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金友：西方网络民主的发展图景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逐渐应用于政治过程，网络民主作为改善和增进政治机构回应性和责任性以及增进公民在政治进程中参与的新兴手段，引起了西方众多学者、政治家和网民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将极大地改变民主政治的面貌，人类将实现自雅典时代以来的直接民主的理想。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只是一种技术，其给民主带来的不过是运作过程的变化，况且网络民主本身也具有众多的负面效应。直至当下，国外对网络民主的理论探讨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愿景。

一、网络对推动政府民主变革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降低，西方政府遭遇信任危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民主化浪潮，西方国家不断深化民主制度，增强公民参与，以矫正代议制民主的危机。西方理论家为此提出要增强公民的直接参与。如：美国学者本杰明・巴伯提出“强势民主”理论，他批评了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参与的不断弱化，指出民主不应局限在国家民主如选举国家领导人、选举代表的层次上，而要全面强化公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发展“强势民主”。[1]可见，西方民主政治未来的挑战是如何创立一种机制来接受更多的大众参与到决策中来，尤其是那些选举出的政府机构，要在这一任务中担任领导者的角色，引导大众参与到讨论和民主进程中来，而网络技术可以改变和增强民主的广度。

1.网络推动民主变革，促进民主参与

对于公众的民主参与来说，政府的信息公开是首要条件和基础。在西方学者看来，因特网为发展电子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能强化政府责任，提升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电子政府的发展将会推进信息公开，促进公民对政府治理的参与，强化政府与公民的沟通与互动，带来公共行政的民主变革。互联网承载巨大的信息量，进行交互式传播，能够适应现代政府管理的需要和信息公开的要求。法国学者亨特・佩瑞特（HenryH.Perritt）指出，信息的自由是一个责任政府本质特征之一。他认为，公众在息。随着网络技术的到来，信息的自由已经获得更为深远的含义，产生了“几乎通过点击一下鼠标就能获得整个库存的公共信息”的方式。[2]同样，网络传播的多媒体与互动性，架构了大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渠道和纽带，给大众参与政治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且一定程度上改变政府权力垄断的本质，增强政府的责任感和回应性。不少西方学者指出，互联网在政府治理中的运用，能增强政府的公开性（Openness）和可达到性（Accessibility），鼓励和帮助公众、志愿组织和企业通过信息与通讯技术参与政府管理。[3]“信息技术在提高民主治理方面的主要优点便是促进参与式政策分析，使公民更好地了解政策过程并得到教育，进而主动参与。”[4]这一进程使得政府的统治更具有回应性和责任性。

2.网络传播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

在网络传播中，“意见领袖”不仅体现为微观上网络社群中核心人物的引领性作用，而且还体现在宏观上网络平台的导向性价值，展现了网络的“意见领袖”和群体感染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甚至还影响到了网络以外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介入和跟进，这对政府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约瑟夫・Ｓ・奈指出，信息的分散传播意味着“权力的更多分配，权力网络趋向于削弱传统政府当局的垄断”，“在线沟通通过为公民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沟通工具而拥有巨大的改变政府体制的潜力”。[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的传播速度限制了政府的议程；政府必须对重大事件快速回应，增强回应性。在线大众通过网络不断表达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众多网民参与到对某一问题的讨论之中，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许多团体也通过积极的在线活动企图影响政府的决策。最终，互联网发展之下的电子政府将部分实现快捷的行政模式，即管理者作为咨询或者建议者的角色而存在，公民则本质上进行政策或者问题的协商，并通过由第三方而不是由行政部门主导的简易化的程序达成协议。[7]

二、网络对推进广泛民主的效应

代议制产生于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是现代国家普遍采取的政权组织形式。而直接民主是人类生产力不够发达、交往形式和手段极其有限的条件下产生的，只在有限的地理区域内存在。当前互联网技术克服了公民参与的沟通手段和地理的障碍，为较大规模的直接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条件。

1.网络创造了民主直接表达的渠道

1998年，麦特・德拉吉（Mattdrudge）主持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http://www.drudgereport.com），以“每个公民都可以成为记者”的理念，掀开了全球网络“博客”的风潮，开创了个人言论自由表达的新渠道。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发展网络民主能修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如美国学者怀特指出：在信息时代，网络民主的支持者相信网络技术将使直接民主变得可能。[8]英国有些学者也认为：代议民主制的弊端可以通过网络技术来弥补，通过网络大众能直接接触其代表，将给一些组织、媒体、特殊利益群体等造成压力。[9]当代西方国家，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对大众意志的曲解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网络传播就成为民主直接表达的渠道，也正是大众寻求网络虚拟化的直接民意表达，传统媒介对民意的曲解才有所减少。不仅如此，在现代庞大和复杂的社会里，网络技术使得人们直接参与民主决策更加便利，并使成本大幅度降低。将网络技术应用于代议制，能造就信息富有的大众，可弥补代议制民主中大众信息匮乏的危机。[10]约翰・奈斯比特指出：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我们发现，“在立即可分享信息的时代，代议民主制已过时，参与式民主变得重要。”作为参与制民主的一种形式，网络民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其“草根性”，能充分体现公民民主参与的广泛性和便利性。“计算机中介通讯模式可能促使草根民主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提供便利的条件，它能把普通的人、反对党甚至持不同政见的群体都纳入到民主的参与进程，并且有可能对有瑕疵的民主政府进行修补。”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不是要加强统治者、政治家和官僚的权力与地位，而是扩大和增强公民的声音，加速草根公众舆论和公众意见的形成，扩大普通民众参与。

