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萍：幸运的阿尔蒙德和政治学的幸运

在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很少有人能够和整个学科的发展历史、学科理论与研究范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自己（或与合作者一起）开创的概念、理论以及研究范式影响和界定不同时期的研究，并因应不同时期的理论与现实要求而为学科研究重新定向。加里布埃尔・A. 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因其令人羡慕的长寿、丰富的阅历、旺盛的创造力和深切的学科使命感，而成为这样一位与学科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学科发展作出开创性贡献的人物。

阿尔蒙德的幸运：“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

长寿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幸运，而阿尔蒙德的幸运不仅如此，还在于其学术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和学科发展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被看作阿尔蒙德始于大学时期的一种幸运模式，并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命。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阿尔蒙德幸运地浸淫于芝加哥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特别是有着心理分析传统和跨学科研究传统的学术思考氛围中，在后期则是其本人成为了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标志性人物，通过由其开创的理论范式与研究路径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带来了幸运。

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政治学研究中的一场学科变革正在芝加哥大学酝酿和发酵，并成为二十多年后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前奏。其时，由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掌舵的政治学系已经成为政治学领域倡导行为取向和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创新中心，而这一学术导向更在二十多年后发展为席卷整个学科的一场行为主义革命。阿尔蒙德正是在这个时候（1928年）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长达10年的学习和研究，这也是他学术生涯的开端，以及他所说的一连串幸运的开始――“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

这一时期的芝加哥大学群星闪耀。阿尔蒙德的老师中有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和米德（G. H. Mead）等学术名宿，而后来在不同领域多有创见并享誉学术界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和凯伊（V. O. Key）则是他的研究生同学。在这里，他初次领略了跨学科探索带给政治学的新鲜感和动力，也参与了对其学术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些研究。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是与拉斯韦尔合作并发表在1934年《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当事人对公共救济官员挑衅行为的结构分析》，其后的博士学位论文对纽约城市精英的研究更是一次作为参与式观察者的重要研究经验。1938年，阿尔蒙德顺利通过论文答辩，但博士学位论文却在60年后的1998年才得以出版（Plutocracy and Politics in New York City， 1998）。其中的主要原因是，1944年他在原来论文的基础上增加了有关富人政治态度分析的若干章节，梅里亚姆教授担心相关内容会冒犯这些纽约富人，进而影响他们对芝加哥大学的捐助，因而拒绝推荐出版。在这种意义上，阿尔蒙德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和研究似乎缺少一个完美的结局。阿尔蒙德对这件事情的感伤或许正透露出他的学术抱负：“我只不过是想要做一个政治心理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强调行为取向和跨学科研究的芝加哥大学学术风尚，是芝加哥大学文化的重要内涵，也影响着阿尔蒙德此后的学术研究。

经历了在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短暂的逗留后，阿尔蒙德于1941年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在战时的美国，政府部门成为汇聚了众多知识精英的所在，出身芝加哥大学的许多学者荟萃于此。在拉斯韦尔的引荐下，阿尔蒙德在隶属于事实与数字办公室（即后来的战争情报办公室）的情报局得到了一份工作，并领导着一个负责收集有关德国、意大利和被占领欧洲的情报的部门。此时的阿尔蒙德又幸运地“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从了解德国开始，他逐渐获得了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了解，开始将自己看作一个欧洲专家和比较研究者了。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经历还使他接触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社会调查方法，从而为后来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阿尔蒙德本人将这段特殊的经历称为“一种博士后训练”。

战后重回学术界又一次使阿尔蒙德“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但这一次不仅是他本人的幸运，他的回归还为政治学学科带来了幸运。1946年，他任教于耶鲁大学并成为那里颇具跨学科研究色彩的国际研究所的一员，又一次将自己置于一个充满跨学科激励的学术氛围中。1950年，他出版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美国人与外交政策》（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ies）确立了其行为主义政治学重要实践者的地位。他尝试从民意的摇摆变化来解释外交政策，既受当时流行的从心理学角度诠释政治的学术时尚的影响，又提出了诸如“情绪”（mood）之类的概念，以避免使用含糊的“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概念。在他看来，普通民众（主要是社会下层民众）情绪摇摆的消极作用可由精英中的“专注的公众”（attentive public）所抵消。于是，“专注的公众”也成为讨论有关民意与公共政策间关系的一个新奇概念。

