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戴蒙德：民主因何而退潮？

提 要： 2008 年经济危机的冲击并没有导致具有决定性的民主崩溃“回潮”。拉里•戴蒙德认为，决定新兴脆弱的民主命运的并不是经济衰退的影响，而是国内治理不善、腐败和滥用权力猖獗，以及极端的不平等等政治因素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戴蒙德强调，即使世界经济从当前的衰退中迅速恢复并充满活力，如果不提高治理质量和遏制权力滥用，那么更多的民主仍将趋于崩溃。

关键词：民主 经济衰退 政治影响 民主问责

经验民主理论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经济上的困难时期同样意味着民主的困难时期，尤其是对那些新生的脆弱的民主来说更是如此。如同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 20 世纪60 年代的经典之作《政治人 》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个民主政权缺乏内在的合法性时，它的生存依系于不稳定的有效绩能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危机的意外发生，合法性脆弱的民主可能会得过且过一段时间，但是一旦它丧失了有效性，民主的崩溃就随之而来； 就像 20 世纪 30 年代，澳大利亚、德国和西班牙不稳定的民主政府，在大萧条的打击之下所表现的那样。事实上，19 世纪 20、30 年代的经济紊乱吞噬了很多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民主国家，尽管全球民主化的第一波回潮可以更早地追溯到 1922 年，由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分子的“向罗马进军”。

20 世纪下半叶 ，经济表现与政权的存活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尤其是对民主政权来说。在分析了涵括自 1950 年至 1990年的数据的基础上，亚当•普热沃斯基和他的同事发现，当民主政权面临收入上的下降时，其消亡的概率是它们在增长时的 3倍。他们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发现经济表现的冲击力变得更为显著： 当收入在 3 年或更多连续的年份中保持增长时，民主消亡的几率为 1 /135； 而当收入在连续的 2 年内下降时，民主消亡的概率为 1 /13。普热沃斯基及其同事的分析，证实了超过 2 /3 的民主失败发生之前都经历了一年或两年的收入下降。因此，“民主政权的消亡遵循一个清晰的模式： 它们更可能发生于一个国家经历经济危机之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伴随着一场经济危机。”

然而，现阶段的世界历史挑战了这些模式。从各方面考虑，始于 2008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然而，到目前为止，它看起来似乎对民主的生存影响甚微，原因有三： 首先，在经济上受经济危机打击的重灾区绝大部分是富裕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或欧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正如普热沃斯基和他的同事所表明的，民主从来没有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崩溃，因为在经历数十年的成功运作之后，民主已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制度化。最近已获准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后共产主义的民主国家( 这意味着抛弃民主将以巨大的经济成本为代价) 现在似乎也得到了巩固； 其次，在那些新兴的和脆弱的民主国家( 包括上中等收入的东欧国家和欠发展地区) ，经济动荡的影响导致了民选政府的垮台而不是民主的崩溃； 第三，民主的崩溃在受全球经济衰退的打击之前即已经发生，其原因可归咎于国内治理不善，而非不利的国际环境。事实上，数量惊人的实例显示，当民主崩溃发生时，经济增长的总速却依然相当强劲。

但是，接下来的分析不应该被理解为是在暗示经济情况与脆弱的民主政权的命运没有关联。相反，最近十年的数据表明经济情况确实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新生的低收入的民主国家。但是在治理不善，尤其是腐败和滥用权力十分猖獗，以及存在极端和强化的不平等的情况下，作为整体的经济发展可能与民主没有多大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民主的生存依赖于被统治者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认，而治理不善削弱了这种支持，致使处于危险的民主很容易就走向毁灭。调查数据和客观趋势都显示，短期内在决定新兴的脆弱的民主的命运方面，政治因素可能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因此，即使世界经济从当前的衰退中迅速恢复并充满活力，如果不提高治理质量和遏制滥用权力，那么更多的民主仍将会趋于失败。

