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民主选举与社会分裂――东亚民主转型国家与地区的政治与政局

内容提要：东亚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社会分裂与其实行的民主制度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民族国家意识淡泊及选举文化有欠成熟的情况下，参与选举的政治势力和社会群体倾向于将投票及相关活动视为扩大自身利益和削弱对方力量的机会，导致不同政治势力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超出可控范围。

关 键 词：东亚 民主选举 社会分裂

引言

２０世纪末，菲律宾、韩国、台湾地区、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因相继实现“由非民主体制过渡到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即实施了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而成为 “民主化第三波”的典范，深得塞缪尔•亨廷顿等西方政治学家的青睐。如今，事态的发展偏离了多数政治学家的预期，民主转型非但没有给上述国家和地区带来秩序、稳定与和谐，反而带来社会分裂、对抗与政治动荡。菲律宾的 “人民力量革命”，泰国红衫军与黄衫军之间的流血冲突，韩国地域之间的分歧，中国台湾地区 “蓝营”与 “绿营”之间的争斗，印尼频频发生的种族宗教纷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例。揭示东亚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的民主选举与社会分裂之间的联系，探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重新审视东亚政治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按照熊彼特 （Ｊ．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的定义，衡量某一政治体制是否民主的主要标准是看其中有影响的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通过民主转型，前述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实行了竞争性选举制度，并普遍采取了一些保证和维护选举公平性的措施。韩国第十四届国会于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６日制定并颁布了统一的 《公职选举及选举不正当防止法》，以保证和维护选举的公正性与选民的自由意志，消除选举不公正及选举过程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印尼、菲律宾、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成立了中央选举委员会，并注重建立公平和公开的选举程序，逐渐完善选举制度。印尼、泰国和菲律宾还主动邀请国际机构和国际、国内的非政府组织观察和监督选举过程。

东亚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因民主选举引发的社会分裂不同于国家分裂。国家分裂是现存国家的一部分人口不顾其所属国家的反对，将其居住的领土从现属国家脱离，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实体或并入其他国家的过程。社会分裂主要表现为在一国或一地区内的社会成员在社会认同方面产生紧张和冲突。社会认同是个人拥有关于其所从属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身份所伴随而来在情感上与价值观上的重要性知识。在东亚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由民主选举及相关活动引致的社会分裂，主要表现为一些群体成员将对本群体的社会认同提升到与其他群体不能相容的地步，并以某种方式付诸行动，危及社会稳定。

在二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多数民主模式运用到“多元社会”的局限性。利普哈特 （ＡｒｅｎｄＬｉｊｐｈａｒｔ）和斯特奈 （Ｓｔｅｉｎｅｒ）都坚持这样的观点：“社会同质性与政治共识，始终被视为稳定的民主政体的先决条件，或是最有利于民主政体的因素。与此相对，多元社会深刻的社会分歧与政治歧异，则是导致民主政体不稳定甚至瓦解的主要原因。”所谓多元社会，是指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沿着民族、宗教、意识形态、语言、地域、文化等因素而分裂。多数民主模式下的选举制度使多元社会各区块陷入 “零和博弈”的竞争之中，从而严重影响政治稳定。

“民主化浪潮第三波”发生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观察到引进民主制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赖利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Ｒｅｉｌｌｙ）指出：虽然第三波后，世界 “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了三倍，但同时世界也在经历更多的国内暴力冲突。民主化和国内冲突成为当代世界政治变革的两个重要现象”。伍德沃德 （Ｄ．Ｗｏｏｄｗａｒｄ）认为，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导致一些国家的政治分裂和冲突的加剧。阿克 （ＣｌａｕｄｅＡｋｅ）在论述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为什么发生这一主题时也认同：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是暴力冲突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主空间的开放刺激了许多群体的离心倾向，民主政体过度承载民众的需求，以致引发暴力冲突甚至政体的崩溃。民主化会促使权力进行再分配，必然会引发既有权力者的抵制。赖利的一项研究表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民族分裂极其严重，在于它引进了民主选举的竞争制度后，产生了一个高度功能失调的民主。因为这种竞选机制会引发群体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而这些群体争夺权力的目的是为其所属群体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竞选过程中必然会引发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斯图尔德和撒里瓦 （Ｆｒａｎ－ｃｅｓＳｔｅｗａｒｔａｎｄＭｅｇｈａｎ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对乌干达、肯尼亚和斯里兰卡三个国家的研究表明，民主机制并不能够阻止冲突，反而会触发社会分裂。２００１年８月由非洲国家主导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尼日利亚在１９９９年进入民主时代后，社会冲突的剧烈程度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

