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征：美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进入新阶段

2006年11月，美国老中青三代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齐聚密歇根大学，就中国政治研究，特别是新的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如何改变了中国政治研究这一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与会学者的研究成果最终结集成册，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201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政治：新资料、新方法和实地考察的新策略》。「注释」Allen Carlson ，Mary E.Gallagher，Kenneth Lieberthal and Melanie Manion eds.，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New Sources ，Methods，and Field Strategies （New York，NY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10）。「注尾」

这是一本论文集，主要从研究的资料来源、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田野考察”的技法三个层面展示了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同此书所言，本书的作者们将他们明显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置于学科框架之中，指出了使用新材料和新方法给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所带来的挑战或机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本书不仅对于初入此行的年轻学者大有裨益，而且对于想要了解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中国学者而言，也是很值得一读的著作。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视角的独特性，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饶有兴趣。

一、新材料的使用

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是指对近现代中国的现实情况的研究，以别于传统的侧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汉学”。「注释」资中筠：《鲍大可：中美之间一座特殊的桥梁》，《百年潮》，1999年第11期，第59～66页。「注尾」在过去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政治学科概念中的中国问题研究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美国学者所能获得的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资料也日益丰富起来。这种情况和20世纪50、60年代的情况已大不相同。「注释」有关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演进史和遇到的困难，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做了很好的回顾。See Kenneth Lieberthal，“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of the China Field in Political Science ，”Allen Carlson ，Mary E.Gallagher，Kenneth Lieberthal and Melanie Manion ，op.cit.，pp.266～277.「注尾」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在“谁丢失了中国”的指责声中，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美国的反共反华情绪一度到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一批在国务院的知华派官员被排挤，费正清和拉铁摩尔这类中国问题专家的忠诚也受到了质疑，他们甚至受到了人身的迫害。

20世纪60年代活跃在美国的资深中国问题学者大多有过1949年之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经历。他们或者是教会人员，或者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华服务的美国外交或军事人员。这批人士的个人在华经历成为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宝贵财富，但相对而言他们受到的政治学正规训练则比较有限。

从1960年代开始涉猎中国研究领域的年轻一代学者受到了更严格的正规教育，大多是在美国的主要大学中学习政治学，进而对中国问题发生了兴趣。「注释」已经去世的迈克・奥克森伯格曾告诉笔者，尽管当时中美对抗，中国问题的研究相对也比较冷门，但他对中国问题很感兴趣，而且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中美最终也会和解，而研究中国问题将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注尾」在这批人当中，除了奥克森伯格、李侃如之外，还有何汉理（Harry Harding ）、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 ）、梁思文（Steven Levine ）、谢淑丽（Susan Shirk）、包瑞嘉（Dr.Richard Baum ）、托玛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等人。那时由于中美对抗，相互之间的人员交流少之又少。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不可能前往“红色中国”或“共产主义中国”获取第一手的经验，只能通过文字材料来了解中国。即使是这些文字资料，也是相当有限的。中国研究最初主要是依靠美国官方翻译的资料，还有源自于香港、台湾的分析文章、出版物和文件。然而，这些材料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们已经被政府机构筛选过，同时也没有很好的索引供学者进行查询，所以查找这些材料非常不便。美国政府当时则通过香港的渠道，大量购买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关刊物。“文革”时期，一批内地人士到香港避难，因此美国情报机构及美国学者对这些人士的访谈一度成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在那个年代，通讯工具尚欠发达，除了电话和电报之外，还不太可能运用其他的电子通信技术。复制技术也相当有限，当时还没有现在普遍使用的微缩胶卷或微缩胶片。许多年轻的学者前往台湾学习中文，或者前往香港做一些研究工作。而当时中美两国的国内环境也影响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国这边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美国那边则是越战引发的国内动荡。很多美国学生进入到研究生阶段时并没有中文语言基础，因此中文训练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生阶段的重要训练科目。由于缺乏学者和研究资料，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一些大学，形成了几个主要的研究中心，比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而斯坦福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心之一，就是因为胡佛研究所有丰富的东亚图书收藏。「注释」1998年至1999年笔者在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访学时，经常光顾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收藏馆，发现那里的很多材料都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珍贵资料。「注尾」在中美和解之后，少数美国学者开始到中国访问，有了近距离直接接触中国社会的机会，但是当时来访学者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

