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建设的粗浅思考

作者:李思文发布日期:2014-12-23

「李思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建设的粗浅思考」正文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课题?这其实既是一个本土化课题,也是一个国际化课题,是一个历史性课题,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课题。中国共产党拥有90多年的建党史,党员人数达8500万名以上,是世界人数最多的第一大党,也是领导中国各民族阶层地区13亿人民建设发展的国家执政党、是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核心利益和集体智慧的精英人才团队。从管理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政党的理论体系、管理机制、队伍建设和党内文化,必然也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也是我们面向世界树立民族形象的重要支柱。

尽管关于共产党发展的论述汗牛充栋,且大多都充满感情,具有很强的激励性,不过如果跳出中国,从一个纯粹国际受众视野的角度来看,涉及党的很多材料和思想其实还存在文风陈旧、结论先行的语言局限和叙事问题。由于不少内容宣讲气味过浓、"代言"意识过强而逻辑论证欠缺,或纠缠于党内党外人物的神化描述或人际关系的叙事,或目光局限在过去的光辉历史而很少现代化气息,从整体思想表达上,这些叙事还常常存在与现实脱节、与世界隔阂的情况,缺乏一种通往"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更为谦虚、细致、准确的思维习惯和精神,不太能够让世界思想界和普通受众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以科学理性精神为指导的、现代化的、可检验的、易于理解的政党建设的道路。换言之,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不是一个传统管理层内部的禁区话题,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开放话题的话,那么我们似应可对她的未来提出一些开放的建议。

在很多党内人士看来,共产党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应当是一个如何成为一个善于应对国际国内变化、开展自我改革的现代化、普世化、包容性政党的路径发展,而不能沿用一种僵化教条、自我封闭、紧张保守的特殊化、传统化、局限化的思维方式,不能把眼界越走越窄,而应把道路越走越宽。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汲取自身历史以及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优秀元素,面向瞬息万变的祖国人民和世界局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升自己、充实自己、开放自己、丰富自己,恪守"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原则,以海纳百川的态度塑造出一个崭新的思想型、人才型、开放型、法治型政党及其工作方式,从而超越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和传统封建官僚集团的狭隘性与局限性,走出一条造福于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健康之路"。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建设,笔者不拘浅陋,结合一些阅读工作和思想心得,尝试提出以下粗浅的思考:

一是理论体系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主要理论体系均来自以《共产党宣言》等文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随着时代的变革,则不断吸收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的影响进行调整,可以说进行了极强的本土化改造和创新,其内容丰富博大,硕果累累。然而,在这一系列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其实还隐藏着很多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的深刻矛盾,隐藏着革命党与执政党身份的内在矛盾,隐藏着经济社会的计划管理模式与市场管理模式的矛盾,隐藏着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形成的思想体系与21世纪变动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理论界似乎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例如,《共产党宣言》本身作为一篇19世纪带有很强战斗性质的檄文,其实本质上也包含着很多与中国本土民众积累了数千年的信仰、习惯和理想不甚吻合、也与人类社会的复杂现实并不完全一致的内容,例如:《宣言》毫不讳言其"与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决裂"、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消灭家庭"、"反对资产阶级的公妻制"、"取消继承权"、"取消祖国和民族"、"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等等。事实上,马克思作为一名杰出的犹太裔学者和革命家,在为人类奉献出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生产力发展规律、资本与剥削理论等等宝贵思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处时代社会矛盾和社会现实的烙印,他那独特的、激烈的、忘我的、超前的、排他的战斗性,体现的既有对人类永恒正义和公平的追求,也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着当时西欧社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间法治欠缺、民权脆弱、社会分化严重、社会医疗、教育、文明等程度均较低的现实,其文辞中一些激进修辞,是否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全部时代,还有待商榷。

