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德・林德伯格：左派3.0：奥巴马和新新左派的兴起

文章选自胡佛研究所双月刊Policy Review NO.177（本期开始停刊）。作者Tod Lindberg自1999年起一直是Policy Review主编，其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依然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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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的左派经历了不寻常的变革。由于这些变革仍在进行当中，因此美国左派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或被实施者低估。四十年前“新左派”提名George McGovern（乔治・麦戈文）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他在与Richard Nixon（理查德・尼克松）竞选中输掉49个州后惨败，而现在则出现了新新左派（newer left）。它的政治希望不是放在一个全国选票低于40％的男人，而是奥巴马总统令人信服地成功连任。新新左派非常有信心，他们在了解美国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上很团结。左派的自我反省和进步本身就是一种变革，并且会变得更好。左派已经开始致力于重塑美国政治，目前为止的成功没有违背其承诺。受其影响，美国的政策也有所变化。同时“新新左派”的对手难以找到有效方法与之对抗。

追溯左派的历史和它与美国政治选举的关系，不在我的目标之内。左派思想的演变是，从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到上世纪中叶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左派之间的战斗，到动荡的二十世纪60年代新左派的诞生，再到里根当选后新自由主义（即保守）占主导地位，左派经过了一个时代的沉默。或者也可以这么叙述，从19世纪后期的进步运动，到罗斯福新政，到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再到参议员Ted Kennedy（特德・肯尼迪）挑战Jimmy Carter（吉米・卡特）的失败，Bill Clinton（比尔・克林顿）的出现则作为与老自由主义党派在扩张联邦政府权利上作出区别的“新民主党”。

“新新左派”（左派3.0）的出现把上述两条线结合到了一起，老左派――新左派――左派3.0。左派3.0不仅是一个思想运动，还可以有效控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指导）国内政党之间的竞争。左派3.0是一个实体，与共享的信念相比较，内部的分歧是微不足道的。左派3.0是时代的产物，有着精心的组织和完全同步的数字文化。左派3.0出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巧合，当其政治对手――共和党选举联盟，因为人口流动问题而处在紧张状态时，左派3.0却针对比较棘手的社会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一、连续性

在分析左派3.0的创新之处之前，首先来看看左派3.0对左派思想的继承。诚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平等（equality）仍旧充满了热情――根据Tocqueville（托克维尔）的判定，平等是现代民主的界定原则。

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出现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反对世袭特权，现代的美国自由主义可被认为是反抗特权的财富。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坚守的原则，也是左派最重要的创新：政治意愿只有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才有意义，而一个充斥着政治权利的国家体系不能自动地创造或保护平等。因此，左派议程上最重要的元素是：通过政治手段实现更大程度的经济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元素适用于各种不同程度的平等议程。有些人坚持全球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样就足够了。而另外一些人则主张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温和的派别（左派3.0）希望通过对富人加税来进行财富的再分配，通过遗产税来减少“贵族”财富而提供公共福利。

实现这种狂热的平等需要政府的力量。与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核心诉求一样，左派都对政府的权力抱有怀疑态度，但只在这一点上而已。虽然个人需要权利以保护他们免受强权政府的干预，但是政府权力在适当的人手中可以发挥好的作用，而且为了追求平等，恰当的人必须要形式政府权力。可以肯定的是，左派3.0就是这些适当的人。

实现对平等的狂热需要政府的力量。

共和党人有时抱怨说，民主党有时候容忍民主党政府的一些行为，而那些行为是他们决不会容忍共和党政府发生的。当用共同的标准来判断，这也是对的。左派明白推动他们的议程面临很大的阻力。如果人们追求权力过程中失控了，那么议程可能会停止。因此执行议程的人的资质很重要，他们必须在其它方面证明他们的优点。

