( 四) 研究假设

基于此，我们进而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中国和新加坡的政党能够塑造出政治领袖，而日本的政党却难以塑造出政治领袖，可能与这三国中的政党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有关。马太•杜甘在《国家的比较》一书中曾经提出了“功能等价物”这一概念。他说道：不同的结构可能发挥同样的功能，同样的结构也可能发挥不同的功能。对功能等价物的探索弥补了角色和功能在分析上的分裂。也就是说，中、日、新三国的政党虽然同被冠以“政党之名”，但其功能上的不同却导致了政治结果的不同。本文恰恰是通过对其功能差异的分析，才找到了这三国政党与领袖关联性的差异。换言之，如果日本政党要想成为孕育政治家的温床，则要嫁接其他国家政党的功能，在政党转型和功能弥补的过程中，架起通往领袖培养的桥梁。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

客观而论，影响领袖诞生的因素是多重的。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中国古语说“时势造英雄”，这当然是一种贯通古今的历史观。正如上文所言，本文试图将制度分析、结构分析与领袖研究结合起来，从政党与领袖的角度，揭示政党与领袖的内在关联，进而阐述对政党时代领袖政治的独特地位和政治效能的基本看法。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图略）

( 一) 高级政治的强弱

高级政治( high politics) 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它涉及一国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低级政治( low politics)。低级政治是合作与一体化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核心话题。该理论试图对非中心化背景下的行为做出解释，在这一背景下国家面临着超越国家要求的问题，它们包括诸如贸易这样的要求合作行为的功能性领域。这些功能性领域要超越运用单边主义途径求取解决方案的民族国家的能力。与之相适应，国家在合作关系中的愿望会导致面对共同问题时采取相互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除了贸易领域之外，低级政治还包括环境、电信、移民、卫生、投资、货币和航空安全等。与在无政府状态中关注冲突本性不同的是，在国家拥有共同利益的功能性领域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行事，即便它能带来收益。换言之，从合作行为中获取的收益要比单独行事中获取的收益更有价值。①而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 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当然，某些低级政治在特定时期也转化为高级政治，但是，高级政治所具有的排他性、唯一性等特点，决定了高级政治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乃是极为重要的。只要一个国家拥有较强的高级政治，那么它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也就随之上升，反之则反是。因为强高级政治必然会为该国的政治领袖提供更为广阔的国际活动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