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处于急剧变迁的过程中，社会科学领域也在集聚能量、酝酿新的变革。此时的阿尔蒙德恰逢其时地参与并领导了这一变革，特别是政治学领域的变革。1953年秋天，他接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邀请组织一个旨在将行为主义方法引入比较政治学的新的委员会，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由此应运而生。他所领导的这个新的学术机构在致力于将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方法和见解引入比较政治学的同时，还努力将传统上主要集中于西方国家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围扩展至非西方世界，特别是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的新国家。其后短短数年，由他领导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就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地区取向的研究无法取得符合科学标准的知识积累的问题也很快凸显出来。阿尔蒙德意识到促进美国政治学研究取得突破的、对利益集团作用和民意以及选举行为的关注和研究，似乎对比较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并无太大帮助，而比较政治学研究特别是对新国家的比较研究需要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早期社会学家对欧洲工业革命起步阶段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社会学领域的“系统分析”，赋予阿尔蒙德重要的学术灵感和启迪。他创造并提出了对整个政治体系进行分析的富有启发性的理论，也开创了政治学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崭新时代。

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比较政治体系》（“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中，阿尔蒙德尝试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若干概念对主要的政治体系进行简单分类并作了相应的类型分析。这篇论文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但充满了对结构和相关功能所作的分析，今天为人们熟知的政治文化的概念也被提出和使用。随着1960年他与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共同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的出版，作为不同地区比较研究重要基础的结构―功能主义也逐渐成形，并成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进入一个全新时期的开始――至少是终结了以形式―制度主义作为主导研究范式的时期。在接下来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比较政治学基本上是由阿尔蒙德以及他所开创的研究路径所界定的。

此刻，阿尔蒙德的幸运仍在持续。

结构―功能主义与制度分析

将政治系统作为比较分析的宏观单位并非始于阿尔蒙德。在阿尔蒙德之前，著名的系统哲学家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就已经完成了许多基础工作。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研究则更进一步促进了系统理论与方法的流行。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分析既有与戴维・伊斯顿同样的产生基础，还受到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以及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影响。他以政治系统作为基础，提出一整套与结构和功能相关的观念，并使自己的理论表述脱离了庞大的理论方向，而专门注重于中观层次的问题。譬如，不集中研究体制组织或集团等概念，而是转向了角色和结构，并引入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从而通过阐发一整套结构和功能，革新了比较政治的各种概念。

1966年与小鲍威尔合作的《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是对阿尔蒙德早期系统理论的提炼和完善，并对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系统分析作了最广泛、最具示范意义的表述。在这本被广泛引用的著作中，阿尔蒙德对先前提出的系统输入、输出等功能分类进行了修正，特别是修正了被认为仅反映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功能类型，并力图使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可以对政治发展作出动态的解释。

阿尔蒙德所发展的结构―功能主义，是他所领导的政治发展研究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基础，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之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一部分。这一方法的理论目标，即发展一种系统理论，让比较研究者看到了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得到解释的希望和可能性。于是，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发展或政治发展的缺失成为越来越多的结构―功能主义者的主要关切，关于这一主题的出版物也大量出现。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九卷本的政治发展研究丛书，就是比较政治研究委员会在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一个研究项目。

但是，作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主要奠基人，阿尔蒙德所面对的质疑仍不绝于耳，这些质疑常常使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有时还被不无轻蔑地称为“阿尔蒙德主义”（Almondism）的方法或理论，必须直面系统论和系统方法所批评的国家研究和制度研究。参与《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的写作者中就有人在后来修正或放弃了这一方法，甚至称自己的这种做法是“在宿醉之后的清醒”。有学者在评论1966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学》一书时提出，阿尔蒙德主义所面对的问题是，它将政治系统与社会合法强制力的运用联系或等同起来，不仅导致分析与现实之间边界的混淆，还与其声称要反对的制度主义相去不远。

其实，阿尔蒙德本人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弱点有着清楚的认识，也并不排斥其他理论和方法。相对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形式―制度主义的静态分析，结构―功能主义更关注政治的动态过程。即便如此，他认为结构―功能主义适用于处于均衡状态的系统，一旦分析处于变迁中的政治系统，并对变迁发生的原因和过程进行解释时，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简单运用就有些捉襟见肘了。于是，后来出版的《危机、抉择与变迁》（Crisis， Choice， and Change， 1973）一书，就综合运用了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和与之竞争的现代化理论、领导者分析路径和理性选择等理论或方法，并努力将这些不同理论和方法综合成为一种具有同质性的理论。

阿尔蒙德对于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及其运用一直抱持开放而灵活的态度，更不主张对其理论和方法的僵化运用。在阿尔蒙德看来，结构―功能主义对于比较政治学的意义在于，它是某种常识性概念词汇，已经被同化和吸收――要研究一个新国家，就先要理解其基本结构和过程。因此，利益表达、利益聚合等概念非常重要。

对阿尔蒙德而言，政治太重要也太复杂，任何特定的理论和路径都不能单独对复杂的政治问题作出充分的解释。即使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以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更新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但国家以及与国家相关的制度研究始终是其理解政治的重要维度。2002年，阿尔蒙德在辞世前几个月接受年轻学者的一次访谈时，谈及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学科成就和未来发展，认为学科整体进展巨大且表现出强大的创造力，其中延续了源于希腊宪政理论伟大传统的民主化研究更是令人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