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清龙：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变迁

1987年7月15日，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废除戒严法并允许成立政党。下一年的一月，开放报禁。从那以后，台湾及其媒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现在，戒严法废除20年后，台湾人民享受着诸多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和集会自由，还有其他。台湾被广泛认为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有着与在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一样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事实上，在2008年4月28日发布的全球媒体自由度调查中，在195个国家中，记者无疆界组织把台湾列为媒体自由度排在第32位――台湾在2007年和2008年[1]的排位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高。但是，2009年台湾实现第二次执政党轮替后，其全球排名下滑到第43位，记者无疆界组织报道说“台湾媒体面临攻击和不断增加的政府压力。”[2]这表明，在台湾，在媒体和媒体自由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政治交替的敏感时期，政治因素是难以避免的。

在过去20年中，台湾经历了无数政治变革，从威权体制转变为民主政体。然而，在此期间，台湾在外部的形象一直都是一个极端纷乱的社会、对自己不满、被不同派系之间无止境的（对一些人而言，也是愚蠢的）冲突所包围。台湾媒体则强化了这个感观。尽管在保障台湾的媒体自由方面取得了进步，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媒体已经开始扮演了一个有争议而且通常是负面的角色。

2005年，Mark Magnier在《洛杉矶时报》中写道，台湾媒体在近十年来已经“从看门狗变成了疯狗”。他哀叹“煽情主义、党派偏见和腐败已经成了这个行业的特色”[3]。表题为《他们无法掌控事实》的文章继续说道，“台湾无限制的新闻业已经被替代性的当作对政府的有力限制和混乱的体现。”有证据显示，台湾人民对无止境的党派冲突越来越不耐烦了。但是，也有证据表明，他们厌恶了媒体的轻率和冷酷。2006年，国际公关公司Edelman的一个研究表明，只有1%的台湾人认为媒体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在整个亚太地区这是最低的。（亚太地区最高的比例来自印度，对媒体的信任比例达到50%。）[4]

这些相互矛盾的形象反映了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作用的复杂性。尽管形象欠佳，台湾的民主正在蓬勃发展，媒体也生机勃勃。这篇论文将审视戒严法期间媒体的作用以及它对现行民主化努力的影响，以及其对地区族群问题、政治分歧问题（例如反对台湾独立的泛蓝联盟，和主张台湾独立的泛绿团体）的影响。区别分析大媒体（其特点在于“主流”和“成熟”）和小媒体（其特点在于“边沿”和“非主流”）。本文还将讨论媒体在适应商业化的过程中所伴随着的质量下降。本文将为理解媒体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提供更佳视角，并可能最终成为关于创造两者之间更健康的关系的讨论的一部分。

大媒体和小媒体

在传媒领域，传媒公司的大小是很容易定义的。但是，在台湾民主发展的语境中，大媒体和小媒体的区分是有着复杂的含义的。“大”不仅指规模，而且指向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渠道拥有合法的地位，在公众领域公开运营，对执政当局友好，或者他们根本就是执政党的一部分。这包括电视台、报纸、广播和新闻社。小媒体不仅指规模小，而且通常是未经许可的或者不合法的，反对执政当局的，并且在公众意见领域与主流媒体展开竞争。

大媒体和小媒体对台湾的政治变革有着深远却各不相同的影响。在漫长的戒严法时期（1949-1987），台湾的大媒体几乎只是作为既有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观的补充而存在的。媒体领导接受这个局面，他们主要的优先目标就是盈利。他们偶然也利用一些意识形态上的模糊来偏离体制，以便增强他们的可信度并塑造一个专业形象。一些还努力追求真正的新闻独立，但是他们难以挣脱意识形态和政治压力的束缚。最后，他们没能代表被压迫者。由于被边沿化的民众的呼声不能通过大媒体得到聆听，政治反抗投向较小的、地下的媒体（非主流杂志、有线电视和广播），以便推动变革。一旦小型媒体与大众建立起了沟通渠道，大媒体所阐述的世界就开始崩塌了。大媒体作茧自缚的自我限制就逐渐瓦解了。