在思想上,马克思认为哲学高于神学、阶级矛盾高于人类共性,因此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召唤人们起来战斗反抗现行制度,从不安于现状,并且建议否定全部宗教和封建关系。这种战斗性,在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在危机与困境中寻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国民苏醒的语境中,是完全适用的,也激发了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为中国的美好未来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和青春,为我们今天的团结与发展奠定了千载难逢的基础。但也因为这种带有绝对色彩的战斗性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民间现实和需求仍然存在巨大矛盾,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20世纪60-70年代发动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由于拘泥于马克思部分偏激思想的教义,人们带着过分敏感的阶级意识,将社会人为地分成不同阵营开展内斗,以暴力形式割裂了中国人与其传统家庭价值观、和平观、道德观的关系,并试图通过语言和行为暴力推行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文化",从而把中国内生的士大夫文化、协商文化、自律文化、宽容文化、宗教文化等一律抹杀,导致了文化上巨大的反弹和痛苦,也未能孵化出有助于人与人的文明尊重、商业经济发展繁荣的优秀管理模式。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选择改革开放道路、放下思想包袱、重新以包容态度开展与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与贸易体系积极互动的关系之后,才得到改善。也正是这一次重新的开放,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受到了各种新的关注和怀疑,但也得到了新生与再造的机会。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精神导向在中国依然具有引领性的重要地位,但其思想内涵已经远远不同于其发端时的初衷,而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应该在理论体系构建上予以明确分析和理解诠释。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版本的新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未必是截然对立的,因为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看不见的精神世界与文化成就,与看得见的物质世界和财富积累应该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中国人数千年以来都重视立言、立德、立行,并不认为人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生产和斗争动物,而是作为一种精神个体在道德上追求高度自律、注重善恶因果、注重保护人天性中对世界自然的关爱与信任,这种伟大的思想传统,恰恰是未来人类发展和社会法治的有力补充,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不应该因为马克思对于有形的"生产力"的高度关注、对人类追求和平和解的共性的否定、以及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性质的初级生存竞争意识就被淹没了。又比如,在中国共产党版本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里面,"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也不应是绝对冲突的,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劳动的分工细化,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必将成为全社会的公共财富,人和人的互相尊重与协商民主决策也将成为常识,不同职业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再像19世纪那样缺少平等,经济的发展也会让更多人实现平等交易和共同发展的机会。未来的世界,或许像技术乐观主义者所看到的那样,甚至会是"平的",每个人都将具有更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言权,不同职业的尊严和价值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从而实现远期意义上的公正与共享,打破劳动隔阂。由于以上这些可能性都是开放的,需要用实践和探索来证明,这就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所盼望"阶级消解"的那一天,未必一定要靠暴力革命、靠剥夺私有权来实现。因为暴力有暴力的内在规律,它往往只能带来更多的暴力反弹,而不能从根本上提升人性的觉悟或促进和平与共识。而对私有权的认识,则与整个人类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有关,也与人作为高等动物的基本本能有关,不是靠简单的理论否定和想当然就可以解决,或许更需精心的引导考察。马克思本人也从未亲见这些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因此对这些理论体系在现实实践中的实际演变路径保持开放态度,应是任何一个以追求真理的共产党员应有的理论自觉和责任。

在笔者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正在或者应当传承的,或许早已不再是原教旨主义的暴力革命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应当是经过综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改良社会主义学派、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乃至欧美民主法治思想和多种经济管理流派等各种代表人类思想精华,融会贯通后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流派表面看似不相容,甚至在其历史演变中有过激烈争论,但内涵是一致的,例如,在人的层面追求人的自由自律、全面发展、互助友爱、共同进步,在社会的层面追求公正平等、民主法治、科学发展、和谐共生,在经济的层面追求资源共享、配置合理、绿色环保、共创价值,在思想的层面追求学无止境、求真务实、纯洁博爱、无私共享,等等。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最适合中国国情也最具备世界性、最能感染普通民众也能激发党员积极性、最能兼收并蓄也最经得起推敲的思想都会渐渐沉淀下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长远发展的核心理念。而凡是带着真诚、博爱、科学与理想之心,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终身的人,都应该说是认同共产主义理想的、可以成为共产党这一先锋队伍组织脊梁的"铁杆"成员。如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才能博采众长、从善如流、及时实现自我调整和修正,站在人类精神理想的高度启发更多人加入其宏伟事业,从而不断推出符合社会现实需求和国际正义导向的优秀理念,使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谈及理论建设,不免要谈到理论文风和理论氛围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思想的讨论和提出过程中,都有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干部阶层的心血成果,这点大概在世界各个政党中也是少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国际国内思想理论阐述文风和氛围所限,我们党对于建立完善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兴趣还不高,话语权也并不强大,对于吸引全国乃至全球优秀知识分子参与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研究的学术意识和理论自信似乎也不够强烈,对于当代新出现的国际现象如西方左派运动等等往往无法发言。而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的战斗话语、以及工农建设阶段豪迈奔放的呼告话语影响力过强,加之对历史决策的若干禁忌,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描述往往容易陷入单调重复,局限在"学习"、"落实"、"高举"、"紧抓"等等不具备理论价值的语汇上,而对于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细化研究、以及新形势下的融合与再造等关键问题却不敢涉及。同时,由于理论界长期对马克思本人以及我党政治和思想领袖的神化宣传,也常常阻碍了青年学者的步伐,使其不敢贸然质疑,以免受到组织责难。因此在国际学术与哲学社会科学舞台上,中国学者、共产党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成果还普遍没有得到接受和认同,未能与世界各地知识分子学者进行平等开放的生动对话,吸引更多外国受众的认可和关注。在日常生活中,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话语也离人们生活现实越来越远,而研究机制的官僚化、集体化也导致独立思考成为大忌,八股话语泛滥成灾,结论先行、论据过时、结构陈腐、毫无建设意义的照本宣科取代了生动活泼的讨论与独立思考,无法引发人们真正的关注和兴趣。与此同时,出于中国人对各种政治理论乃至哲学思想的"实用性"的关注往往超出对其理论体系本身"完整性"和"逻辑性"的关注,对于新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建设也常常流于世俗化、碎片化,难以实现整体性、战略性的重构与再建。于是,关于理论建设的有益分析、思考和探索,也常常容易被错误的理解成派别斗争、路线斗争而贴上标签、带上帽子、用各种方式打压下去,从而失去了健康发展、自我更新的机会。

为此,笔者希望如果未来有可能的话,更多的党内学者和知识分子能坚定信心、开拓视野,寻找机会多探讨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者和知识分子互相讨论、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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