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苏联式干部任用制度亟需改革

周永康案件事实上已经露出中共现今仍然沿用的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已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头。

记者：作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涉及的面极大，牵扯的利益极多，对周永康的查处对中共治理上有什么样的意义?

李永忠：周永康是我党政治生活正常化以来被查处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但不应当满足于查处这样一个大案，而应当进一步反思：他是怎样在现行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中腐败的?他为什么又在不断腐败的状况下还能够提拔到最高级别?最重要的是，周永康案件事实上已经露出中共现今仍然沿用的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已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头。我曾在十八大前提出，新一届将面临的"三个不得不关口"：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周永康案则是最鲜明、最直接、最具体为这"三个不得不关口"作注。我们不能只抓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权力过分集中是"总病根"

记者：在中国，腐败案件出现这种窝案现象已非常普遍，周案更是反映出一个腐败网络的状态。这种情况的出现，其背后的根源在哪里?

李永忠：邓小平早在30多年前的"8・18"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苏联、东欧和我们一切问题的"总病根"。制度其实分两个层次：一是写在纸上的条款，这是低层次的制度;二是保证这些条款得以施行的组织体系，即高层次的制度，其核心就是权力结构。

在我看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是革命党时期总结的"老三大建设"，长期执政下，若中共沿用的还是革命党时期"老三大建设"，就很难胜任其历史使命。执政党最重要的是要健全制度，而制度建设核心就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目前沿用苏联模式问题之一是权力结构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于一体。以周永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期为例，这个权力结构决定了，一是在四川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对中共四川省委进行监督;二是，在中共四川省委中，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对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进行监督。

权力的叠加倾向于腐败。尽管周永康在四川省任职期间也有所作为，四川省委书记这个职务为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做了很好的铺垫，但他作为封疆大吏也同时栽培亲信，以及巨大的利益的输送。作为一个大省，四川省委书记的职位比他在石油系统、在国土系统获得的权力更充分、更广泛。只要对他在四川省委书记这"一把手"岗位上进行深度剖析，都可以从中找到现行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之弊。

记者：在周案中，一些与周相关的人，如他的几任秘书，能够跟随他从一个系统调到另一个系统，而在周离开某个系统后，还能够在该系统内保留他的代理人，这种现象是否已经严重违背了中共的人事组织规则?在现有的人事组织规则上是否存在明显的缺陷，使得这样的利益圈子能够形成?

李永忠：这是苏联模式的第二个根本性弊，即是它的选人用人体制。早在133年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面有一个重要论断，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而133年后的今天，我们选人用人还是以等级授职制，以委任制、任命制占主导地位，甚至是压倒性的方式。而各种形式的选举，实际上是控制性选举，以此来实现组织意图，因而才会出现那么多的高票甚至全票当选。

执政60多年，我们至今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甚至比70多年前的陕甘宁边区的选举都不如，第一没有竞选;第二没有比较大的差额;第三没有秘密投票间。所谓的组织意图，更多的是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意图。领导喜欢的，迅速提到领导身边;而群众拥护的，则永远留在群众中间，"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实属必然。

而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做"进了班子没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圈子没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周永康则充分利用现有体制弊端，每到一地就把自己的权力发挥到极致。他走到哪儿，就把自己用得顺手的人带到哪里;临离开时，便将信得过的人留下来充当代理人，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网。这并非孤例，一些深谙此道的领导干部，都利用此道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大小团伙。

我们往往感觉到，从县、市、省到中央，有过秘书背景的人容易得到提拔，且更容易担任领导岗位。这种血亲、姻亲和身边工作关系，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应该有具体的制度进行安排和规范要求，让他们在提拔条件和岗位安排上，比别的干部更严格。

升迁的机会基本上不来自于老百姓，而主要来自于领导上级，这种用人的导向必然导致尾随、依附领导。我曾经撰文讲过"两森现象"："领导干部的优秀楷模"--孔繁森，在副处级岗位上干了十多年;而腐败分子--王宝森，从副处级干到副部级仅仅用了十年。冀文林的升迁也同样可以看出玄机。1966年7月出生的冀文林，参加工作五年后才入党，30岁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主任科员，但自从当上周永康秘书后，从主任科员到副厅局级干部只用了不到六年(任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副厅级副主任);2013年初，不到47岁就被选为海南省最年轻的副省长。我们党的很多优秀好干部却很难得到应有的提拔，因为他们不懂得或者不屑于依附于哪个领导。一些干部中早就流传：培养一个好秘书，比养一个好儿子管用得多。

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决定了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这种"逆淘汰"只能愈演愈烈。

苏联式权力运行定律

记者：除了一些特殊关系的人以外，苏联模式的用人体制在实际运作中是如何使得腐败集团形成的呢?

