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应生：论民主政治的推进对中国共产党公信力的提升

摘要：民主政治、政党公信力在政党政治中以公共权力为中心呈现为映像关系，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政党公信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不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以提升党的公信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进一步提升党的公信力，必须坚定执政的人民立场、充分实现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强化公权力运用的规范性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公信力提升

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一个政党要获取执政地位，必须具备使民众认同的公信力；而执政党的长期执政，也必须不断提升、强化其执政公信力。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主要凭借武装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取得的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奠定了执政的公信力基础，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在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探索、推行民主政治，成功运作公共权力进行执政活动，提升执政公信力，将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了政党执政的奇迹。本文尝试从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梳理出民主政治推进对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的影响及启示。

一、民主政治与政党公信力的关联性

民主政治由“民主”和“政治”两要素构成，民主是内核，政治是形式，理解民主政治，“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1]。“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demos”与“kratein”的组词，它有全民做主、多数人统治等含义，在古希腊雅典民主中，公民实行自治统治，直接管理雅典城邦内的公共事务，有政治资格的公民直接参与雅典城邦的立法、司法活动，由公民直接选举出的官员与普通公民一样不享受任何特权，只是代为行使公权。随着概念的演变，民主逐渐成为以独有内涵与专制相对立的存在。民主的实现形式是采用何种方式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比如公民表达利益诉求所采用的选举、协商、监督执政行为等形式，民主的核心内容是如何保证人民权益的实现和公共权力的有序运行，民主内容与形式统一于如何真正实现人民的统治，这就需要借助于政治活动。对于“政治”，不同学科基于学科视角的不同形成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一般接受“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2]等表述，这基本概括了“政治”的本质、属性、基本内容和特征，概而言之，政治就是参与统治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政治活动与公共权力相联系，获取权力才能行使管理职责，采用何种形式运用公共权力是区分政治活动的关键。

民主政治是凭借公共权力、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使民众的正当意志和利益得以实现的政治制度和活动。民主政治虽由“民主”与“政治”两个要素构成，但并不是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它既包含了民主内在的社会公正，又涵盖了政治活动的实际运作，更体现民众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利益诉求。首先，民主政治的主体是全体民众，全体民众的利益实现是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标，能实现大多数人利益是现实目标。其次，民主政治典型特征是民众的自治统治，以民选的形式选出少数精英分子组成权力机关代为行使公共权力，并有完善的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监督权力运行和民意表达的机制，以确保民众自治统治的实现。第三，民主政治要求具备相应的环境，比如独立的主权，民众参与意识，相应的文化、观念以及以法律制度等。

政党公信力的核心是信任。信任是基于主体间的期许，一种相互关系或主体对客体行为的预期将产生利于主体的结果而给予的信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信任是一种简化的社会契约关系，信任主体为实现一定的利益与信任客体进行一定的交换，无论交换内容为何，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种契约，信任形成双方的利害相关，信任主体要通过客体实现利益，但也要承担因信任对方所带来的风险，而信任客体也将得到所需要的东西，如代为行使的权力，获取一定的资源等等。信任关系的达成，关键在于信任客体具备信任主体信赖的条件：第一，信任客体与主体利益相关性。利益是信任主客体联系的纽带，信任主体与客体达成信任关系的主要目的是实现预期的利益，客体的行为也不是单纯为信任主体实现利益，其本身亦有自身的利益需求，因此，具有与信任主体强利益相关的客体容易获取信任。第二，客体自身所具备的条件及信用度。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代为实现的意志或利益具有预期的不确定性，信任主体在不能完全控制客体的行为时才发生利益关系的托付，信任客体本身所具备的条件或信任主体对客体前期行为的信用评估是信任关系能否达成的依据，直接影响信任客体得到的信任。第三，客体行为对信任主体正向影响。信任关系本身是心理活动的产物，信任主体将利益实现托付他人，相应地承担信任对象背叛所带来的风险，基于信任主体所要与客体达成的信任关系会受信任主体价值评价、情绪等主观因素影响，信任客体的素质、形象、行为态度等均会影响信任关系的达成。第四，客体给予信任主体的承诺。鉴于客体行为在未来产生何种结果的不确定性，客体对信任主体做出的承诺具有规划性，限制了客体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和非可控性，可以增强信任主体对客体行为的信心。

