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天府新论》创刊三十周年学术专题

作者介绍：

曾亦，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丁纪，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陈，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吴重庆，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齐义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编者按

2014年11月29日，《天府新论》与儒家网在成都共同主办了"《天府新论》创刊三十周年暨'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学术研讨会"。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主要基于两方面缘由：一是我刊三十年来一直注重推介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研究成果，1990年代就曾经发表了杜维明、陈立夫诸先生的力作；二是儒学的人文教化、治国理政等功能日益受到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推重，誉增一分，谤亦随之，儒家如何自处，这是一个问题。

此次研讨会我们邀集了十数位较有代表性的大陆新儒家，共同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的关系。儒家中国之旧邦，如何膺承中国之新天命？基于儒家立场如何重新理解现代中国历史？基于儒家义理能够对中国当下改革提出何种儒家愿景？因应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儒学自身如何调适融摄？儒家致治太平的普世维度如何应对现代化危机、拯救人类世界？此次会议围绕上述一系列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在此辑录会议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本刊略有删节。

一、现代中国与儒家叙事

曾亦：保守主义的回归：从康有为到邓小平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思想实际上有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就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这是一条革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各派思想，无论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右派的自由主义，还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实际上都接受了这样一个革命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五四"这样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条比较清晰的、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道路。

而另外一条道路是从康有为开始的，这是一条改革或者改良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发端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以及晚清的新政，不过才十多年的时间，就被后来的革命道路中断了。经过了近70年之后，迎来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我看来，这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开启或接续了康有为开辟的道路。而且，不论是从名词还是内涵上，邓小平讲的改革与康有为讲的改良是非常接近的。但是，这条道路一直隐而不显，阐述这条道路的思想家也是非常之少，最大的人物就只有康有为，而其他的各派学者对这条道路缺乏应有的论述。

如果从时间跨度来看的话，革命的道路始于辛亥革命，终结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概近70年的时间；至于改良的道路，清末持续了10多年，而从邓小平的改革到现在，则有30多年，两段时间加起来也有50年了，不算短了。但是，对于这50年的中国历史，我们的学界和思想界却缺乏应有的阐释和理解，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就是试图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新的解释和理解，当然是站在儒家的角度。毕竟这条道路时间很长，而且对于未来的意义也许更为重大，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对这条道路的阐释。这是我讲这个题目的一点理由。

最近十多年来，儒家越来越兴盛了，可以说是拜邓小平的改革所赐。如果放在革命的时代，即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儒学历来都是作为批判的对象，甚至是当成封建残余被彻底否定。而当邓小平实施改革以来，不难看出，不论是学术研究上，还是在思想层面，以儒家为代表的各种传统思想逐渐得到了复兴。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儒家，从感情上来说，对邓小平道路自然要更亲近一些。

在我看来，无论是站在批判性的角度从所谓"前三十年"去理解"后三十年"，还是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目前的成就，这两者都是有问题的。只有"回到康有为"，即从一百多年前当时中国开辟的改良道路，来理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才能赋予邓小平改革以更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就是把邓小平道路纳入到数千年中国大历史之中，视为数千年中国道路的延续。这是我讲这个题目的另一个理由。

那么，如何理解从康有为到邓小平以来的道路呢？我认为，这首先意味着保守主义的复归。对于保守主义的理解，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可能都有他们的一套解释。我最近看到刘军宁讲他的保守主义，认为只有保守西方自由主义那一套价值，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显然，儒家肯定不会这么狭隘。而且，中国人为什么要保守西方人的价值呢？这在逻辑上就很有问题。我认为，如果站在康有为的角度，保守主义的内涵应该包括这样几个层面：

第一，在康有为那里，改良就是"维新变法"的意思。我们现在对"变法"这层内涵讲得比较多，而对"维新"却忽视了。其实，只有把"维新"和"变法"结合起来，才能准确把握"改良"的精神。"维新"一词，本来出自《尚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就是说，对于周这样一个已经非常古老的国家，到了某个新的时代，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享有天命的新王朝。现在儒家喜欢讲"旧邦新命"，正是依据这个古义对我们已建国六十多年的"旧邦"的期待。因此，满清讲改良，但对于满清这样一座"老房子"，一个存在了200多年的旧王朝，当然不会把它拆掉，否则就成"革命"了，而是主张在"旧房子"的框架下进行重新的翻修、装饰，经过一番修缮后，"旧房子"又焕然一新，可以再住下去了，这就是"维新"。

