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特点

[内容提要]“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政治发展进程呈现出民主化进程不断发展、政治改革不断深化、传统政党的地位有所下降、左派力量东山再起、政党政治的地位再上升和“民主疲劳症”积重难返等特点。影响拉美政治发展前景的因素很多，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能否遏制腐败，能否使军队成为政治发展进程的“稳定器”，能否解决社会问题。

[关键词]拉美；政治发展；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拉美左派；政党政治

20世纪最后的25年为世界带来了新的民主化浪潮，其力量之大、地理分布的范围之广以及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史无前例的，亨廷顿称之为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拉美在这一民主化浪潮中居于重要地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在拉美独立以来的200年中，拉美一直有民主，但也多次被中断。虽然民主被写进了宪法，但在现实中它经常被破坏。……在全球范围内，拉美是一个在过去200年中经常声称在捍卫民主的地区，尽管它有时也剥夺民主，尔后又重新恢复民主。”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问题：“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的政治发展进程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的政治发展进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民主化进程不断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军人当政风靡拉美。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军政府为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派出4000名军人登陆该岛，但阿根廷终因不敌英国的武力而失败。这一战争进一步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的矛盾，经济困难也更为严重。面对成堆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民众的抗议，军人终于答应尽快将政权交给文人。阿根廷军人的下台，象征着拉美“民主化”潮流席卷整个拉美大陆的开端。自那时起，拉美的军政府接二连三地实现了“还政于民”。

最后一个实现还政于民的拉美国家是智利。根据1980年智利的宪法，皮诺切特可执政到1988，届时将举行公民表决。如果皮诺切特能获多数支持，他可继续执政到1997年，否则将于1989年12月举行大选。在1988年10月举行的公民表决中，反对皮诺切特继续执政的占多数。皮诺切特接受了这一反映民意的结果。在翌年的大选中，艾尔文当选总统。

自拉美完成“还政于民”以来，拉美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发展，民主体制不断完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实现拉美公民的民主》(2004年)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拉美的18个主要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是民主国家。25年后的今天，从政治和选举角度来说，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选举能正常进行。选举并不等同于民主的全部，但民主显然是离不开选举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绝大多数选举(包括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都能如期进行，只有少数被推迟或提前。拉美的选举并非完美无缺，但大部分选举都能在较为公正、公开和民主的框架内进行。即便是墨西哥民主革命党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这样的人，虽然不愿意接受选举结果，但卡尔德龙依然能宣誓就职。

第二，军人干政最终都没有成功。拉美的军人具有干政的历史传统。20世纪80年代实现“还政于民”以来，一些拉美国家曾发生过军人干政的事件。其中较为引人瞩目的是1990年的海地政变和2002年的委内瑞拉政变。1990年12月16日，阿里斯蒂德神父当选海地总统，成为海地历史上第一任民选总统。1991年2月7日，阿里斯蒂德宣誓就职。但在当年9月29日，海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德拉斯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里斯蒂德政府，并将他驱逐出境。1993年6月14日，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干预下，海地议会通过决议，承认阿里斯蒂德为合法总统。7月，海地政变首领与阿里斯蒂德签署了《加弗纳斯岛协议》，允许阿里斯蒂德返回海地。但政变首领并没有履行协议。1994年10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干预海地，塞德拉斯交权并出国避难，阿里斯蒂德返回海地重新执政。2002年4月12日，委内瑞拉发生政变，查韦斯被迫离开总统府。13日，成千上万支持查韦斯的群众在总统府前示威，并占领了加拉加斯的好几家电视台，许多人甚至试图冲击总统府。面对民众的抗议声和国际社会的指责，接替查韦斯的临时总统卡尔莫纳在13日辞职。14日凌晨，查韦斯被军方释放后乘坐直升机返回总统府。

必须指出的是，拉美的政治民主仍然处在巩固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如何维系政局稳定仍然是拉美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有14位总统因多种原因而无法完成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

二、政治改革不断深化

“拉美的公民、政治家和工商界领导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政治改革是必要的。对民主的运转和政治家行为的不满，使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进一步上升。”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拉美国家在政治领域也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完善选举的“游戏规则”，增加选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修改总统的任期；适当降低选民的年龄限制；规范参加大选的各个政党及其候选人的竞选行为；确定政治献金的额度；完善选民投票的方式；调整议员的选举产生方式和任职年限；修订候选人当选所需得票数的百分比要求，等等。在选举制度改革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修改总统的任期，允许总统连选连任。秘鲁的藤森、阿根廷的梅内姆、巴西的卡多佐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都通过修改宪法的有关规定，成功地达到了连选连任的目的。

相比之下，委内瑞拉的选举制度改革尤为大胆和富有争议。2007年8月21日，委内瑞拉立法机构(国民议会)批准了总统查韦斯提交的宪法修正案。根据这一宪法修正案，总统任期将被延长到7年，并允许总统期满后再次参加竟选。一些国际媒体认为，如果这一宪法修正案能被通过，查韦斯可望成为终身总统。但在2007年12月2日举行的全民公投中，51%的投票者反对修宪，49%的投票者赞成。因此，查韦斯提出的宪法修正案被否决。

