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伍德：俄罗斯社会的再造

英刊《新左翼评论》2012年第3/4月号刊登了托尼•伍德(TonyWood)的文章《像坩锅一样崩溃－－俄罗斯社会的再造》，探讨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虽遭受了一系列危机但仍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历史之谜。文章认为，尽管苏联解体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混乱，但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都是苏联时期的延续，形成了新旧两种社会秩序共存的局面。不同于自由主义者的“转轨学”指责苏联遗产是造成今日俄罗斯资本主义畸形的观点，伍德认为，恰恰是旧结构的延续性确保了新结构的稳定性。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11年至2012年的冬天，俄罗斯出现了一个不可避免而又出人意料的矛盾情况。毫无疑问，这就是普京重返总统位置。官方称，在2012年3月的大选中，他获得64%的支持率，几乎超过排名第二的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50个百分点，在不需要新一轮投票的情况下以压倒性优势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然而，这次民主加冕前几个月一系列有规模的示威游行，却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后时期以来未曾见到过的。几十个城市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2011年12月议会选举的欺骗性结果以及反对普京即将再次就任总统。那么，一方面似乎可以确认统治精英不受阻碍地控制着政治体系;另一方面，种种迹象表明许多人越来越抵制这一体系。

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最近的这波抗议被视为俄罗斯新的“公民社会”觉醒的证据。从正统的沙文主义者到新自由主义者，从社会主义者到环保人士，从反腐败人士到无政府主义者，此次政治动员表现出惊人的意识形态的广度;参与者也从退休人员到青少年跨了几代人。但是，如西方媒体赞许的那样，示威游行队伍中最强烈和明显的部分是“成熟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期望与西方国家没什么不同。

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和未来可能的轨迹，下面我将对过去20年俄罗斯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进行初步勾勒。这个新的俄罗斯不是建立在一块白板之上，它出现于苏联的甲壳中，继承了苏联社会秩序的许多特性，并将其转换或夸大成新的形式。这个持续的俄罗斯社会再造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91年到1998年的卢布危机;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到2009年;第三个阶段从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波及俄罗斯开始。

精英的诞生

在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中，从上至下，一个明确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促使这一过程发生的主要机制是叶利钦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和美国顾问的指导下实施的私有化方案，这使得国有资产大量转移到私人手中。早在1987年，一个“隐性的”私有化过程就已经开始在苏联出现，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由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主导。但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私有财富的积累仍主要依赖于政治关系－－财富是国家临时给予的，而不是某种形式的可以确保超越任何个人生命的遗产。向资本主义过渡，给苏联精英提供了把权力转换成财富的机会，他们从而变成一个真正拥有财富的阶层。

如果没有国家的果断干预，精英阶层的出现和巩固是不可能的。叶利钦的资本主义改造计划最初是以选举出的议会通过的法案为基础的;但当立法机关变成阻力时，叶利钦为了打破僵局，于1993年10月派坦克上街，轰炸最高立法机关并使之屈服。两个月后，他强制推出一个超级总统制宪法，并通过一次存在大范围舞弊的全民公投而获得批准。宪法和民主准则对叶利钦政府而言显然是次要的考虑;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建立了一个私有财产所有者阶层。

这个计划的初始阶段是1992年12月至1994年6月的大规模私有化浪潮，其间雇用了2/3工业劳动力的约16500家企业通过“凭证拍卖”的方式被出售。名义上，多数企业将一半的股份转让给工人，但在实践中，工业董事的主导地位意味着，拍卖允许工厂经理在不失去对工厂控制的前提下将其私有化。在农业方面，供应和采购被私有化，但农场董事阻挠叶利钦将土地全面私有化的计划，因为这通常意味着将大型农场拆分为若干小农场。尽管所采取的措施不同，但农业改革的结果却与工业很相似:管理上的控制得到加强，变成事实上甚至法律上的土地产权。到1992年，零售部门的私有化也进展迅速，这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主;但私有化在住房方面进展较为缓慢，因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房屋拥有所有权。房屋私有化的步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工业的命运和地方政治的配置，这使得整个住房市场多年疲软。1992－1994年的私有化浪潮看似规模很大，但国家大量宝贵财产私有化的渠道对多数俄罗斯人而言可能是封闭的。