2.网络也可成为加强统治的手段

随着对互联网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对互联网的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本身也就是控制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为此，有些学者指出：网络等技术权力也可能被专制统治的力量所把持，因为“网络技术从来就不是一种中立力量，亦能成为集权统治的工具。”如果网络成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网络民主的发展就不会导致更广泛的民主。正如马克・斯劳卡（MarkSlouka）所说，“数字革命在它的深层核心，是与权力相关的”，那些垄断传统媒体的大公司和政治集团，凭借资金、技术、专业人员和信息内容等垄断实力，轻而易举地嵌入到网络媒体，对网络民主进行控制。在美国，互联网最初就是由政府建立，以后也是在政府的支持倡导下，逐步推广到大众。当前西方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控制网络传播。“网络技术使得职业政治家更易直接通往特定的目标选民群体，逐步将草根活动家和地方党员边缘化。”另外，网络过度商业化也逐渐侵蚀了民主的基础与原则，政治民主权力在西方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将会演变为一项特权、一件商品。由此可见，网络在民主政治中的应用，肯定要受到西方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仅靠网络传播是无法对民主政治进程产生根本性变革的。

三、网络民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主体地位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传播的开放性为大众广泛参与政治事务搭建了技术平台，其发展潜力越来越受到西方政府和政党重视，他们寄望利用网络传播的大众化，获得选民的支持，拯救不断下降的大众参与率。

1.网络民主是新型参与式民主形式

网络民主是信息时代公民以互联网空间为主要参与平台，来表达政治诉求、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事务管理等，这是网络社会的参与式民主形式。而“克服时间、空间和其他物理条件的限制，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或网络交往，而去努力实践民主，对传统的政治实践来说……不是替代，而是丰富。”西方学者对美国1996年到2000年政治选举中的网络应用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借助于网络技术，大众能够清楚地了解候选人以及选举过程，由此激发了公民参与积极性，提高了公民投票率。可见，网络参与的便利可以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部分解决了代议制下大众参与不足和参与冷漠的现象，使得大众在民主政治中变得积极主动。而按照传统的参与观来看，公民的政治参与主要集中在国家政治和地区政治层面的制度化的参与，如投票、选举活动等。而大众的政治主张没有畅通的渠道得到政治家回应与采纳，必将导致公民对传统政治参与的兴趣降低，例如投票率的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对更为一般的政治的参与动机的降低。只是这种政治参与的方式、渠道、文化和组织在改变，越来越多的选民逐渐参与到一些自治组织、志愿者组织当中来。大量社会组织如社会与文化机构、半公共性的机构、非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当地的压力和利益集团的兴起，从民主的角度来看，都是具有很强的积极价值的。同样，网络技术加速了西方社会出现的个人化和去中心化趋势，导致了网络虚拟社会的兴起，支持大众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的自我管理。通过网络传播，大众能便捷地进入到民主政治中心去，也可绕过传统民主政治中心，去创建他们自己的民主政治中心，这就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新空间。

2.数字鸿沟影响政治参与的平等性

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也可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主要是指大众在对当代信息技术的拥有、掌握、控制和使用能力上存在的较大差别。美国学者皮帕・诺里斯（PippaNorris）认为，数字鸿沟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全球鸿沟是指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接入上存在差距；社会鸿沟是指各个国家社会群体中存在信息富有和信息贫困的差距；民主鸿沟是指网络社会中网民在是否使用数字资源参与公共生活方面的差距。霍华德・贝瑟（HowardBesser）提醒人们还要注意其他方面的数字不平等，包括对信息的有效使用，做一个信息的有效使用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消费者的能力，以及获得相关的、恰当的、可以负担得起的内容的能力。互联网的接入和使用能影响人们对信息和知识的获得。一些学者指出，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最大利益将会归于政治经济地位高者，他们能够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快地、更有效地使用网络，而随着更好的网络传播和更多的社会支持，获利趋势又会被进一步强化。同样，由于信息和知识又能转化为社会和政治资本，人们在信息获取上的不平等也会对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可见，数字鸿沟导致大众在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等方面的不平等，也将决定每个人在社会分层和分化中的地位。特别是在信息决定一切的后工业社会，社会分层将取决于社会成员处理信息的能力和熟练程度。葛拉莫尔（Garramore）等人研究发现，传统的政治参与比电脑中介的政治沟通重要，因为电脑中介沟通导致了政治上积极的和消极的人们的鸿沟越来越大。这是因为：“网络有可能加强或者扩大政治参与的鸿沟”，有可能出现西方学者描述的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美国产生“政治疏远”（Depoliticized）的现象，由此民主政治也可能演变为“没有公民”的政治游戏。当代西方国家，虽然网络的使用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但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大众仍占很小的比例。究其原因，还是数字鸿沟所导致的，信息富有者可运用网络参与民主过程，并凭借强势地位垄断相应的信息，发出符合本阶层利益的声音，享受网络技术带来的政治参与的诸多益处。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信息贫困者，很难发出代表该群体利益的话语，越来越被排斥在相关的政治决策之外，逐渐被剥夺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四、网络民主对建构公共领域的作用

互联网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者较为关注的话题，不少学者从实证的角度对互联网的公共领域功能进行了研究。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