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伴随民主转型所产生的政治冲突问题，并试图从权威合法性丧失、选举制度缺失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解释。

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限，也由于东亚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由民主选举导致社会分裂这一现象仅在近年来才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普遍发生，因此，迄今为止，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亚，对这一现象的专门研究依旧十分罕见。

社会分裂的类型及其与民主选举的关联性

按照社会认同层次的不同，社会分裂可划分为家族分裂、种族宗教分裂、地域分裂和阶级分裂等多种类型。东亚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分裂比较复杂，除韩国的地域分裂和台湾地区变相的地域分裂的表现形式相对单一之外，其他国家的社会分裂都明显具有多种类型交织的复合特征，如菲律宾的社会分裂是家族分裂和阶级分裂的混合，泰国的社会分裂是地域分裂和阶级分裂的结合，印尼的社会分裂是地域分裂和种族宗教分裂的复合，等等。

从１９８６年到２００５年，菲律宾共发生四次 “人民力量革命”，十几万、几十万人屡屡上街，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并经常伴随流血和暴力冲突。这些“革命”的爆发多与民主选举有关。１９８３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起因在于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的父亲贝尼格诺•阿基诺在回国参加选举途中被人暗杀。１９８６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因在选举中存在严重的舞弊行为，导致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阿基诺夫人继承丈夫遗志，发动第一次 “人民力量革命”。２００５年６月，媒体曝出阿罗约选举舞弊丑闻，引发第四次 “人民力量革命”。

隐藏在 “人民力量革命”背后的，是菲律宾政治家族之间的较量。１９８６年，菲律宾的第一次 “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了马科斯的独裁统治，恢复了民主制度。但是学者们认为，和１９７２年马科斯宣布军管之前一样，当时菲律宾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寡头民主 （ｏｌｉｇ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或大地主民主（ｃａｃｉｑｕ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人民力量革命”名义上反对独裁，反对贪腐无能和不知廉耻的、不讲道德的腐败政权，但矛头直指某些政治家族，斗争本身则受到另外的政治家族势力介入甚至操纵。第一次 “人民力量革命”是以阿基诺夫人为核心的精英同以马科斯为首的精英之间的对垒。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人民力量革命”中，支持平民总统埃斯特拉达的是洛佩斯家族；而他的反对者阿罗约副总统的身后则有阿亚拉家族的支持。

在菲律宾的地方选举中，政治家族间的争斗更为血腥。很多家族在地方拥有雄厚和长久的影响力，长期把持着当地的政权，甚至父子相传。阿尔曼多•古斯蒂洛统治内格罗斯省北部超过２０年，这个城市被菲律宾人称为“他的地盘”。古斯蒂洛宣称： “从我父亲的时代到我，我们总是赢得选举……人们知道我，愿意追随我，而且追随我的人越来越多。”选举过程往往表现为颠覆现有力量格局和维持现有力量格局的较量，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在所难免。故此，菲律宾的地方选举被称为 “３Ｇ”选举，即依靠枪 （Ｇｕｎ）、暴徒 （Ｇｏｏｎ）和黄金 （Ｇｏｌｄ）来进行的选举。

从２００６年起，泰国政局持续陷入 “反他信”与 “挺他信”的斗争危机。从反对党抵制选举，到军事政变，再到街头暴动，泰国政治冲突的暴力性不断上升。２０１０年３月，民主党政府动用军警镇压 “红衫军”运动，导致８８人死亡，近２０００人受伤，成为１９９２年 “五月流血”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流血事件。在红衫军暴动事件平息之后，泰国总理阿披实不得不承认泰国是个分裂的国家。