当然，左派的人也能追求财富：重要的是观念――你支持什么，你反对什么。在左派看来有钱的保守派为了保卫财富的特权往往很保守，变得纯粹自利。而在另一方面，左派中富有的人却要确保所有的人都享有医疗保险；一旦通过政治行动达成了必要的基本平等，富有的人就可以自由地使用他们的钱（包括请最好的医生）。

左派追求平等的热情源于对更大程度经济平等的追求，但它不止步于此。左派也早就开始追求身份上的平等。“身份”是一个概念，修改的实质前提是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利。即“身份的定义”是一个人具有和其他人一样的身份。身份将人以群分，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团体都根据身份地位来设置等级，左派认为不该如此。而一些阶级一直受到歧视，例如同性恋者团体。很久以来，左派一直试图打倒特权的地位和提升受歧视的人的地位。这同样是在追求平等。

追求“身份”的更加平等是一个社会的具体问题。从建立之初，左派已经知道有哪些诀窍（来追求平等）。在美国法律和实际上，参政权曾一度被限制，以白色成年男性为主。首先是对财产权的需求，然后赋予黑人经营权；接着是妇女的参政权，然后通过民权运动延伸至黑人，最后是18周岁的年轻人。很难说清顺序会被怎么重新安排。相似地经过几代人后同性恋者仍然秘密地进行以避免迫害，因此之后的需求是废除禁止同性恋（和某些异性恋）行为的法律条款；（主要）是尊重同性恋，然后是让“同性恋伙伴”享有已婚夫妇的权利，最后是允许同性恋结婚，这也是婚姻平等本身该有的。

左派经常标榜自己为“改革者”，长期看来这不仅意味着进步，还是一个过程。

左派经常标榜自己为“改革者”，长期看来这不仅意味着进步，还是一个过程：用最直接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地纠正不公正。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当前的不公正被消除了才会去关注聚焦下一个。例如1969年纽约市的石墙暴动通常被视为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诞生，参与者当时并没有抱着婚姻平等的目标。政党一旦满足了更直接的需求，就会反过来去揭示下一个最直接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进步主义者所持有的在今天听上去非常“保守”陈述。致力于改革的继承人士会公开拥抱先前被否认的进步事业。如果20世纪七十年代一个保守的同性恋权利评论家，声称保护同性恋将会导致同性恋对婚姻的需求而毫无疑问，当时的许多同性恋权利倡导者嘲笑这是一种危言耸听，并没有指望有这一种可能性。

批评者们往往谴责左派支持“群体权利”高于个人权利――例如，平权行动方案特别考虑少数群体或妇女在就业、承包、高校招生中的地位。左派所持的论点，不能因为黑人才值得特别考虑。例如，个别申请工作的黑人可能受到照顾，这和之前白人从过去不当特权中获益一样。你不能说白人仅仅是因为他或她的肤色而在申请中被拒，这么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要知道白人仍然享有某些特权。在这种观点看来，就业或入学时关注少数群体和妇女，并不是歧视的开始，而是在纠正更广泛的社会歧视。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左派思想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对“差异”的赞赏。

左派考虑群体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多元文化主义。这也代表了一种追求平等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是对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价值的认可。多元文化是“老”左派向左派3.0进化的最主要元素。早年的左派认同通用历史：任何运动都从一个方向走向终点，或者没有终点的话，至少朝着一个目标――即更大意义的平等。在过去在一个世纪里左派思想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对于“差异”的新赞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左派受到当今时代最反进步的哲学家Friedrich Nietzsche（尼采）的影响，开始有意无意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相对世界观，不再认可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优越的判断。

左派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它之前依据身份定位来纠正不公正的倾向相联系。但是一味地依据身份来克服不平等只会导致一个方向上的平等。随着多元文化的形成，把平等作为最终结果或者目标的考虑是很有必要的。没有一种文化有权利给另外一种文化强加一个标准。

