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晓宇：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再思考：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内容提要」借鉴政治社会学有关“抗争艺术”的理论模式，作者尝试对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战略行为和思维做了新的理论概括。中国在单极体系下的抗争艺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作为战略行为在现有秩序中的“依法抗争”以及作为战略思维对现有秩序进行反思的“日常抗争”。重新思考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应该超越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二分法。中国学习和接受既有国际规范只是社会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如何影响国际规范的演变则是社会化过程中尚待理论化的另一方面。中国正积极探索未来国际秩序的若干模式，其中，“协商秩序”作为一种国际秩序的理想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国际秩序；抗争艺术；协商秩序

「作者简介」蒲晓宇，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

*本文的部分内容取自作者与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 ）教授合作的项目：“Domination and Delegit2imation ：Eroding Unipolarity andChinapsVision for InternationalOrder”。原文主要探讨单极会以何种方式终结的理论问题，而本文的重点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以及李开盛、刘丰、尹继武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所提供的富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战略问题。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是维持现状还是修正主义的？①「Alastair Iain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56」中国作为一个上升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②「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和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74-176页」中国在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中如何逐渐地被“社会化”？③「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S 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2niversity Press ，2007」关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从经验证据和发展趋势来讲，中国并没有像传统的崛起大国一样通过武力扩张来挑战现有秩序，而是更多地利用现有秩序中的正当渠道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同时，中国也不像日本等国家那样满足居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的从属地位。中国的外交实践给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挑战：其一，在体系战争逐渐过时的新时代，中国采取了和平发展的主导战略，使得传统的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的二分法很难完全适用于当代中国的情况。

其二，由于中国与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关系极为复杂，“融入（integration）”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等概念也不能概括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复杂关系。其三，从国际权力结构来讲，中国面临一个单极体系的国际环境，崛起过程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是空前的。④「在所有国际体系格局中，单极对崛起国的挑战最大。参见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64页」

本文主要是对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行为和思维做一个理论的概括，这在理论层次上属于“概念化（concep tualization ）”的范畴：即对一类国际关系现象以一种新的概念来加以概括和表述。“概念化”既不同于描述也不同于理论的检验，其目的是为构造新的理论做准备。本文第一部分回顾和梳理了现有文献对中国与国际秩序的讨论。第二部分提出和论证一种抗争艺术的政治社会学框架。抗争艺术（the arts of re2sistance ）是指相对弱势的一方不选择公开的暴力革命作为秩序变迁的基本机制，而是运用各种“弱者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且推动社会秩序的变革。这个概念对于我们认识、解释中国在单极体系下的战略行为和思维具有启发性。第三部分以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战略行为作为案例来说明一种“依法抗争”模式。第四部分以中国对现在和未来的国际秩序的辩论为例来说明一种“日常抗争”模式。最后本文还讨论了若干理论和政策的启示。

一、中国与国际秩序：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文献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霸权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问题，包括霸权如何应对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大战之后霸权如何构筑新的国际秩序。①「美国学者对此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参见Randall Schweller ，“The Problemof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site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1，2001，p.162」

问题的另一面则是一个尚待理论化的议题：即新兴崛起国家如何塑造和影响国际秩序？当然，后一问题恰恰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对于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不同理论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必然会挑战甚至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受益者，会积极地融入现有秩序并成为该秩序的一部分。

对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比较悲观的估计和观点主要来自现实主义的若干理论逻辑。一是霸权现实主义和权力转移理论。根据吉尔平的霸权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国际体系的治理在每一个时期主要由一个霸权国家或领导国家来实现，但是，经济增长率的不同和技术的扩散必然促使新兴国家的崛起，并最终导致游戏规则重新被改写。②「Robert Gilp in，W ar and Change in W orld Politics，Cambrid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主导国家与新兴国家处于权力转移的阶段时期，大国战争是最可能爆发的，而中国经常被看做是全球领导地位的一个潜在挑战者。③「A.F.K.Organski ，andJacek Kugler，TheW ar Ledg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Jacek Kugler ，“The Asian Ascent：Opportunity for Peace or PreconditionforWar？”International S tudies Perspectives ，Vol.7，No.1，2006，pp.36-42」二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出发，认为大国对相互的意图有不确定性，往往会通过扩张来谋求安全并以最终实现地区霸权为目标。一个富裕的中国绝不可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④「比较典型的观点参见John J1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 ，2001，p1402」三是国家扩张论。这类观点从单位层次的国家特征出发，认为某些国家出于战略文化的传统或国内政治的需要，具有进攻性或扩张的冲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观点是有关中国的文化现实主义论。⑤「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 ：S 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S 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比较乐观的估计则主要来自若干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逻辑。其一，自由主义者强调中国崛起发生在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新时代，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使得通过武力来扩充领土变得不再是有利可图的事情。①「Richard Rosecrance，“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Effects，”International S tudies Perspectives ，Vol.7，No.1，2006，pp.31-35」其二，中国近年来的外交行为表明中国越来越具有维持现状国家的倾向。通过积极参与现有国际机制，中国越来越融入到现有国际社会中，国际游戏规则和国际规范通过若干社会化机制，改变了中国的行为偏好。②「Alastair Iain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Quo Power？”pp.5-56；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 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2007」其三，单元层次的国家特性。若干学者从中国在单元层次的和平、防御性文化传统特性来驳斥“中国威胁论”或“文化现实主义论”。③「比如，Huiyun Feng，Chinese S 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 aking：Confucianism，Leadership and W ar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

既有理论文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中国与国际秩序的若干重大问题，但是，从冷战后中国外交实践来看，上述理论文献未能充分概括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一些新特征和复杂性：

其一，在单极体系下，如何处理权力不对称问题是理解大国崛起和大国政治尤为需要关注的新特征。与历史上崛起国不同的是，中国面临一个单极的国际格局，使得传统的军事制衡很难在中短期内成为一个可行的战略选项。即使中国对现有秩序不满意，也不可能直接挑战美国霸权。而实际上，大国政治的历史表明，很少有新兴国家选择主动挑战霸权国，即使是霸权战争也往往是由衰落的霸权国首先挑起的。④「Dale C.Copeland，The O rigins ofM ajorW ar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其二，“社会化”在社会理论的文献中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⑤「社会学专著中有这方面的论述，参见Kent L.Sandstrom ，Daniel D.Martinand Gary Alan Fine，Sym bols ，Selves，and Social Reality ，LosAngeles：Roxbury Publishing Co.，2002，pp.65-66」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文献只探讨了一个方向的过程，即崛起国家如何学习和融入到现有国际规范的过程。另一个方向的过程，即崛起国家如何影响和改变现有的国际规范是一个尚待理论化的议题。⑥「比如，江忆恩关于“社会化”的新著探讨了中国在若干安全机制中接受现有国际规范的过程，就案例选择来讲有其合理性，因为在1980～2000年间，中国主要还处在学习国际规范的阶段，如何影响国际规范在那个时段远不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议题。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 tates ：China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2007」

其三，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很难用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二分法来描述和解释。中国在中短期内并没有根本推翻现有秩序的意图，在手段上也没有诉诸军事武力来改变现有秩序，因此，显然不能说中国一定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同时，维持现状也不能很好地概括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因为中国崛起本身必然会带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相应地，中国有关国际秩序的主张也必然体现在不断更新的国际游戏规则中。如果一定要使用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这两个标签，“新兴大国恐怕在一定程度上都既是修正主义国家也是维持现状的国家”。①「秦亚青教授2009年在美国参加国际关系学年会（ISA）时讲过这个观点。这个提法具有新意和启发性，但是现有文献中似乎没有对这个问题做专门的探讨」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