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波：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系统困境

现代性建构是社会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变迁，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在各个层面都存在不同的困境，它们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形成一种系统困境。

一、现代性建构的系统困境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推进，社会高度分化也高度融合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现代性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种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共同形成变迁的动力系统，它是探索和创造新的社会文化生活的过程，因而并不存在统一或唯一的模式。不过，这其中也存在某种普遍性的方向和内容，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建构社会系统新的结构与框架（Framework），即基于法治之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基于保护公民权之上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基于自治之上的公民社会以及基于对传统文化改造之上的文化意义世界等。从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广阔视野看，上述转型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总的说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在系统整体上依然缺少实质性的突破，尤其是没有建立起新的系统框架。[1]

现代性建构的系统困境

以现代性建构为主题的社会系统转型是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情境，这一进程正遭遇重重矛盾，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相互掣肘、彼此制约形成结构性的瓶颈，导致改革与发展陷入困顿。裴敏欣认为中国的转型被困住了，这表现为政治改革的迟滞、官员腐败的泛滥、社会矛盾激化等等。[2]在权力缺少有效制约、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滥用权力、贪污腐败成为体制性问题，在个别偶然事件的背后都存在普遍的制度性因素。官民矛盾趋于尖锐并成为最突出的矛盾直接引发民众对政治合法性的质疑。随着权利意识、法治观念的增强，民众从个体维权上升为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吴忠民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特点是“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3]但是民生需求的满足都与政治相关，政治诉求也在民生需求满足的基础上不断积聚。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民主政治转型步履蹒跚；经济发展方面虽然早就看到了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局限，但还是重复了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文化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流派论争此起彼伏，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依然找不到出路。上述各种矛盾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导致社会交易成本大大提高，传统以较低成本即可实现的社会运行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现代性建构陷入系统困境。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系统性困境，还因为困境是全面而非片面的、整体而非局部的，各种困境是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一些历史难题盘根错节成为痼疾，这是系统整体的问题而非某一方面的孤立原因所致。从发展层面看，急功近利导致片面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成就也被系统的各种“短板”所抵消；从改革层面看，缺少系统协调是一大弊病，最复杂的难题都堆积下来。同时，各种困境不是偶发、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各种因素和力量相互交织构成复杂的矛盾体系，导致现代性建构的社会转型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系统困境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不论是客观上各种力量的博弈还是各种主体的适应都在影响着系统格局。积弊多年、盘根错节的矛盾纠缠在一起，片段的、枝节的问题的解决不能从根本上突破，只有从系统整体构思才行。

系统困境呈现为某种程度上的“死锁”状态

系统性的困境表现出结构的失衡和功能的失调。系统的顺利运行依赖于各个要素和环节能够相互衔接、协同配合从而实现系统的最优功能。一旦系统的某个或某些要素和环节出现“失调”，就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运行导致系统功能下降、失去部分功能直至系统崩溃。系统的运行机制出现卡壳，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不再顺畅而是被某种力量控制而动弹不得会出现“死锁”（Dead

Lock）状况。[4] 从自然系统、生命系统到社会系统都存在相同的系统运行原理。在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社会系统的许多方面被卡住而陷入某种程度上的“死锁”困境。从发展层面看，虽然经济依然沿着惯性继续发展并克服了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发展方式依然没有实现转型，随着环境、资源、国际市场、国内民众需求等各种约束条件的变化，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面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政治发展的滞后一直是一块短板；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与生态建设既有市场的强力渗透，既面临发展的空间受限也受到资本的支配而出现扭曲；在资本和权力的支配、渗透和异化中，人的精神、信仰、价值观乃至生命出现普遍异化。这些问题相互缠绕，彼此之间既有积极的相互支持更有消极的相互挤压、钳制。破解死锁的一个选择是改革，这也是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可是自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改革乏善可陈，举步维艰。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改革的重心甚至是主要领域，可是深层改革越来越触及权力深处，政治体制改革的搁置也让经济改革止步不前；文化教育体制改革同样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僵化控制而无力迈进，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反而为商业所渗透而遭遇新的阻力；公民社会的发育受到制度性的阻力而发育迟缓。尤其是，在改革发展中形成的利益与权力结构呈现“固化”的趋势。结果，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都处在无法改变现实的结构冲突中。

二、系统困境形成的机制

是什么让中国的转型陷入系统困境？“这就是中国国情”是一种流行的解释。分析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系统困境需要追溯到背后的运行机制，找出关键性的因果联系。变迁中的问题与矛盾呈现系统性特征，各种矛盾也是社会系统各种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后果也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形成一些盘根错节的历史难题。

