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现代化研究综述

一、研究状况概述

从60年代初开始，韩国经济逐渐步入了持续高速增长阶段，1965到1990年韩国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7.1%，为世界各国之首 ，并在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崛起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从70年代后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韩国的“经济奇迹”。

而中国早期对韩国的研究被包括在亚太研究、东亚研究尤其是“四小龙”经济奇迹的研究中，论述韩国现代化问题的专著数量不多，但近些年这一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这是因为在东亚“四小龙”之中，只有韩国具备一个典型国家的特征，它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更具有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因此研究韩国本身经济、政治、文化的著作都开始增多，国内目前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按照对韩国现代化原因的不同侧重，大致可以分为亲善市场论，国家中心论，文化论，外因论以及综合论五个方面。

二、研究成果介绍

（一）亲善市场论

这一派学者主要从经济角度研究韩国的腾飞，并认为韩国的经济成功是让自由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发展型国家”虽然功不可没，但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国家引进了市场经济并扶植其迅速成长，从而促进高积累和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国家干预经济只是为了弥补市场的不成熟。

因此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关注韩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和产业政策，而因为60年代到80年代是韩国经济起飞、快速增长的阶段 ，也被认为是韩国经济奇迹的关键所在，因此研究多集中在这一阶段。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张蕴岭、张志超、朴昌根、张东明等，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

1、“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这种模式的本质仍然是以私有制、自由竞争和由价格调节资源配置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并重。但与其他“小龙”不同的是，韩国政府的“开发专制”在宏观调控上更广泛、直接、更具强制性。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以集中的宏观经济决策规定产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通过指示性（而非指导性）的计划、控制经济参数的方式、甚至在极多场合下采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政府的主要经济决策。

这一模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政府主导在方向和政策上适时、适度、没有大的失误，并且在发展战略和管理方式上能够及时适宜的调整；在推行决策方面，政府管理机构的设置较为完备合理，能够有效控制银行等关键部门，使政令得到有效的贯彻；而依靠扶植和发展大企业集团的方式又为韩国建立了有竞争力、扩展力的主导产业。但80年代以来这一模式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如某些过度干预造成部分生产要素难以自由流动，价格不能充分反映供求关系，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相对缓慢，进口歧视性政策引起双边摩擦，腐败问题等等。因此随着政治上总统直选制的实施、民主化进程的展开，这种“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也开始向“民间主导型”转化，但调整速度相对缓慢，政府的作用仍十分强大。

2、宏观调控：高度集权与专家管理相结合

“政府主导型”体制的运作是通过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手段展开的。

首先，在计划管理体制方面：政府设置了由副总理直接负责的“经济企划院”，来协调各经济部门的矛盾，制定中短期经济政策；政府还设置了开发研究院等一系列研究机构，进行官、商、学对话，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见，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最后还设置了由总理直接负责的中央经济委员会，审议经济企划院制定的计划和政策。

其次，在计划实施机制方面：如果说经济计划的制定阶段是专家管理起主导作用，那在实施阶段，就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发挥主导作用了。因为政府掌握了投资主导权，包括直接的财政投资，通过各种金融机构控制资金流向（韩国银行执行预算的决定权是交给政府的），这样政府就掌握了私有企业的命脉，用信贷配置的方式将其纳入政府计划的轨道。另外，通过各种机构和途径，政府和企业已经形成了建设性沟通合作的传统，也有利于政府推行其经济决策。

3、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产业结构调整

高效有力的经济决策机制为韩国确立了极为成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首先用进口替代的方式建立自主经济体制，然后抓住国际市场的机遇确立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技术，扶植优势产业，鼓励和支持出口；选择优势起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用低工资政策保证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适时进行结构转换，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技术密集型，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4、微观基础：私有企业

政府对企业的经济干预归根结底是有限的，是为了补偿市场的暂时失灵，发挥私有企业的活力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韩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仍然是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

首先，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国有资本占主体，但国家很少直接占有、经营企业，而是用国有资本来扶植财阀私企。

其次，以私有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作为补充，是在关键领域为了战略原因而非利润原因进行布局。

最后，私有企业的特征：政府扶植；平均规模大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尤其财阀企业的规模和实力向巨型化发展；家族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重合现象普遍；有限竞争，政府为经济起飞，加强财阀的垄断地位，来集中力量占领国际市场，因此鼓励兼并，当然企业间的竞争仍然相当活跃，这是经济活力的源泉。

5、调整中的经济体制：向民间主导和国际化发展

这种在经济起飞阶段起到关键作用的经济体制在80年代以来开始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韩国也在积极调整，向民间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国际化发展。

首先，在国内市场上，放宽管制，将政府制定、实施经济决策的权力更多地交给民间，也就是更多地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以解决资源配置和投资的非有效利用、抑制金融市场和腐败问题。

其次，在国际市场上，由于出口导向政策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带来贸易逆差、易受发达国家市场变化冲击、面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飞带来的出口竞争挑战以及“奖出限入”等补贴措施面临WTO自由贸易原则的制约等，因此政府推行国际化政策，把企业全面推向国际市场，按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加快产业结构的更新，提高竞争力。