泰国城乡之间的社会分裂与民主选举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他信在２００１年执政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政策工具推行惠农政策，在２００５年大选中获得农民群体的支持，连任总理。在当年９月他信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后，其追随者沙玛•顺和颂猜依旧在２００８年先后举行的两次选举中获胜。但由于他信一派为了选举胜利而采取的政策触动了农民和城市贫民以外的其他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从２００６年２月初起，反他信的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ＮＧＯ“人民民主联盟”（简称民盟，即黄衫军）和支持他信的、以农民群体为主体的红衫军之间轮番在曼谷街头示威游行。黄衫军与亲他信的政府之间，红衫军与反他信的政府之间，以及黄衫军和红衫军之间多次发生对抗和流血冲突。围绕民主选举，代表农村和城市贫民的 “红衫军”与支持民主党的将军、王室顾问、城市中产阶级和富人构成的传统精英阶层之间持续的对抗，表明泰国的动荡已经从政治领域蔓延到社会领域；包括农民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卷入了政治冲突和社会分裂的漩涡。

１９８７年韩国民主转型后，在总统选举中出现了严重的地域分裂倾向，其突出表现是 “不同地区的选民在政治选举中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往往简单地、执著地、甚至是盲目地支持出身于或来源于以本地区为根据地的政党的候选人，而敌视或者对出身于其他地区的候选人不屑一顾”。岭南的 “ＰＫ”地区 （包括庆尚南道、釜山和蔚山等地）是长期以来为韩国民主而奋斗的金泳三的家乡，是他的权力根据地。在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进行较量的年代，这里与湖南地区 （包括全罗南北道、光州等地）属于同一个民主阵营，但是在１９９２年的总统选举前，朝野三党合并又使该地区与岭南的 “ＴＫ” （包括庆尚北道和大邱地区）地区联合，共同对抗湖南地区。湖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多年来一直落后于岭南地区，在政治权力资源的分配方面也受到一定的制约，因而湖南地区的选民一直是旧的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反抗力量。金大中出生于湖南地区的光州，是反抗威权统治的民主斗士，受到湖南地区选民坚定不移的支持。忠清地区是金钟泌的家乡，也是他的政治支持力量的主要来源。在其后的多次选举中，这种地域之间的裂痕一直未能得到修补。在动荡的韩国政坛中，“三金”（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为实现近现代化和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但也留下了地区主义、老板政治及金权政治等弊端。 “三金政治”的功与过已经成为历史，但国内政治格局至今仍未摆脱 “三金”形成的地区主义。

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分裂是一种特殊的、双重的 “地域分裂”。１９８７年国民党当局解除 “戒严”，实行民主转型之后，民进党 （绿营）等台独势力在民主选举过程中刻意将 “土著”和 “外省”，“台湾”和 “大陆”这种地域认同加以对立，将民进党等同于 “土著”和 “台湾”，将国民党 （蓝营）等同于 “外省”和 “大陆”，用 “我是台湾人／你不是台湾人”来撕裂台湾社会。民进党的票仓主要在台南，而国民党的票仓主要在台北，因此，“蓝绿”之间在选举中的对峙又掺杂了台湾地区南北之间的地域分裂因素。

１９９８年５月，第七次蝉联印尼总统的苏哈托被民主化浪潮推翻，印尼自此开启民主化进程，人民开始拥有言论、集会、游行等权利，并在１９９９年６月进行大选。自实行民主选举制度至今十多年的时间里，印尼在爪哇以外的其他岛屿不断发生种族宗教冲突。１９９９年圣诞节期间，安汶发生严重的宗教冲突，一周的暴力冲突导致６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官方统计显示，自１９９９年圣诞节到２０００年１月上旬，马鲁古群岛已有７００多人死于宗教冲突。民主选举是引发这些种族宗教冲突的一个因素。安汶主教理事会主席曼达基主教公开指出：安汶事件与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有关，它涉及到总统候选人的利益。他说，制造不安和恐怖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