进一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发生在1994年到1997年;或许第二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加强对已经私有化的资产的争夺以及由国家官员在他们自己负责的领域成立民营企业。在区域一级，二线的工业团体同当地政府密切联系－－经常是一种裙带关系，开始联合形成企业集团。在国家层面，前几年出现的政治寡头伸长了他们的触角－－特别是通过1995年11－12月间臭名昭著的“债转股”交易，叶利钦政府操纵了下列几个石油和金属公司的股权拍卖:尤科斯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苏尔古特油气公司、诺里尔斯镍业公司、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公司。这些公司都被大人物以公司价值的一个零头收购;其中两个人在叶利钦1996年赢得连任后进入内阁，这表明政府也已经部分私有化了。

然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明显形成了一个拥有神话般极端财富的精英阶层，他们不仅拥有了苏联最有价值的工业基础部分，而且也掌握了银行、运输业、建筑业以及成长中的传媒帝国的资产。当我们把苏联解体后新形成的寡头阶层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时，可以发现苏联时代的政治和管理精英的延续性非常之强，寡头阶层中的多数都来自苏共。

离心机

随着新精英阶层的形成，大规模贫困化的过程也开始了－－

这犹如国家的人口正通过离心机被分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叶利钦的私有化方案是在经济灾难和社会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从1991年到1995年俄罗斯的GDP缩水了34%－－比美国大萧条时期下降的还多，而同一时期，实际平均工资下降了一半多，就业也明显下降，一些部门降幅达20%。90年代初，犯罪率和谋杀率增加了一倍，公共健康以惊人的速度恶化:例如，男性平均寿命在1991－1994年间减少了5年。1992年1月允许自由定价后，贫困率飙升，已接近苏联时期濒临崩溃的境地:当年劳工组织研究声称，高达85%的俄罗斯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贫困线以下。苏维埃供给制的废除增强了社会危机的深度。一些福利，如住房、儿童保育，继续通过工作场所提供，但中央政府实际上退出了社会福利、教育和医疗卫生系统，越来越把它们下放给地方一级提供;到90年代中期，85%的社会支出来自地方预算。其结果是，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从而在人们的社会经济分离过程中添加了一个显著的地理标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连同拥有资源或能进入出口市场的地区，能够承担起维持表面上的需求的社会供给。这些供给是萧条或贫困的工业地区以及边远的非俄裔地区所不能及的。

正是在这种社会危机和空间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巨大的收入不平等迅速出现。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8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是0.24;到1993年，这一数字是0.48。这些根据的是官方公布的收入数字，因此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现实。现有的社会职业群体间的工资差距拉大:到1994年，高层管理者的平均收入是城市技术工人的5倍之多，是农村非技术工人的10倍之多。这种社会职业戏剧性的差异不仅发生在不同职业之间，而且发生在同一职业内部。如果把经济部门的平均工资作为一个相对整体，1991－1994年间，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工人收入增长显著，而农业、教育、文化和重要的科学领域的收入都下降了。

这个“转变”过程也加剧了性别的失衡。部分原因是女性主导的部门和职业阶层受就业减少、实际工资下降和一连串工资拖欠影响最为严重。此外，尽管苏联时代妇女在党和工业管理的上层中的代表比例已不足，但现在这一比例从30%急剧减少到8%。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妇女大规模撤出劳动力市场:1991－1995年间，200万妇女失业，约占这个短暂时期劳动力“大军”的50%。虽然有人选择退休－－整体上看是不能自由选择的，但这恰好反映了经济机会和托儿服务的减少。此外，许多在家里承担主要家务的妇女，现在也被迫去做小生意并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领养老金的人可能是俄罗斯新贫困人口中最令人关注和最可怜的人。到1992年末，40%的人每月只能领到比维持生计水平所需费用的一半还少的养老金。除了上面提到的分化，人口按年龄大小也可分成几个部分，如老年一代就被该国新统治者给注销了。当听到第一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1997年春天说“与俄罗斯一起进入21世纪的只有年轻人”时，不免让人感到心寒。

