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罗斯：毛泽东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难以理解西方对文化政治的热烈辩论竟然会与毛泽东有关，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泽东主义就已经先出口到世界人们的心灵衣柜。"

摘要：在中国，人们对于毛泽东遗产的保存和记忆是带有选择性的，尤其是对"晚年的毛泽东"--他被官方定性为"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西方，我们记得毛的思想对冷战时期左派和1968年这一代人令人激动的冲击，但是我们很少理解其对1970年代以来文化政治格局的影响。70年代以来西方左右翼之间的文化斗争（Cultural Wars）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运动和事件。本文将通过考察历史的案例，尝试描绘毛泽东对教育改革、文化和社区的社会运动以及立法变迁的潜在影响。毛的教诲，如自我批评、青年造反、提高觉悟，在西方有着比中国更长久且深远的发展，目前仍在进行的一系列左派辩论，诸如提倡文化正义还是社会正义更为优先的问题，其实亦带有毛泽东思想的色彩。本文的结论是毛泽东思想的输出，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文化战争中，对于我们如何全面理解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变化有着重大贡献。

在中国大陆，每过10年，在伟大舵手诞辰纪念日都会爆发一阵毛泽东热。中国领导人举办纪念活动蕴酿出毛泽东热，然后又小心翼翼加以控制防范，以防其扩展太大而不可收拾。1993年，民众藉庆祝毛泽东百年诞辰大肆购买印有毛泽东肖像的消费品，包括打火机、钥匙圈，有些商品具有公开嘲讽的意味--毛的肖像充斥世俗的劣品市场，瓦解了其伟大人格对一般民众的魅力。权延赤写的畅销书，书名就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那些在毛时代长大的人们正面临令人迷惑的社会变迁，毛的百年诞辰则是他们表达对五十年代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的怀念的大好机会，重温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荣光（或对长辈而言，社会解放本身的艰辛过程），让人可以略过毛晚年热衷于纠正错误的运动这一棘手问题。

不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正确对待中国革命历史

尽管时间一晃已十来年，但如何认识晚年毛泽东仍是一个极富于争议的问题。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官方定性为主席的"错误"）的独立研究仍旧或多或少属于政治禁区。毫无疑问的是，这有助于让人们把眼光望向未来，把心思放在照耀中国前程、如气球般日益增大的GDP统计数字。但这一道禁令对于国民心理有很不利的影响。只要这个议题被视为禁忌，中国就不可能正确对待其革命历史，亦或是现代化。下乡知青（被送到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市民和红卫兵学生）用夸张的修辞语言要求讨回他们的青春--或要求从年龄中「扣除十岁」是一回事，而把整个十年从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删去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2003年冬，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纪念有了似乎更富于人情味的焦点。一大批传记与电视纪录片将毛泽东描绘为家中凡人或是内心充满挣扎的领袖（至少在官方看来，毛仅有七分正确，毛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七分功三分过，中国目前的统治者为了方便也依样画葫芦，把毛的功过三七开）；一首饶舌歌（rap songs）的作者试图把毛泽东的教诲传达给年轻人，在今天胡乱盲目消费文化氛围下，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因为这首歌提倡毛的「两要」，原意是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企业管理和商战教程，这充分体现了商业文化在中共党内的普遍影响，这套书吸取了毛在哲学，政治，军事策略上的著作思想，为如何管理商业项目，签订协约，调动员工积极性和扶持新公司献策献计。

另一方面，胡锦涛上台后，实行稍加重视人民利益的政策，普遍认为当前领导阶层之所以热衷于纪念毛泽东的诞辰，是胡锦涛有意藉此更加显示他有别于前任的主席江泽民。一些没有变节的毛主义者则趁此大好时机要求将毛泽东诞辰定为国家纪念日。他们所建立的"毛泽东旗帜"网站（www.maoflag.net）吸引了众多的人流，公开宣称"高高举起毛泽东这面伟大旗帜，为建设一个真正独立、安全、统一、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尽自己一份力量"。我休假到中国待的一年期间，平常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的信息，这次却在网络上突然爆发出如此超乎常态的热烈关注。

2003年12月末，我受邀在武汉召开的毛泽东纪念会上演讲。武汉是毛73岁时畅游长江之地，毛在这里有一处居所。当时，我对于中国年轻一代对文革的了解之少而感到震动，当然，我对此并不觉得非常吃惊。听众中有些是来自武汉地区高校的研究生，当我问及武汉720事件（这次造反派与当权派的冲突对文化大革命的走向起了重大影响）的时候，他们坦承对于此事毫无所知。毫无疑问，官方阻拦人民对于那骚动年代的记忆应对青年人的知识缺口负大部分责任，但中国当前的政治与社会气氛亦无助于历史记忆的复原和充实。

"毛泽东思想"为何在文革后仍深深影响西方学术文化界？

今日，民众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政策与文革领袖们斥为"经济主义"的物质欲望和需求密切相关。这个官方名为"小康社会"的目标之能广被接受，靠的是社会主义不必等同于匮乏与贫穷的想法，这种想法与当年激励学生成立红卫兵把地方党干部赶下台和效法他们的工人造反组织的政治精神，有天壤之别。由经济主义驱动的社会与由政治挂帅的社会，其间的差异可概括在邓小平于1978年给中国人民提出的"新政"：你可以有经济自由，但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则免谈。今天政府最热衷的工作便是定期发布外国直接投资或是贸易数额的增长，这就使毛泽东下令造反的浪漫诗情不能不激发一些青年人的心灵。