利益、制度与文化等多要素的作用

系统困境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系统运行中出现的整体性不适，其根源也在于系统自身。制度、文化与人自身的种种局限是形成现代性困境的基本变量。经济改革不断遇到政治改革滞后形成的制约。庞大的官僚制度、盛行的潜规则以及在改革中形成的各种新规则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凸显权力与利益交换、以权力代替法律的制度体系，成为改革与发展的强大阻力。文化则是利益深处的观念因素，各种陈腐僵化与封闭的观念与现实的利益结构相结合成为阻挠改革的保守因素。制度和文化最终体现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身上，人们力图挣脱历史的束缚，却发现每前进一步都遇到自身的阻力。这样，现实生活中的制度、文化、人的种种局限作为强大的“约束性力量”催生了“内耗机制”，阻挠甚至窒息了社会的创新。僵化的体制耗费了大量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思想上的钳制所剥夺的是人的心智，创造的火花被熄灭、创新的激情被销蚀。传统制度下的利益格局和观念系统异常牢固，这种胶着状态已经在表层的繁荣与和平景象下埋下了隐患。由此造成的最大问题不是阻碍一般知识创新或者社会发展，更形成了阻碍探索创新的“场”，变革也就难以迈出实质性步伐。当外敌入侵的时候，中国人表现出了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集体意志，可是在自己内部又为各种内部矛盾所困扰，在文化和制度安排中经常可见的是对人创造力的压制。

权力结构的深层制约

在现代性建构的系统困境中，政治权力的困境是一个焦点。现代性的成长本来内含着对传统权力结构的瓦解，从而在意识上也冲击了传统的权力崇拜而导向对公民权利的肯认和保护。在改革开放初期，政治的分权、市场的兴起和思想的启蒙都指向了弱化政治权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突破了传统社会狭隘的社会流动渠道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一度产生了淡化权力的价值观。事实是，几千年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庞大的官僚体制培育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机制，政治权力成为塑造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文化心理的核心因素，这种传统依然在延续。改革开放虽然放弃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仍然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权力依然支配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能力的增强，政府权力也不断扩张，对社会生活的支配和渗透也就更强。“金钱是好东西”是商品社会的核心价值，“权力是个好东西”从传统社会到今天依然是社会的真实逻辑，尤其是当二者密切结合在一起时，人们都清楚地看到权力是获得各种利益的最佳途径，因此千方百计地向权力靠拢，对权力的崇拜不是弱化了而是增强了，启蒙运动所批判的种种权力崇拜导致的奴性人格在继续延续。这种观念一旦与现实的利益与权力相结合，便生成强化既有体制的保守力量而阻挠改革的进程。

从这一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可以看到社会矛盾在逐步发生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提出了政治上层建筑变革的诉求，这与政治改革的滞后形成矛盾并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关键矛盾。长期以来，“落后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被视为“主要矛盾”，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众对民主的需求与落后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它既是阻碍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模式转型的障碍，也是扩大提升民众的自由权利的阻力。这时，克服这一矛盾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枢纽。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发展、知识与文化创新、公民社会形成等都有着直接的支配力。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可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也会导致低效率、大浪费、腐败等。经济发展的潜在矛盾不止是经济系统自身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遇到最大的阻力依然是政治。权力的膨胀使市场经济改革导向某种畸形的结构，也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对于社会生活来说，权力的膨胀压制了社会自身的发育，公民社会成长的空间被挤压。社会建设集中于政府通过改善民生、提供公共服务来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但是并没有让民众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政治权力的高压机制在“维稳”的旗号下不断强化，社会发育的空间受到巨大限制，社会创新十分困难。从人的自我成长看，回归体制内、追捧权力重新成为社会价值表的首选项。现实的秩序和利益比任何的道德说教都更为有力，人在它们面前的屈从是天性使然，这也使得国民人格依然深受传统的影响，现代人格并没有必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更新。权力的膨胀也成为文化发展的直接阻力，意识形态的控制只能靠强力灌输，构成对国民精神和思想的禁锢，导致全民创造力受到抑制，使思想和文化领域难以有创新的氛围与机制。可见，政治权力作为一种核心的支配力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环节，成为阻滞现代性建构的主要因素；政治改革的滞后也成为现代性建构中的一块短板，制约着整个变革与发展的进程。这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民众诉求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一种关键矛盾。

路径依赖与延迟效应

上述机制形成之后，“路径依赖”形成的历史惯性使得矛盾越积越重。社会变迁的初始条件对于社会演变进程有持久而强大的影响。对于当下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而言，初始条件不仅包括数千年传统所形成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也包括二十世纪不断革命和改良所改造和创设的新遗产，尤其是1949年后确立的计划经济、城乡分离等依然深刻影响当下中国。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