大媒体的角色

戒严法时期，独裁体制与大媒体维持着一种忠诚客户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限制允许出版的报纸的总数。出版报纸是一种只给予某一些人的特权，反过来，这些人则对体制保持忠诚。所谓的“两大报”（《联合日报》和《中时报》）和三大电视台（台湾台视、台湾中视和台湾华视）一起占据了90%以上的传媒市场。他们与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两大报的老板都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委员，三大电视台分别附属于政府、国民党和军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大报的角色。早期，《联合时报》被认为是拥有一定程度独立性的：1958年，它发表了一篇批评一项新颁布的法律的社论，认为新法比旧法更严苛了。但是，1960年雷震/自由中国事件之后，《联合时报》采取了更加保守的立场，通常代表国民党右翼的意见，有意向军方和国安系统靠拢。在另一方面，《中时报》采取了更加自由的立场，特别是处理国内政治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时候。代表着国民党左翼的意见。

在独裁的党国体制下，台湾媒体在政治上是受限制的，废除戒严法和成立新政党这样的题材是禁区，不能公开讨论的。但是在非政治领域，报纸有充分的自主权。因此两大报频繁邀请在美国定居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写文章和评论，提供外国经验和宣传先进思想，同时又能规避敏感题材。尽管他们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两大报仍然为了市场份额展开激烈竞争，他们偶然会为了提高受欢迎度而触碰政治底线。但是，为政治变革构筑基础远不是两大报的首要目标。台湾学者田弘茂1989年写道，“在戒严法时期，台湾报纸有着在其他独裁体制中所没有的独立品格。这是因为他们为了市场份额而展开竞争。有时候商业目的会与政治利益相悖。”[5]

但是，在戒严法废除之前，台湾的主流媒体极少为反国民党的政治反对派发声。1977年中坜事件和1979年高雄事件（译者注：即美丽岛事件）中，推动政治进步的游行示威暴力化之后被政府暴力镇压，这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时刻，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的这些以及其他反抗运动中，大媒体不是保持沉默就是不表达对反对派的同情。媒体有效的成了迫害派的同谋。反对派团体――统称党外，字面上是指“党之外”（即国民党之外）的政治力量――只能通过非主流的边沿媒体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和反对。这些媒体包括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党外》杂志，20世纪90年代的有线电视（“第四频道”，指上述三大电视台之外），以及其后的地下电台。

小媒体：《党外》杂志

大众传媒的权威学者李金铨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描述小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境况。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其他地方，例如科拉松•阿基诺领导的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霍梅尼领导的伊朗革命，以及东欧和苏联的知识分子反抗运动。这些事例证明了小型的非主流媒体有些时候可以有效的对抗专制政权。

台湾有影响力的小媒体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自由中国》，最初是由国民党政府支持的一份双周刊，成了一个猛烈批评蒋介石专制统治的政治平台。宣扬民主化、公民权、媒体自由、政府组织自由、释放政治犯、和政党合法化等理念。《自由中国》激怒了政府，1960年被迫关闭。但这份期刊对后来的小媒体有着重要的影响。

1971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输给了中国大陆，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合法性就变得日益可疑起来。国民党政府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应对这一国内挑战。一方面，推出“十大建设”和其他积极改善人民生活的工程。随着人民购买力的扩大，他们对媒体的要求也在提高。《联合时报》和《中时报》取代了旧的国民党和政府管理的报纸――例如《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和《台湾新生报》，变成公共意见的主流力量。另一方面，国民党的铁腕独裁统治没有丝毫松动；台湾人民仍然被迫在恐惧中保持沉默，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变革。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反对派的力量增强了，政府的压迫逐渐趋于无效。1979年八月，《自由中国》被关闭后大约20年，反对派领袖创办了《美丽岛》，为党外杂志长达10年的黄金期拉开了序幕。

台湾的经验是纸质杂志替代正式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机制的一个例子。在辉煌时期，《美丽岛》在全岛拥有11各分支。在20世纪70年代，在1979年12月高雄事件爆发之前，组织了13个大规模集会和示威。