全球的( 政治) 民主衰退

始于 1974 年的全球民主扩张的“第三波”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的持久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并在 1960 年代早期遭遇困境的相对较短的“第二波”不同，第三波尚未遇到具有决定性的民主崩溃“回潮”。然而，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曾经指出的，世界范围内存在令人担忧的民主回潮迹象。首先，全球的民主国家的数目呈现平稳状态，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全球大约有 120 个民主国家，但是，在此之后并没有多大改善。根据自由之家的数据，在 2009 年初选举的民主国家有 119 个，而 2010 年初则下降为 116个。自 1995 年以来，可以被称为选举的民主国家的百分比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波动，约占全球所有独立国家的 60% ～ 63% 左右。

其次，伴随着漫长的第三波，全球民主崩溃的发生案例一直在增加。如果我们不仅仅考虑喧嚣的民主失败――无论是军事的或行政的政变，也考虑到民主过程的增量退化最终将一个政权拖离民主选举的门槛之外，那么，根据我的计算( 与自由之家非常接近) ，第三波浪潮中存在的民主国家中的 1 /5 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比普遍认同的百分比显著较高。更重要的是，这一百分比与数年前的情况相比也有显著地增加，这是因为民主失败的案例在不断增加。实际上，持续了 35 年的第三波浪潮中的 30 个民主逆转中 3 /5 发生于过去的 10 年内外( 自 1999 年 10 月巴基斯坦政变开始) ，8 个民主国家崩溃于 2007 ～2009 年的 3 年里 ( 参阅表 1 ) 。 当然，我还没有将其视为一次民主的回潮，但是非民主的转型数量已经开始超过走向民主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民主崩溃发生在一些幅员辽阔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如石油出口国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以及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等。

第三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根据自由之家的计算，全球的自由程度现在也处于下降之中，并且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在 1995 年之后的很多年中，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 根据自由之家每年的测量数据) 水平不断扩大，甚至选举的民主国家的数目也稳定了下来。在除了 1996 年和 2005 年外的每一年中，改善自由得分的国家数量( 无论是政治权利、公民自由还是两者兼顾) 通常是大幅度地领先自由下降的国家数量。然而，在 2006 ～2008 年间，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个三年，自由下降的国家数量超过了自由增进的国家数量，并且这一格局在 2009 年继续得到了维持。2007 年，自由下降的国家数量是自由增进的国家数量的 4 倍左右，在 2008 年和2009 年，自由下降的国家与自由增进的国家之间的比率为 2．5∶ 1。

当然，第二个和第三个趋势是相关的。显然，失去民主之后自由水平也随之下降。此外，自 1999 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崩溃之后都成为不自由的国家，而且其中一些变得越来越不自由。最重要的是，这些民主国家都治理不善，它们在依法治理、国家行政管理和反腐斗争的有效性方面的表现远逊于其他民主国家所创造的纪录。

换句话说，我们所看到的是糟糕的治理与民主的脆弱性之间有明显的关联。相比之下，整体的经济表现似乎并不是始终如一的罪魁祸首，过去十年间，这些失败的民主国家中有很多在其崩溃前的一年或两年都保持着积极的经济增长率。事实上，有些民主国家在其民主走向失败的那一段时间里有相当好，甚至是令人惊奇的良好的经济表现，它们的年均增长率往往突破了 6% 。一般来说，不断滥用行政权力而导致民主消亡的国家在其民主走向崩溃时，都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这一点对于石油出口国来说，尤其如此。不断上涨的石油价格所促进的民主消亡前年一和当年的增长率，尼日利亚为 10． 3% 和21． 2% ，俄罗斯为 6． 4% 和 10% ，委内瑞拉为18． 3% 和 10． 5% 。 同一模式较弱的版本是在非石油国家中，如肯尼亚和菲律宾。但是格鲁吉亚和尼日尔在其民主失败的前一年，经济增长表现非常出色，即便在民主崩溃发生时，经济增长也只是稍逊一筹而已。

