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奇迹”之谜：“左右共赞”背后的共同困惑

今天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与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弱势者谈判权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不像其他转轨国家受到“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靠铁腕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增加：大量资本流出、商品流入和产业结构变化，使发达国家百年来形成的劳资力量平衡趋于瓦解。民主国家（不仅欧美，连印度这种发展中民主国家亦然）的资本对本国的工会农会“惹不起躲得起”，他们在中国式的“专制市场经济”国家找到了既无工会又无农会、没有讨厌的环保组织挑刺、只要搞定了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连税都可以优免掉的投资乐园。同时依靠“低人权优势”，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涌入各国，排挤了当地的相应产业。如此一进一出使各国劳工谈判实力面临崩溃，工会衰落，福利萎缩，移民、就业和公共财政陷入困境。不仅福利国家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自由市场国家也因无法与“血汗工厂”竞争而难以为继。

于是，最近张五常便声称今天中国经济“比美国更自由”，是“全球最好的制度”，而世界的潮流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其实谁都知道，今天中国不仅工农没有结社、谈判的自由，资本在连《产权法》都难产的情况下又有何自由可言，但是“低人权优势”的确使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吊诡的是，在此种趋势尚属初显的今天，他们各方都力图以“中国的成功”来证明各自的理论：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

然而他们还能称赞多久？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长远地看能乐观吗？

中资海外遭遇"工会陷阱"：中外规则"碰撞"的启示

实际上，全球化中的中西（乃至中外）规则“碰撞”已经日益昭示了其中的实质：

一方面外资入华后引起对比。中国不少人指出：就重视劳工权益而言，国内如今是欧美资企业最好，东亚（日韩）资就较差，港台企业更差，而国内企业，包括私企与非垄断部门的国企在内最差。以地区论，尽管珠三角等开放地区的“血汗工厂”已经令人触目惊心，由于当地相对开放，人们也议论最多，但事实上劳工权益最差的恐怕还是内地企业：内地的“夺命矿山”有甚于深圳的“断指工厂”，而深圳的“工棚现象”其实比国外的sl u m已经更不人道而且引起了诸多议论，然而内地很多单位不但不允许农民工自建陋房（我国颇有人以此自豪，谓之“中国没有贫民窟”，但他们却缄口不言：那么农民工住哪儿？），而且连“工棚”都不提供，而是任其露宿街头！许多欧美外资本来就是规避本国劳工权利而跑到“低人权”的中国，但民主福利国家的长期“社会主义传统”仍然使其初入时诸多“不习惯”，不习惯于如此对待劳工，不习惯于如此巴结官府，甚至有劳工维权、外资企方已答应条件、而官府却以破坏“招商引资”大计而出面弹压的。但久而久之，这些欧美外资有的也入乡随俗，学会了镇压劳工，学会了“搞定”官府。以至于回到本国已经无法适应，只能“扎根”中国，而我们的传媒则宣传为“不但留住了‘资’，而且留住了心！”

另一方面，我国的企业一旦赴外投资，首先感到的第一个障碍，便是那里强大的工会、农会。欧美就不要说了，拉美被我们的舆论说成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似乎是资本最神气、工人最受欺负的地方了。然而我们的“中资”一进去，立即发现恰恰相反：那里的工人把资本“欺负”得够呛！拉美最大中资企业“首钢秘铁”违法（当地的劳工法）镇压工潮、开除罢工工会成员，造就了“秘鲁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在工人支持下他先当选议员，后成为秘鲁劳工部长，他的女儿则民主当选“首钢秘铁”所在市的市长。而“首钢秘铁”则被劳工运动“折腾”得七荤八素，不但经济上损失惨重，而且政治上声名狼藉。国内传媒

因此一片惊呼：“海外投资须防工会陷阱！” 我们的国企老爷可算知道了什么叫“咱们工人有力量”。

拉美工人不好惹，咱们“中资”又看上了非洲，那里不但穷，工资低，而且政治比拉美落后，很多地方还是独裁统治，也不像拉美那样，中了“西方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毒”，不会成天鼓捣劳工权利。并且我们不管“人权”，跟当地的独裁者特别处得来，不但不干涉他们的“内政”，而且对这种“内政”如鱼得水――我们的“中资”在国内“搞定”官员的那套本事在这种“内政”中最能大行其道，令“西资”望尘莫及，于是“中资”大举挺进非洲，而且在竞争中屡屡击败西方公司。

但是很快“中资”就发现非洲毕竟不是中土，虽然那里的劳工不像欧美乃至拉美那么厉害，毕竟那些前殖民地也沾染了些西方“劣习”：首先是传媒“自由度”仍比国内为大，民主虽然受枪杆子左右而不成气候，毕竟还有反对派和一定程度的竞争，双方要拉劳工的票，工会虽很难持政治异议，在劳工权益上也还有所作为。而近年来，西方传入的环保和原住民权益NGO更为麻烦，“中资”在那里圈地，甚至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去采采挖挖，被搞定了的官员也就袖手旁观而已，靠他们来弹压刁民，像在国内的定州、汕尾那样，则嘎嘎乎难哉！

