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四）

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在于选择和开拓了“中国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包括三大基本因素：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生产要素和知识、科技、教育、信息、文化、制度等要素；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安居乐业社会。这就是邓小平心目中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1]

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正是由于邓小平的睿智与决断，中国在1976―1978年的两年间徘徊之后，从继续走“文革”时代的“老路”，根本转向走上改革开放的新路。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过程中，成功抵制滑向西方资本主义的“邪路”，始终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路”。对此邓小平等人在重大历史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政治抉择，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与美国超级大国相比，中国正在加速全面赶超美国，成为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这一切都源于毛泽东、邓小平。

毛泽东之后：是老路还是新路

1976年10月，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2]由此中国结束了自1957年以来长达2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教条主义时代，进入 “天下大治”时代，但是直到1978年底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3]

1976－1978年期间中国正处在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到底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及选择是什么？占世界总人口1/5的中国到底要走什么道路？这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必须予以回答的重大问题。

由于历史的惯性，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期间是一个政治徘徊的时期。拥有9亿多人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老路”、“邪路”和“新路”的选择。邓小平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在1976-1978年阶段的道路之争主要是“老路”与“新路”之争，邓小平的重点是反“左”，即避免继续走毛泽东晚年的封闭僵化社会主义道路，确立新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老路，就是“照过去方针办”，[4]即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路线的“两个凡是”，继续走传统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和毛泽东的幕后人汪东兴。以华国锋为代表的路线与邓小平为代表的路线之间的斗争，其实质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封闭僵化社会主义路线（老路），还是开辟改革开放的新社会主义路线（新路）。它既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徘徊期，也是为改革作政治准备期。实际上当华国锋宣布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本身就意味着“老路”的彻底失败，也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拓新路提供政治前提条件。

正是邓小平重新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转败（指“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为胜（指改革的胜利），且节节取胜。在1978年11－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陈云等党内主流力量开始清算和改变了华国锋极少数所坚持的“老路”，第一次以制度化的规则和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正确路线领导人替代了错误路线领导人，也实现了中国从政治徘徊期向改革开放时代历史转折。

邓小平时代的“正路”与“邪路”的较量

在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同时，在西方主导下进入第三次民主化、自由化浪潮阶段。[5]这既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产物，还是西方政治霸权、文化霸权的“胡萝卜”，对非西方国家的精英们有极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前者不断寻找西方民主“代理人”，后者也不自觉地依附于西方理论和思潮，构成了“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在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在当党内外抬头，对中国少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向心力，对中国社会公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模仿性。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道路之争就突出表现为 “正路”与“邪路”的较量。

所谓“邪路”，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走“西方道路”。其依据和论调包括：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受到严重挫折，主张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转而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发生多次重大失误而得不到及时纠正，主张放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则，转而实行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制度，如联邦制、两党制、多党制、议会制等；由于毛泽东晚年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主张放弃毛泽东思想，转而实行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由于“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不下去了，转而主张走西方全面彻底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诚如邓小平所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6]只有极少数知识精英持有这一主张，既得到个别领导人、极少数党内人士同情，自封为“改革派”，也得到欧美等国媒体的公开支持，被视为所谓中国的“民主派”、“自由派”。

对此，邓小平十分鲜明地公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指出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杜勒斯（美国国务卿）提出，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化政策，使这些国家通过“和平演变”回到所谓的“自由世界”，并把这作为他们的一项基本国策。[7]凭借他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政治经验，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8]他公开拒绝了极少数人走资本主义“邪路”的主张，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了强硬态度和举措，保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针对党内自由化倾向，邓小平专门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9]不久就爆发了“八六学潮”。

1986年12月30日，他在与胡耀邦等谈话时谈到：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他认为，中国要搬西方那一套，非乱不可。他明确提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10]

1992年2月邓小平南巡讲话谈到，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他承认，我们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指胡耀邦、赵紫阳）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了跟头。鉴于“八九风波”事件，也鉴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他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跨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跨起来容易，建设就难了。他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11]可以说这既是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又是防止犯下颠覆性政治错误的底线。

应当说，邓小平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总会在中国最关键的时候，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保证中国不入歧途，成功避免了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大崩溃”、“大解体”、“大衰落”的悲惨结局。

与先后出现的“老路”、“邪路”选项相对，邓小平独辟蹊径开创并始终不渝坚持的“中国之路”是一条“新路”、“正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首次公开提出“中国之路”的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2]“中国之路”选择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方向下，以渐进方式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动对外全面开放。它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总结，也是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思想。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3]它既不是按照他国已经成功或表面成功的发展模式（不管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还是美国政治民主模式）照搬照抄，而是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如同“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学习、边探索、边调整、边创新。[14]

对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而言，邓小平所选择的“中国之路”是最适宜的，也是最稳妥的。[15]历史也证明，这一历史选择是正确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邓小平是在什么基础上开拓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呢？又是怎样怎样开拓这条独特的道路呢？

邓小平重建执政党和现代国家制度与政治体制改革

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这些重大的制度安排主要反映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党和国家的正式制度以及具体实践上。它们成为治党、治国的根本大法，也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大纲。

邓小平实施了以执政党和现代国家制度重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的制度重建具有互补性，也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更多地继承50年代的党章和宪法的历史经验，而不是采用西方政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模式；更多针对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弊端进行“修正”，而不是“推倒重来”；更多基于内部政治共识，而不是人为地扩大政治分歧。它具有国情的适应性、实践的可行性、调整的灵活性，避免了政治体制陷入“历史真空”之中。它们不一定是最好的模式，但却是最适宜的模式，他们不是激进主义而是渐进主义式的改革，既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变革，也保证了中国政治稳定。

毛泽东留下的历史遗产

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是“中国之路”的奠基者。一是毛泽东的制度创新。他早就提出要铲除旧中国的地基（指旧制度），建立新中国的地基（指新制度）的设想。这包括1954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中国共产党章程》等一整套执政党和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成为后来邓小平等人所继承的制度财富，在此基础上务实地针对体制弊端进行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二是毛泽东留下了最宝贵的人力资本。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指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成员和书记处成员）[16]，在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清洗和党内斗争淘汰、自然死亡之后，仅存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四人，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外还有彭真、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薄一波、罗瑞卿、谭震林、乌兰夫、杨尚昆、胡乔木等政治领导人的复出。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最重要的资产――人力资产。他们相继重新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包括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军委），构成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如果没有他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