(二)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许多拉美国家的政治改革计划中，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涉及两方面的内容：(1)如何把中央政府的责任和权力分散到地方政府。由于权力和责任常常与税收和开支密切相关，因此，分权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费的再分配。通过分权，地方政府一般都能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经费，但这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承担其做出的任何决策的后果。例如，地方政府可以兴建某个重大工程，但这一工程的经济效益与中央政府无关。地方政府必须为这一工程的盈亏负责。(2)如何通过选民直接选举市长、州(省)长和市政地方官员，使地方政府的官员对大多数选民的要求做出反应。政治改革前，许多拉美国家的主要地方官员均由上级政府(有时甚至是中央政府)任命。这一做法削弱了地方政府官员对选民的责任心。通过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因此选民和候选人能够关注与某一级政府有关的政策问题，从而使选民能够更加积极地评估政府的行为。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在向选民提供各种公共产品时也能享有更多的自由。

(三)提高司法独立性

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有拉美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立。但在政治改革之前，许多拉美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没有完全做到相互独立和互相制衡。例如，在宪法中，法院被赋予“超阶级”和“超党派”的司法机关，法官应该具有不可侵犯的独立性。但在现实中，行政干预司法的事例并不少见。尤其在涉及执政党高层领导的腐败案件时，行政干预司法的情况更加突出。此外，在公众心目中，司法机关是低效率的。这一切都使得人们对司法体系的信任度下降，对司法体系能否做出公正的裁决和遵从法律和宪法的能力普遍表示怀疑。

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改革中，拉美国家通过修改宪法、简化司法程序等手段，增加了司法独立性和办事效率。此外，许多拉美国家还力图在任命和提拔法官时尽量做到公开、公平和公正。毫无疑问，“只有使法官的任命、提拔和任期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司法体系才能独立地解释法律、实施法律，并制约滥用权力。”

三、传统政党的地位有所下降

国内学术界对拉美政党的分类主要是以其指导思想和理论主张为基础，将其分为四大类：(1)社会民主主义政党；(2)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3)保守主义政党；(4)共产党等左派政党。一些国外学者将拉美的政党分为以下几大类：(1)传统政党；(2)民众主义政党；(3)改革党；(4)左冀改革党；(5)革命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使该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党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化的重要标志就是长期在政治舞台上占据垄断地位的传统政党在大选中被一些新成立的党击败。如在秘鲁的1990年大选中，1989年7月成立的“改革90”党击败了阿普拉党和基督教人民党这两大传统政党，从未涉足政坛的大学校长藤森以“廉洁”、“勤劳”为口号当选总统。在秘鲁的2001年大选中，“秘鲁可行党”总统候选人亚历杭德罗・托莱多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战胜了阿普拉党候选人、前总统阿兰・加西亚，当选秘鲁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土著总统。在委内瑞拉的1993年大选中，新成立的“全国汇合党”(由多个小党组成)打破了长期由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在1998年的大选中，查韦斯的“第五共和国运动”与若干个小党组建成“爱国中心”，击败了传统政党的候选人。在墨西哥的1997年中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在众议院中失去了绝对多数的地位，从而使墨西哥政治舞台上出现了革命制度党、民主革命党和国家行动党“三足鼎立”的局面。更为令人关注的是，在2000年的大选中，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仅获得36%的选票，国家行动党与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候选人福克斯获得了42.5%的选票。

拉美国家的传统政党在大选中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随着政治改革的推进，反对党的力量不断壮大，从而对传统政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其次，拉美的传统政党虽有较为完善的组织体系，但党内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久治不愈的内讧无疑损害了它们的力量。第三，拉美政治文化具有“钟摆”的特点。在这一政治文化氛围中，拉美选民更愿意选择那些在政治理念和竞选纲领等方面与传统政党大不相同的新党。第四，有些拉美国家(如墨西哥)的经济改革计划是由传统政党当政时制定的，选民将改革的社会成本和其他一些副作用归咎于这些传统政党。第五，一些传统政党的执政理念不能与时俱进，在竞选时无法提出一些吸引选民的纲领。

四、拉美左派东山再起

伴随着传统政党地位的下降，拉美左派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1998年12月6日举行的委内瑞拉总统大选中，查韦斯作为“第五共和国运动”和其他一些政党组成的竞选联盟“爱国中心”推举的候选人，以56.5%的得票率当选总统。查韦斯的当选被视为拉美左派东山再起的“前奏曲”。迄今为止，被国际媒体视为左派领导人当政的拉美国家已达8个。它们是：委内瑞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乌拉圭。这些国家的领土面积占拉美总面积的71.8%，人口占拉美总人口的53.8%.

应该指出的是，当前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的左派在价值观、民族主义情感、政策取向、与美国的关系、与邻国的关系，以及对待国家干预的态度等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墨西哥前外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认为：“今天的拉美不存在一个清一色的左派，而是有着两个左派。一个是现代化的、思想开放的、矢志改革的和国际主义的左派。似是而非的是，这个左派源自过去的那个强硬的左派。另一个左派脱胎于拉美的民众主义，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多言多语的、思想封闭的左派。”

左派领导人之间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看待国家的作用。查韦斯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主张，国家应该全面控制本国的国民经济支柱，应该进一步提升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因此，他们先后实施了引人注目的国有化，加强了对本国能源工业部门的控制。相比之下，其他拉美国家的左派领导人则依然奉行私有化政策，没有采取任何国有化措施。他们甚至认为，查韦斯和莫拉莱斯的国有化措施可能与全球化趋势不太吻合。

二是与美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