青年人激发的热情将把中国未来导向何方？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统治者花了很大力气尽量削弱学生与工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现有的统治格局具有潜在的威胁。我也不想效西方的左翼东方主义者们（Orientalists）之所为，令人厌烦地为浪漫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消逝而感伤不已。相反，我将集中讨论毛泽东思想的输出，特别是毛思想对西方社会思潮与教育的影响。因为"毛主义"一辞包含了至少跨越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政策与倾向--延安时代的具有钢铁般纪律的共产党先锋队；国家社会主义的英雄时代；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在此我不能一一阐述每一时期毛对西方的影响，我将着重讨论毛泽东的思想创新对广义的文化政治的影响。

尽管"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仍是大学必修课程，但大部分毛所提倡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今天的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今天中国的发展方向，与50-60年代毛主义鼎盛时期所坚持的共产主义信仰、独立自主发展经济、蔑视市场力量截然相反。在西方,我们亦鲜少知道毛思想对于我们政治文化的影响。

十多年前，在我经手主编的一套丛书中，一位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华裔影视学者周蕾（Rey Chow）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批评观点。她指出，在全世界，文革至今只有在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界中生机勃勃。文革中周蕾女士在香港长大，曾亲眼见到尸体不时从中国内陆飘浮至珠江口，她很难以理解在美国学院批评家中竟然存在文革红卫兵式的思想习惯和方式。这些包括对一切西方事物未经思考即反射式的怀疑，道德指控的本能，以及坚信唯有受害者才能说真话。（注一）我仔细思考了这些问题，觉得周蕾的批评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未见得是因为她所引用的那些理由。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西方人文学术界受到欢迎，原因并不只是因为西方学者对于文革真实面貌的无知。下面我将说明原因。

没有人会否认西方当年所接触到的毛泽东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现的。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毛主义与中国所经验到的不断变化的毛主义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农村集体化运动、大跃进与文革方面。因此，了解接受毛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时比了解其主义体系本身的说服力和逻辑性更来得重要。在1950～1960年代的西方社会，颇不乏理由认为，只要驾御得法，这阵东风可成为一股扫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腐败的伟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赋予新中国的活力仅仅是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反面。在这一概念的想象中，一个死气沉沉、生产力低下的"亚细亚社会"从俄罗斯东岸一直延伸到阿拉伯海的封建体制。现有的历史研究证据表明，一直到19世纪，中国繁荣昌盛，城市化和技术水平都很高，这很难不让人下结论说，所谓静止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富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Eurocentric）、最可笑的一个。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长年昏睡不醒，西方的中国专家则认为，中国经毛泽东"唤醒"后，生机勃发，无可限量，两者所见截然不同，其实只是同一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 思维相反的表述方式而已。

尽管如此，要不是在1960年代末的文革进程中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反复循环地发生造反和镇压的派系斗争，让西方那些真想追随毛泽东路线的人摸不清实际情况，毛独特新颖的思想对他们的吸引力，本应该快速退潮了。

把毛的吸引力浓缩于年轻一代人所喜闻乐见的媒体意象中则要相对容易得多。在贝托鲁其（Bertolucci）〈译按：意大利著名导演，有《末代皇帝》等作品 〉最近导演了一部 《梦想者》（The Dreamers），用苦中带乐的方式赞颂1968年5月的反叛运动，电影里的一位主角说毛泽东是一个把中国当作大舞台来上演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的天才导演。哇！导演让我们自己来判断这部电影究竟是他对这位主角的天真幼稚所发的严峻评论，还是反映1968年西方社会氛围的令人亢奋的样本。

不论如何，贝托鲁奇的回顾反思情绪在今日相当普遍。今天大家通常认为，西方青年对毛泽东、格瓦拉以及胡志明之类的第三世界领袖偶像的着迷只是一时的喜好罢了，与第一代崇拜摇滚明星的人同调。那么，在毛泽东热的最高潮过去了30年之后，像周蕾所说的毛泽东的精神仍主导西方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的心理，这又究竟为何呢？这难道仅仅是塞义德（Edward Said）所称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芽成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在另一个新环境中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的另一个例子吗？或者，我们能从过去几十年来对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认知中，学到一些更经久的教训？

"毛泽东思想"影响西方人文学术界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背景。1960年代初，毛泽东与莫斯科决裂，大略反映了他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受到赞扬，认为这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从斯大林体制死气沉沉的官僚统治中拯救出来的大好机会；毛泽东爱走基层民众路线，热衷发动民众继续革命，亦被视为明显不同于苏联依赖由科技精英指导的都市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说"我是中国土产的哲学家，你们都是外国哲学家"，尤其对莫斯科妄自尊大自以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上的各方面都是权威，更会这么说。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深获西方那些反对其自身社会由好战的的专家官僚严密管控的人们欢迎，同时，毛强调自力更生，力主区域平衡发展，提倡来自农民生活中的"有机专家（organic experts）"，这与当时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不仅摆脱旧有的殖民霸权，也要破除冷战架构下美苏主控的体制正相合拍。毛主义对第三世界左派的影响最为持久，但是，对西方工业社会那些正寻找取代冷战的生死斗争的异议者，中国社会主义的另类发展模式与他们自己另择发展道路的追求不谋而合。

在西方，毛泽东反苏联的形象日益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他终身信奉矛盾。外国人以为毛想固守田园式的社会，其实不然，他从未停止鼓励发展斯达汉诺夫式（Stakhanovite）生产力与快速工业化（他疾呼："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他也从未忽视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但却同时力促其他内陆地区的城市化以共享发展的利益；他虔信农村大众的革命潜能，同时又坚持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央集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他偏离自身信念与党的官僚体制对抗而激发文化大革命之时，树立了在异国的偶像地位。

逸离苏联的经济模式使毛泽东赢得外国人士的赞美，几年后他转而关注文化则真正点亮了全世界的灯塔。1949年中国战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1950年代将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结构。但毛坚持认为经济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旧体制的思想残余仍存在社会的许多部门--被剥夺的地主、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