那次事件之后，《美丽岛》的出版人信介被一个军事法庭判定入狱。庭审中，黄说创办杂志的目的不仅是公告党外运动的新闻，还有发展一个能够为反对派积极地吸引支持者的组织。另一个著名的反对派领袖和政治犯施明德在庭审中说，《美丽岛》的目标是形成一个“无名党”。除了这一组织功能外，《美丽岛》还是一项有效的党外宣传工具，它打破了国民党的政治神话并公开挑战国家制定的种种限制。当时有一个社会共识，说的是国民党拥有组织但没有民众，而党外拥有民众但没有组织。在《美丽岛》之前，这是事实――但这份杂志出现之后，就不再是这样了。

但是，高雄事件导致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权限的扩张，这是一个军事组织，其使命是保障国内安全（也是政府镇压政治反对派的主要工具），开始更加频繁地针对个人和出版物进行随意的逮捕和裁判。党外杂志到到了更加频繁的压制。一份名为《八十年代》党外杂志的主编江春南回忆，每次警备总司令部的人来的时候，他们总是拿着已经签字盖章的空白文件。关闭一家出版物的理由可以现场填写，作为禁止某家刊物的理由，大概的措辞是“损害公共道德”。

那时候，政府悬赏搜查和告密党外杂志。因此，出版人会故意提前打印一些杂志供他们没收，还会让印刷厂通知政府。等警备总司令部没收这些杂志之后，杂志社就会继续印刷余下部分。由于公众的好奇心，一份杂志被禁的期刊反而卖得更好。1985年一篇题为《台湾杂志与审查者躲猫猫》的文章中，纽约时报报道了戒严法期间的党外出版物及其特殊的生存方式。

随着越来越多党外杂志出现在一个有限的市场上，在流通量和市场份额上开始了激烈的竞争。为了吸引读者，一些杂志故意藐视禁忌，很多文章在职业操守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代表了低水准的新闻写作。后来，放开报禁（1988年1月1日），对言论的管制也逐渐放宽，党外杂志就失去了重要性，随后就销声匿迹了。

党外杂志对台湾政治和媒体的发展至少有两大影响。第一，不同党外杂志把它们的名称和追随者贡献给了民主进步党（译者注：即民进党）的不同政治派别，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1991年取得合法地位。民进党的新潮流系，美丽岛系，正义连线，还有福利国家连线都是以党外杂志命名的[6]。

第二，党外杂志影响了新闻风格和台湾主流媒体的态度。他们形成了你死我活的竞争格局和极端的党派偏见。这个趋势从党外时代以来日趋严重；2000年国民党第一次失去执政地位以后，台湾媒体完全倾向商业化并投身于激烈的政治评论中。很多情况下，媒体堕落为政治团体的喉舌，并更加热衷于广告而不是新闻。

小媒体：有线电视

“第四电视频道”是台湾如今繁荣的有线电视系统的前身。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还处于专制统治之下。独立办报的禁令于1987年被取消之后，仅有的三大电视台――台湾台视、台湾中视和台湾华视――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下（政府、国民党和军方）。因此电视新闻报道和评论倾向于宣扬执政党的保守立场，很少提供本土语言的节目。反对派和各企业代表反复要求政府开放其他电视频道，但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所以他们创办了地下的“第四电视频道”。

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些电视台通过一种新的微波技术变得可行起来，就如同雨后春笋在全岛疯长起来。政府起初对这些新生电视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反对派开始把它们用作挑战官方电视台的政治平台的时候（特别是自1986年在中正国际机场的示威之后开始）。

1990年是一个分水岭年度。尚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民进党决定不再遵守国民党不公正的规章；使用地下微波技术建立了第一个“民主电视”网络。这个过程开始加速，1991年9月，全岛21个电视台组织了“民主电视网络”并宣布它们希望终结国民党政府对电视转播的垄断。

同时，美国政府要求台湾管理其非主流有线电视，这些非主流有线电视正在违反知识产权法播出节目。美国威胁说，如果台湾拒绝遵守的话，将对台湾产品处以报复关税。国民党因此被迫马上把全岛250个非法的、良莠不齐的有线电视系统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