随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整个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供中国问题专家搜集和查阅的数据资料开始大量涌现。中美两国之间的往来日益增多。大批中国学者前往美国访学，中国学生前往美国学习，美国学者则来华进行访谈和实地考察，甚至是长期蹲点考察。「注释」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来华长期蹲点考察（田野工作）还是受到不少的限制。时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来华进修委员会主席的迈克？奥克森伯格曾致函邓小平，希望选择一个美国学者能够长期蹲点的地区。在获得邓小平的首肯后，山东邹平县被选择为美国学者最早可以长期蹲点的地方。自1985年以来，美国学者先后有200多人次到邹平进行连续性、蹲点式社会研究。详见王兆成主编：《乡土中国的变迁；美国学者在山东邹平的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笔者担任该书顾问，并撰写“奥克森伯格与山东邹平考察”一节。「注尾」虽然中美关系在这段双方能够进行正常交流的时期也经历过风风雨雨，但这种交流的势头却没有被折返。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博士生都到中国生活或学习一年以上，有了对中国社会的直观感受，同时也提高了汉语水平。「注释」Kenneth Lieberthal，“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of the China Field in Political Science ，”Allen Carlson ，Mary E.Gallagher，Kenneth Lieberthal and Melanie Manion ，op.cit.，p.271.「注尾」与此同时，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国家档案资料（比如中国外交部开始公布相关历史档案）对外公开，可供学者们查阅使用。这批材料与中国国内政治、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相关，也为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素材。

如同李侃如所阐述的，美国学者能够接触到大量研究资料，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相应地带来了研究专题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量的著作是关于中国精英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到了1980年代，除了继续关注中共高层“个人政治”（personal politics ）之外，美国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改革及中国官僚机构。到了1980年代末，美国学者得以在中国进行大量访谈，从而能够对中国的决策过程进行明确的解读。随着美国学者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料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及其相应的政治变革，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中国不断演变的政治经济学上。与此同时，美国学者大量基于实地访谈与考察的地方性研究成果也涌现出来，中国问题研究的内容日益丰富。到了现在，从方法论和研究的专题来看，中国政治研究已经越来越进入到政治学作品的主流行列。就总体来看，这种趋势和政治学研究重点的变化是相一致的。事实上，当代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传统的国家、主权、制度、政治观念、政体、法规等拓展到政治的社会因素方面和决策过程上。

本论文集的第一部分为“资料来源”（Sources ），共有6篇文章重点关注中国政治研究的新材料及其运用。在第一章“政府资料和中国的抗争性政治”（State ?Generated Data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中，程曦（Xi Cheng，音译）以自身收集和使用信访系统的资料为例，介绍了接触中国政府档案的方式方法及相关的经验，并对政府档案的可靠性进行了评估。而第二章“为什么使用档案”（Why Archives）则印证了第一章的结论，力图拓宽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时间段，以便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之间架起桥梁。比如，通过使用新的有关退伍军人个人生活的档案可以小中见大，有助于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大问题的认识，这包括充满争议的公民权和爱国主义问题。本书第三章则依据相关档案，将目光从地方政治转向精英政治，收集了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数据，对中国领导人的个人生平，尤其是对于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职务升迁和任职时间进行统计分析，由此试图提供更为系统的佐证，即中共领导层的特点和领导层内部的冲突会影响到中国的政策，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之后的第四、五、六章则再次展示了新的资料如何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国政治的理解。第四章试图通过使用新的资料，使用实验的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s）和心理测定（Psychological Measures）来分析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及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尝试。不过，作者也详细分析了使用这类方面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而第五、第六两章则分别介绍和分析了通过互联网收集资料来研究中国对外政策、中国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以便从中发现这两类资料来源对于研究中国政治的可行性与不足之处。

二、新方法的应用

在中美对抗的年代，中美两国人员缺乏交流。美国的学者难以获取足够的资料，只能依据有限的材料来进行定性分析。尽管有一些中国问题的大家能够相对客观并尽量符合逻辑地对所能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但其中一些描述性和想象性的论断还是距离客观实际有一定的距离，研究的深度也相对有限。如果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回首望去，人们就能够轻易地发现存在的问题。但这是客观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自身的水平所造成的。毕竟，受到材料的限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是受到语言的限制和文化的隔阂，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认知出现瑕疵不难理解。反过来，同一时期研究美国问题的中国学者又何尝不受到同样因素的影响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有关美国问题研究的成果，我们同样会发现有分量的成果少之又少。毕竟时代的客观条件使得两国学者的视野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相互之间的客观认知也就大打折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美两国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可以使用的研究资料越来越丰富，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的各类档案或数据资料的出现，要求学者开始思考和讨论如何有效和负责任地使用这些数据资料。与此相对应，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也被运用到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当中。

应当说，老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多接受过历史系或政治学系的教育，「注释」在学术背景方面，费正清在大学就读的是历史系，鲍大可则是学政治学出身。「注尾」这个情况与当今美国中国问题研究者的总体状况并没有太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