政党公信力是建立在“公信”之上的。公信的实质是具有“公”性质的社会组织或组织中的某个成员所获取的“多对一”的信任构成。当某一组织获取其他组织或社会成员的信任就形成了多对一的信任关系，获取多对一信任的组织就可以代为行使社会整体或组织成员让渡出的权力进行活动，这种“多对一”的信任构成就是“公信”。公信力一般被用来指公共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某个成员在基于信任的基础上赢得广大民众信赖的能力。政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存在的基础就是与民众建立“多对一”的信任关系，也即具备公信力。民众、政党和公共权力构成政党政治的基本框架。[3]公共权力是民众权利的让渡并通过一定的契约形成的，民众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民众之所以让渡个人权利形成公共权力是因为要现实个人不能实现的利益诉求；政党是“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4]，获取公共权力是一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中心，政党只有获取公共权力并贯彻其政治理念方能为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服务，共同的利益是政党和民众的联结点，民众个人无以操控公共权力，而政党必须获取归属民众的公共权力才能实现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因此，政党必须赢取民众的信任成为公共权力的合法执行者――执政党。

政党成为执政党的关键在于获取社会民众的信任能力的大小，也即政党公信力强弱。政党要获取社会民众的信任，首先，应给予民众实现最大限度的利益期许。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5]，单一阶级基础或集团的政治目标决定了政党获取公信的有限性，而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必须得到社会大多数民众的认可，也就要以民众整体利益的实现为目标，因此必须给予民众利益实现的期许，与大多数民众建立信任关系。其次，增强兑现承诺的能力。人无信不立，政党作为阶级的领导力量靠的是权威得到民众的认同，政党的承诺兑现与否，直接影响到政党的权威，“任何政党若要赢得广大民众的信任，都必须设法兑现自己对民众做出的承诺”[6]，政党承诺的兑现能力集中表现在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是否符合民众的预期。再次，实行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要在公平公正原则下实现民众利益的最大化，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既能促成政党最大范围的扩大民众认同，奠定执政基础，也能监督执政党正确使用公共权力，保证执政的合法性，持续提升执政公信力。

在政党政治中，民主政治是政党围绕如何运用公共权力解决由利益矛盾引发的分歧和冲突。公共权力源于民众权力的整合，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合法的强制力，任何政治组织都是为获得公共权力的支配权而参与政治活动的，而赢得由民众权力整合而来的公共权力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获取民众的信任，施行民主政治是建立政党与民众信任关系最有效的手段。民主政治和政党公信力有着直接映像关系，是否实行真正的民主，是否真正以民众利益实现为政党政治的中心，直接影响着政党公信力的提升。

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以提升中国共产党公信力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和党公信力的提升是同步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还是在快速推进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民主政治的发展始终是党获取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主要手段；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建设更是与党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步，在革命环境中以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真正的当家做主，民主政治的推进为党执政公信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认同基础。

平民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民主政治建设道路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民主政治来获取民众信任的初步尝试。20世纪初，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尝试以“平民政治”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特权政治”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指出，中国所要实现的政治应该是要完全打破一切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特权阶级，是应该“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处于平民政治中的人，不论阶级，不分贵贱，无论种族，都应该是“能为社会、国家做有益的工作的人”。[7]平民政治的政权机关不再是少数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应该属于全体人民，并为全体人民服务。瞿秋白提出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8]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平民政权取代平民政治的表述常用在中共中央有关政权的文件中，如1925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案》中谈到要争取建立“中国平民政权”；1927年中共中央第八号通告中提出“领导工人群众，夺取城市政权，建设平民政府”，之后更是把平民政权概念和“苏维埃政权”相提并论，“中国人民要完全战胜帝国主义，只有推翻统治阶级，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真正的平民政权――苏维埃政权。”[9]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对平民政治(平民政权)的认识，以社会公平、公正为核心，着重强调平民政治对反对一切特权政治的革命性，目的是建立属于全体人民的政权，但平民政权的实现主要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反对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特权，这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工人阶级的响应，但缺乏对底层社会民众的政治、经济诉求的回应，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并没有得到社会民众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红色政权”中进行民主政治的探索和实践，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强化了党的人民立场，获取了公信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不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加之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错误判断，中国共产党逐步放弃了党的政权主张，寄希望于通过退让促成国民党建立民主政府，从而导致党的社会基础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时遭受严重削弱。遭受革命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了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10]通过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并通过土地革命巩固工农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开始引领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在苏维埃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制度，并吸收工人群众参与基层政权的民主管理。在民主选举方面，苏维埃政权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选举法，对苏维埃选举的原则和制度进行了规定。在苏维埃共和国内，工农群众享有最普及的选举权，“苏维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1]除法定年龄、享有政治权利、未丧失行为能力的人，均具有苏维埃所有的选举权利。民主选举采用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结合根据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和交通困难等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