邓小平讲改革，其实也有这个意思，这与毛泽东非常不一样。毛泽东是讲"不断革命"的，即便当共产党夺得政权后，还是要不停地革命。文革时，搞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把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房子拆掉，再借助群众的自发性，又盖新的房子。这个逻辑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在毛泽东这里，历史就是拆旧房盖新房，再拆旧房再盖新房，不断循环下去。邓小平则完全不同，他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什么意思呢？邓小平完全是站在改革家的立场，而不是革命家的立场。就是说，我们不论怎么改革，有一个前提是不能动摇的，就是不能拆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而只能在这个"旧邦"中进行自我的修缮和完善。在邓小平看来，"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支撑"旧房子"的四根顶梁柱，是绝不能动的，一动房子就垮了。我觉得，这是"保守主义"最核心的内涵，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当前的改革。

第二，较之孙中山到毛泽东的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把目标降低了。在康有为那套改良主张的背后，其实是以公羊家讲的三世学说为理论框架的。按照这种三世学说，整个人类历史分成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个阶段，三阶段又分别对应一套不同的政治制度，即衰乱世对应君主专制，升平世对应君主立宪，而太平世则对应民主共和。按照现在看到的一些史料，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其实是主张革命的，因为他追求的是民主共和这个最高目标，这与孙中山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民主共和这个最高目标，跟清王朝的君主专制是完全不能相融的，因此，如果要搞民主共和，就一定要把君主专制推翻，也就是要采取革命这种手段。但是，后来康有为得蒙朝廷的恩召，马上就把那套革命主张搁置起来了，而只讲君主立宪。相对于民主共和来说，君主立宪这个目标显然是降低了。这就决定了康有为不必采取革命这种激进的方式，只要通过改良就够了。就是说，君主专制跟君主立宪还是可以相融的，只不过对君主的权力进行一定的限制而已。但是，如果以民主共和为目标，就只能诉诸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因此，康有为主张改良，就是因为他把目标降低了。

邓小平的改革其实也是如此。当初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这相当于儒家讲的大同，这是极其高远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只能通过一种革命的道路，通过粉碎现存的一切旧秩序才能达到。这从马克思开始，一直到毛泽东的文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现实中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邓小平时代开始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讲市场经济，到现在讲小康，相对于疾风暴雨式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相对温和、步子缓慢的渐进改良道路。我认为，这是康有为、邓小平的第二层保守主义内涵。

第三，保守主义意味着中华道统的回归。为什么呢？孙中山虽说是革命道路的开创者，但到了晚年，孙中山思想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孙中山曾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到，他的"三民主义"其实是接续孔孟道统的。可以说，他是把"三民主义"看成孔孟思想在当代的体现。这种说法是我们儒家能够接受的。

而在康有为那里，同样也有这个转变。康有为早年讲孔教，这到晚年也没有变化，其中当然有很多考虑，但无论如何，这里面还是有一个道统意识。因为在戊戌变法前后，孔子在康有为心目中的地位可能只是拨乱反正的教主，儒家也只是提供一套据乱世的学说，至于通向升平世、太平世的道路，只能到西方人那里去寻找。戊戌以后，康有为周游西方列国，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强调孔子是"大医王"，儒家思想不仅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对全世界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康有为看来，人类的目标不再是西方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面貌，而是孔子已经在经典里描述出来的那个世界。

另外，我再讲一点，就是对于康有为学术的理解。康有为思想的核心是素王改制，他对《公羊》学的理解也是如此。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则表现为两个方面的改制，他不仅要变革有清以来两百多年的祖宗之法，而且还要变革孔子以来数千年中国之法，从这个方面讲，康有为是非常激进的。以前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但对于康有为来说，到了晚清的时候，真是变天了，可以说，他讲的改制确实有一个"变道"的意味。这也是当时士大夫最不能接受的，后来，慈禧太后亲自主导的晚清新政，其实只是走了康有为主张的"变政"之路，不过，走着走着，就还是"变道"了。更不用说辛亥革命以后，更是离经叛道了。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一点，康有为以及汉代公羊学者讲的改制，是"损周文，用殷质"，就是要在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损益，在合理继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可见，康有为无论怎么激进，比起后来的革命党人，都还是太保守了。对于革命党来说，他们是要把旧世界完全摧毁，从而在一张白纸上任意描述他们心目中的美丽蓝图。显然，这种没有任何继承的变革，与公羊家讲的带有保守意味的改制，是有着根本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羊家还是拒绝革命的。

丁纪：当代历史的儒家刻画

我以为，儒者要去从事一种当代历史叙说，应该特别警醒的就是切忌为各种立场去背书、去做选边站队的事情，也不能陷入某些有可能被外间人也罢、儒门同仁也罢看成是充满琐屑气的、或者可视为像老公羊家那样一种"非常可怪"面目的地步上去。

去进行一种历史叙说，当然是正大而值当的事情，其最高典范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