总体而言，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政策和体制适合了本国的特点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促进了本国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其最主要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以及不断的调整，在相当长时间内都非常有效，对韩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经济现代化基本实现，面临更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要求时，这种模式已经不适应韩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政策和结构上的调整，以解决这种模式遗留的各种弊端，增强市场的作用，提高社会公平。

（二）国家中心论

这一派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不足以解释韩国的经济奇迹，因为类似甚至相同的经济政策在很多国家都推行过，但都没有取得韩国这样的成功。因为任何经济体制和政策都是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之下运行的，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安全的环境，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指导市场经济、并推行既定的经济战略，都决定了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成败与否。而韩国政府在韩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政府主导了经济发展。

因此这一派的学者强调研究韩国的政治制度，他们不但考察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关注体制本身的形成、性质和变迁。这部分的观点主要可分为三大类：首先，是威权主义政体研究，因为这部分主要对应经济上的起飞、高速增长阶段，所以主要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关注威权政体的建立、特征以及同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二，因为民主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韩国政治转型过程以及民主化的著作和论文也为数不少；第三，

从行政与现代化的关系角度考察韩国的现代化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下面就分别介绍这三方面的观点：

1、威权主义政体研究

韩国的经济起飞始于1961年朴正熙军人专制政权上台，这个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改革，建立了威权主义政体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它推动了韩国经济的腾飞，也奠定了韩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以尹保云、赵虎吉、任晓、李晓等为代表的学者针对这一阶段的韩国威权政体建立的背景、形成、特点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详尽的历史研究和理论分析，主要观点如下 ：

（1）威权政体的历史传统：儒教国家与殖民地传统

首先，韩国是东亚地区最典型的儒教国家，它甚至保留了比中国更完整的儒教伦理体系，这种传统留给韩国的是集权官僚的政治结构，社会按照严格的等级制组成自上而下的权威结构；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全面的控制，统治精英形成不同派系，展开激烈角逐，失去了凝聚力；儒教伦理成了规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价值准则，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政治文化基础。这种严格控制社会的传统和统治阶层内部党同伐异的斗争也限制了韩国社会的发展。

其次，韩国有过被日本侵略殖民的历史，作为殖民地依附于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这一阶段集权官僚制度的架构得以保留，但结合了日本的以严密的科层组织为基本特征的官僚组织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和严酷的统治手段，机构的效率已经大幅度提高；日本在韩国推行殖民地化的经济政策，如土改、货币金融改革、建立符合日本需要的工业。这种强制性的追赶型现代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韩国的现代化，但远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造成了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并给人民心理留下创伤，产生反现代化的社会倾向，但这一历史也强化了韩国原有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

（2）威权政体的建立：从集权官僚制到民主尝试再到军人专制

首先，经历了民族独立、南北分裂和美国军管的韩国在李承晚政权的领导下建立了民主其表、集权官僚其里的政治体制，这一政权继承了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归属财产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及美国的大量援助，这极大地强化了政府的自主度，使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奠定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使实质政治过程滑向了传统权威主义。因为这一政权不以经济增长为先，反而权力斗争不断，全面腐败，无法实现民族的复兴和发展，终于在1960年被“4.19”学生运动所推翻。

第二，李承晚政权被推翻后，成立了以张勉为总理的民主政权。这一政权完全采取了西欧民主体制的政制架构，但当时的韩国不具备这种民主政治要求的社会条件，对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限制取消后，带来的不是有序和繁荣，而是无序和混乱。政府无力控制住混乱的政局，终于在1961年被朴正熙为首的军人领导的“5.16”政变所推翻。

最后，朴正熙军人政权上台后，迅速控制了局面，整顿了政治、社会秩序，确立了“经济发展第一”的单一国家目标，并制定了威权主义的发展道路，即牺牲政治发展以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走专制发展之路。

（3）威权政体的特点：“经济发展第一”与专家治国

首先，朴正熙政权确立了“经济发展第一”的单一国家目标，并选择威权主义为发展道路：它专制的主要对象是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部分，即传统的集权官僚政治，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革除了体制内低效腐败、热衷权力斗争的官僚政治传统；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性，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基金来自国外，企业依赖政府提供贷款，从而避免了拉美国家官僚政治受利益集团制约的情况，并且政府有军事强权和美国的支持，强政府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也都予以配合。这样政府就能够专注于经济发展的目标，开展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变革。

其次，改造集权官僚制，实行专家治国，使决策和行政管理科学化、理性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机构的变化：大批受美国文化熏陶、年轻务实、重视知识技术、讲究效率的军人进入中央领导层和各级政府机构，优秀的文职官员也得到重用，行政队伍的素质全面提高；行政机构分化，出于服务社会生产的目的，建立“经济企划院”等部门，机构职能化、专业化；观念上的转变，中央奉行“经济发展第一”，遏制官僚机构同化知识分子。第二，朝外向型政治经济的转变：这是传统内向型政治制度和思想中旧价值体系的一大转变，韩国开始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本着“经济实用主义”的原则，实行外交立场“中立化”，同多国建交，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从而引进资金技术，扩大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这标志着韩国从对内垂直控制剥削的集权官僚体系，转变为对外横向联系交往的体系。第三，反腐败斗争：这是改造旧的集权官僚制，维护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战略，但在威权注意框架下用自上而下强硬打击的方式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