李永忠：苏联模式权力的运行和选人用人还遵循着三大定律：第一"武大郎开店"定律，高我者莫来。如果一个水平不高的人担任主要领导，那么这套班子所有成员都会理性地选择装得比领导水平低。谁的水平如果敢于高过主要领导，谁在班子里就会马上不被待见，而且绝对没有希望接班。

"武大郎"也不笨，他会随时用各种办法测定你是否真心依附于自己，因而会做一些指鹿为马的测试。因而就有了第二个指鹿为马定律。比如领导准备提拔一个人，但这个人能力素质水平不行，反对提拔他，或不表态的，就不是自己人。再如要上马一个工程，效益不好但里面有利益输送，凡赞成者才是自己人。

中国沿用苏联模式已经60多年，能力不足不是某个或某些领导的问题，在这样的体制下，有素质有能力的人很容易被"逆淘汰"。不少干部在办公室、在家中挂的牌匾是"难得糊涂"，有的甚至明确称，之所以能到高位全靠一个"忍"字，而那些不装糊涂的优秀人才，绝对没戏。

第三个定律叫做买路钱定律--不给好处者无望。一些武大郎式的人物一旦掌握重权，需要通过输送利益来判定下属依附自己的程度。喜欢政治好处的，就歌功颂德;喜欢经济好处的，就送金条，前两者不缺的送美色。而不予好处者，则升迁无望。第一定律、第二定律最后都必须折算成第三定律来兑现。在周永康案件中，那么多人都死心塌地地依附他，在薄熙来案中，他妻子杀了人，也会有人帮他打掩护，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最后都会形成一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文化。一个权力圈子内的人都会相互扶持，拼力挣扎，将这样一个圈子端掉也会非常的困难。

改革是最终出路

记者：为了防止这种腐败集团的出现，应当在制度上进行什么样的变革?

李永忠：如果不及时推行用人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会相继出现三种层面的权力交易形式：第一是权钱交易，这是最低层次的腐败。第二个层次即权色交易，这个色不单指美色，而是泛指所有的非物质化贿赂。

权色交易要隐蔽得多，是多次性的复杂交易。比如业绩交易：你把你的工作业绩给上级，上级会很快得到提拔，然后再来提拔你;比如信息交易：黄光裕曾把某股票会被拉高的信息告诉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的妻子;再如色情贿赂，把女明星装作某次偶遇送给你，然后由我去付款。

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势必出现最高层面的腐败--权权交易：我是某省的省委书记或某政治局委员，我把你的儿子弄到手下重要岗位，你把我的女儿弄到你那里，这样我们的子女很容易接我们的班。而当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大学里知识分子的知二代都搞这种联手时，社会阶层就逐渐板结化，任何改革都没有空间，最后只有革命。

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腐败从权钱交易上升到权色交易，如果发展到权权交易的话，反腐败就更加艰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反腐的核心就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才能避免第二个、第三个周永康的出现。查处周永康不是目的，震慑问题官员和贪腐官员也不是目的，利用周永康案的契机，尽快设立政改特区，通过政改特区的先行先试，在形成局部的科学权力结构后，再复制到全国、全党，这才是查处周永康案最有价值的地方。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十年前由于村级财富急剧增加、监管不力，村支部书记违纪违法被抓，村民上访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村里百姓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成为独立于党支部和村委会的第三方权力。这十年，他们有效地监督保证了没有一个村干部违纪违法，没有一笔村集体财产流失，没有一个村民去上访。习近平当时在浙江任省委书记，他看到了这个异体监督的成功案例，并在九年前带队调研，充分肯定了这个村的经验。后陈村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在我看来，经改看小岗，政改看后陈，如果能够把后陈村的经验推进到乡一级、县一级甚至更上层，我们将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新路。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