俄罗斯劳工的平静一直是外国观察家们的不解之谜，瓦解他们集体生存的物质基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失业和工业的萎缩瓦解了旧的生产关系网。当然，苏联解体引发了世界历史迷失方向也是另一个关键因素:一个国家的解体在名义上代表着了工人利益受损并将会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自信产生严重打击。

另一个不太明显的答案，也可能在于劳动力融入苏联家长制的特殊模式，该模式有着以企业为中心的蜂窝结构。在动荡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工人和管理人员找到了维护企业的共同事业，从而维护了生产。工会组织在很大程多上获得了住房、幼托和其他福利的控制权，就像在苏联体制下一样继续运行，这起到了关键作用。多数工人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些福利，因此如果能保留他们在劳动集体中的位置，他们愿意接受减少工作时间或工资。与其解雇工人，许多工厂宁愿保留工人在册，哪怕是临时的或纯粹名义上的。其结果是，俄罗斯在90年代的失业率虽比之前高，却低于其他东欧国家:1995年俄罗斯的失业率是9%，相比之下，波兰是15%，立陶宛的是17%。

苏联共产主义的终结挫伤了工人阶级并使其分裂，而这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十分深刻。国家大量的知识和艺术精英是戈尔巴乔夫首轮改革的重要支持者，他们还把叶利钦的休克疗法－－包括1993年对议会的攻击－－当作通向“民主”和“文明”的必要步骤。冷战的结束，出于军事战略目的支撑起来的许多科研机构和项目蒸发了，各个领域的基本经费枯竭了，数以千计的学者和技术人员失业了，其他一些人在很少或没有资源的情况下继续工作。

从主客观双层意义上讲，1991年后的经济滑坡对文化阶层的影响尤为强烈，他们曾帮助一个农业帝国变成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拥有了核武库和太空项目，推进了天体物理学和控制论的研究，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却在废墟中原地踏步。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这一切表明，经过几代人建立起来的科技基础能以惊人的速度被侵蚀。尽管在新世纪之交经济回暖，但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损失似乎已被证明无法逆转。

稳定吗?

1998年的卢布危机是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绝不意味着停止制造不平等，但它的确把经济的重心从金融部门转向国家的资源开发部门和工业基础部门。卢布贬值1/4，使得俄国内生产获得强劲动力。90年代的进口飙升使农业无利可图，现在农业也开始有所复苏。2000年后石油价格急剧上升，这为危机过后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些有利的条件，包括许多普通俄罗斯人收入显著增加，为普京的新专制集权计划提供了持续的民意基础。经历了90年代的动荡，俄罗斯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期。这也许在2003年就预示着，2004年起的年度社会学会议要将“俄罗斯将向何处去?”的标题改为“俄罗斯已经走到了何处?”。

这个观点具有很大的真实性:2004年，俄罗斯的GDP终于超过1991年的水平，并且这时候该国在其他指标上也明显获得改善，如健康状况、犯罪率、预期寿命等等。不平等加剧的速度似乎也在下降:1996年基尼系数是0.48，1999年降到0.37，2002年降到0.36。然而，此后基尼系数又开始攀升，2007年达0.44。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数据仅涉及公布的收入，而不包含财产或资本收益，因此大大低估了真实的贫富差距。底层民众拥有的收入份额仍然有限:从1993年仅有的1.5%涨到1999年的2.4%，2002年达2.7个百分点后，2007年又回落至2.2个百分点。官方的贫困率有明显的下降，从2000年的29%降到2006年的15%;但即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