后来不少中资发现窍门：非洲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淡漠，相对较富的沿海国家有不少跨境劳工来自更穷的内陆国家，他们是非法移民，不受劳工法保护也没有工会。于是大量雇佣他们便成为非洲中资经营的诀窍之一。然而不久又发现：非洲人国家意识虽淡，部族意识却强，跨境劳工多是在本部族区打工，在当地虽无国家与现代工会保护，还是有部族、亲缘关系可依，一旦发生劳资纠纷，他们往往有当地本部族人的声援。

最后，中资发现普天之下还是中国劳工最顺从。国内的农民工本来就习惯于“低人权”，到非洲更举目无亲，语言不通，没有任何社会联系可依，往工棚里一关，还怕你不就范？于是非洲的许多中资企业最终都转向在当地获取资源、销售产品，却千方百计从国内大量输入劳工，为此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如南非某中资企业从国内输入“保安”150多人，占全部雇员的80％以上，实际都是一线工人，以规避当地一般工人必须雇当地人的法律。这种做法已引起当地舆论的强烈恶评。中资既倾销廉价商品挤垮了当地产业，本身又只掠取资源而无助于当地人就业，就算是独裁者青睐、官员行“方便”，其奈民心不齿何？不过，正是由于中国不像东欧，不但“低人权”，而且经济块头特大。你可以不让中资进去，却挡不住你自己的资本投奔中国，而外资一旦争相入华，非洲要“招商引资”，舍中资还能引谁？

弗林特兴衰：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

于是在市场日益全球化、而人权却不能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劳工权利构成的挑战也日益严重。笔者2004年在美国时曾到过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那里曾是GM（通用汽车公司）早期总部所在地，后来是汽车工人聚居中心，其市政历来为强大的工会势力所控制，实行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和全方位社会保障制度，是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城市”。当年这里曾经非常繁荣，人均产值比附近的世界车都底特律还高得多。为工人服务的城市公共设施也非常完备。“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公益，直到工会疗养院与度假村，从技工学校、通用汽车学院、社区大学直到GM资助的公立密歇根弗林特大学等一整套教育体系，还有全美第一流的斯隆博物馆、朗维天文馆、市立美术馆，可谓美轮美奂、应有尽有。

可是如今随着资本撤出，汽车产业衰败，税源枯竭，市政破产，人口外迁，这座“社会主义城市”已经几乎完全垮掉，居民大半退休，设施严重老化，晚上那里不少街区甚至连路灯都不亮。GM总部的研究人员告诉我，GM在美国已经连续10余年完全没有招收新的蓝领职工。由于工会不允许解雇工人，但公司可以以不降待遇为条件在所属各厂间调配工人，于是公司便借退休自然减员，减一批关一个厂，并把工人调充余下各厂维持生产，再减一批又关一个厂……如今一些厂蓝领职工平均年龄已达50多岁。过不了几年，公司在美的全部汽车厂都将关闭。而盛极一时的美国汽车工会及其“社会主义城市”也将彻底没落。

那么G M的资本转到哪里？当然不止中国，但最主要是中国。GM全公司如今已经连续多年巨额亏损，濒临破产。当年这个全球第一大公司，现在度日维艰，不仅美国本土各厂巨亏，在全球各地、包括在印度的GM生产基地也多数亏损，只有在中国是大量盈利！因此GM在中国的产量比重目前还不算高，但盈利比重已经是100％乃至无穷大（分母已为负数）！所以只要可能，GM仍打算把生产线继续向中国转移。这位研究人员感慨地说，这世界上如果不是有中国这么个无工会无福利制度的地方可去，我们就只有改行不做汽车了。

这不成了“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了吗？然而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其实GM全部转移中国只是这位先生的一厢情愿。中国本土汽车业也在大发展，不可能有太多地盘让给GM。但是中国本土汽车业与GM不同的是，它只能在无工会无福利权利的情况下发展。最近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后遭遇“工会陷阱”的事，说明GM在工会如此大的压力下能撑到今天实在不易，上汽岂能如此，也何须如此？

东欧的经历表明共产党无法战胜资本主义，而西方的经历则表明资本主义在民主条件下也无法战胜社会主义――或者说“资本”在民主条件下无法战胜“劳动”，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经历却似乎在表明：专制加资本主义可以征服劳工！因此，无论是GM转移到中国来逃避工会压力继续发展其汽车产业，还是此路不通而GM只好破产、或者改业移资到没有工会与福利压力的新行业，而把汽车生产让给中国的“无工会企业”，让美国人都来买中国产廉价汽车，从“国家”角度看或有不同，从“主义”角度看其实一样：两者都意味着一个真正“劳工神圣”的行业在垮台、一个相对平等程度最高的福利体制在消亡。

梯次发展，还是制度盛衰？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危机

而且不仅是汽车业，在美国以至欧洲，凡是百年来劳工运动的社会主义成果积累最多、工会影响与福利权利最强大的制造业，如钢铁、造船、纺织等等，都已经或正在发生类似的过程。当然，过去人们早已注意到这一趋势。但是大多只把它看成产业角度上的升级转移和“全球化”时代的梯次发展：工资成本高的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现象当然存在，并且也不是坏事，或者说应该是好事。

然而，GM在同样低工资（可能还低于中国）但工会强大的印度赚不到钱、而在中国就能大赚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