对非石油国家来说，商品的繁荣创造了额外的动机去扼杀民主，这种观点貌似有理。可以肯定的是，当民主是逐渐消亡而不是毁灭于暴动时，很难指出民主崩溃的具体时间，但是其消亡的趋势仍十分显著。即使在一些发生了军事政变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和泰国，即使按人均计算，它们的经济增长也是很明显的。只有几个少数国家――2002 年的尼泊尔和最近的洪都拉斯、毛里塔尼亚以及尼日利亚――在民主失败发生的那一年，按人均计算，经济增长确实终止了或徘徊于负增长状态。

过去的十年里，治理不善持续困扰失败的和正在走向失败的民主国家。在这一时期内，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目睹了民主政权的垮台或者因滥用权力而奄奄一息，在世界银行的六个治理质量的指数中，它们排名倒数第三。自 1999 年以来，在经历了民主回潮的18 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 斐济和泰国) 的法治水平在中位数以上，同时仅有四个国家的腐败在中位数以上。较为典型的是肯尼亚，( 与中位数相比) 政治稳定为 17% ，政府效率 为 28% ，法 治 为 21% ，控 制 腐 败 为18% 。换句话说，世界上治理最为糟糕的国家( 其中大部分是独裁政权) 处于在这四个参数的底部。

总之，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那些备受困扰和彻底失败的民主国家有着某些相同的关键特征。第一，它们往往是贫困的或中等偏下的 国 家 ( 俄 罗 斯、泰 国 和 委 内 瑞 拉 例外) ，人均收入在 5000 美元以下( 以美元的平价购买力计算) 。第二，以世界银行的善治衡量标准来看，它们的排名都很低。可以说，当前绝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仍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即便它们仍然是民主国家( 如玻利维亚、布隆迪、东帝汶、厄瓜多尔、海地、利比里亚、马拉维、尼加拉瓜和塞拉利昂等) ，但是在面对治理腐败的问题上，它们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末位。此外，这些国家的政府公务员的素质和独立性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公共服务和政策制定与实施也不具有普遍性。第三，它们在政治上不稳定，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水平十分显著，或者对历史上的暴力记忆犹新，而难以将其置之度外。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说，它们的政府是脆弱的和可以被推翻的。第四，它们被阶级、种族或者其他界线而深深割裂( 跨党派的敌意往往是这些混合的一部分，如在孟加拉国所表现出来的) ，这是它们饱尝内战和高度的政治暴力之苦的一个原因。第五，它 们的 行政 权力被严重的滥用。

行政权力的滥用是民主毁灭的关键因素，在格鲁吉亚、洪都拉斯、尼日尔、尼日利亚、菲律宾、俄罗斯这些国家是这样，在肯尼亚和巴基斯坦也是如此。伊桑•卡普斯丹和南森•康沃斯通过定量分析发现，在后过渡期或者民主脆弱的情况下，“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 束 将 在 实 质 上 增 加 民 主 生 存 的 机会”。在当前的一些民主国家中，最危险的是怀抱宏伟政治计划的总统，他们相信他们需要集中和强化权力。对于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来说，他们的目标是沿着左翼民粹主义的路线重塑国家，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给历史上被剥夺财产的大多数国民( 以及他们自己和支持者) 。作为其同胞中左派人物的尼加拉瓜的奥尔加特，他的意图似乎是恢复他的桑地诺党的主导地位，以及他本人的革命权威和遗产――清理在前任总统期间即已形成的腐败问题。塞内加尔总统阿布都拉耶•韦德控制着国家机构，并将权力传给他的儿子。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在内战中最终打败了泰米尔猛虎组织，似乎下定了决心推进民族沙文主义进程，以追求僧伽罗人的主导地位，并排除任何对和解与持久和平所造成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于民主的奋斗和危机的叙述，都不是内爆的经济增长或者不断上升的失业率的主要压力。当然，经济和社会的不公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的危机，这些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地区以及中美洲的部分地区 (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 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但是一些脆弱的民主国家――孟加拉国、布隆迪、利比里亚、马拉维、塞拉利昂、斯里兰卡――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似乎很轻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