从理论上讲，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本身都很难自圆其说：一种文化不能评判其他文化的依据是什么？评判本身不是文化融合吗，如果一切都是文化融合呢？但是这将使得是非论断超过文化偏见――这还不如无根据断定具有特定文化优势的文化偏见。

抛开理论，左派已经从“软”多元文化角度等实际方案来解决多元文化相对主义问题，最重要的是肯定其他文化所贡献的价值并和它们进行文明的对话。这种多元文化驯服伴随着左派共同进步。

左派的批评家们往往声称，左派相信人类中的“完美性”。这最多在一段时间里是真实的。乌托邦式的转型不在左派的议程之内，并且马克思主义式的辩证唯物论命题最终会达到什么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只能是想象的，这不再是左派考量未来的严肃元素。现在左派运用古典自由主义更进了一步――即把个人的习惯和社会的正义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以全球化满意的“完美”平等或者一些短期的目标，都没有确定的终点。但左派一直都具备改进的潜力这点毋庸置疑，即使它偶尔或经常前进两步倒退一步（如果不是两步的话）。

左派很少乐意承认对于他们的批评是合理的――换句话说，他们不会把对他们的批评看的很重。

左派长期对于批评他们的观点不那么重视，至少不把它们作为社会改善中的障碍。左派认为不断发展的平等议程是合理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很少有左派愿意承认给予他们的批评是合理的――换句话说，他们不会把对他们的批评看的很重。左派对于为什么不能赢得这些批评者有相应的解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解释。首先是无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批评者对如何改善社会以及左派在改善中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这一类批评者，左派认为可以通过教育来补救。第二点是愚蠢，其批评者根本无法理解超群的智慧。唉，这点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第三是受贿，它的批评者可能很好地理解左派，但却要捍卫自己个人特权的地位。应对这些批评者的唯一途径是在政治上击败他们。

追寻左派一直以来的原则连续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更大平等的愿望是左派的地位和成员道德优越感的来源。虽然这种优越有利于保持激情，事实并不总是如此。第一个原因是，平等是一项进展中的工作。或许等到人们有足够平等的那么一天，将不再需要左派的人站出来说明正义平等的内容。在那时候，每个人都将是左派（具有左派的观点），这意味着平等社会的改善不再有很多阻力。但是，要说它一定会实现有点牵强附会。在实现的这个过程中，领导是必要的。左派在领导组织追随者上有绝对优势（更不用说他们的对手），他们不允许反对平等，因此应由左派负责领导。

然而，在更深的意义上说，左派自认为的追求更加平等的优势是有限的。因为要求其追随者削弱自身以达到平等有一定局限。缴纳更多的税，当然不是针对那些在全球定义下的贫困人口，也不是针对那些需要制度化护理的精神病患者。左派大多选择不去检查对平均主义的限制，也许相比较解除这些限制，在促进平等的进程中有很多可以并且需要做的事。

二、左派和民主党

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心照不宣的，左派接受对平均主义原则的限制，这一点现在成为了主要优势之一，这也是区分左派3.0和之前左派的第一要素。接受限制原则使得左派避免激进主义的诱惑。它使左派处在“系统”内。可见左派获得广大政治支持的野心不多也不少。“革命”已被取消，“系统就是解决方案。”民主党是左派3.0渴望的唯一合法代表。

毫无疑问，还有一些年老的自由激进分子仍然梦想清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然后重启建设。但左派历史上从来没有持有这么激进的想法。之前左派作为先锋，而现在自由激进分子是他们的宠物。

左派的暴行主要限于示威活动期间的混战，事实上，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把政治暴行归因于极端右翼分子。俄克拉何马城的炸弹凶手Timothy McVeigh，比任何“地下天气”残余分子（Weather Underground，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一个激进组织）留下的阴影都要大。左派3.0所要考虑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危险程度。

同时，现在那些容易转向激进的社会批判和前卫的政治判断的刊物，似乎很难区别于民主党的宣传板。60年代的“反文化”所反的就是现在这样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