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夕雨 陈金龙：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演进：从“革命”、“继续革命”到“改革”

［摘要］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演进以“革命”等政治词语的变迁为中心。从“革命”、“继续革命”到“改革”的词语变迁，折射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演进的历史脉络。“革命”、“继续革命”的语义构成与时代性同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的历史时期相关，需要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进行考察。作为过渡政治词语，转义的“革命”具有存在价值与具体释义，“改革”则承继并最终更替了转义“革命”。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政治话语； “革命”； “继续革命”； “改革”

之事、尽革命之力、兴革命之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复杂的革命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从革命向执政的现代化转型。转型的过程历经探索、挫折、试验的阶段，最终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演进以“革命”等政治词语的变迁为中心。从“革命”、“继续革命”到“改革”的词语变迁，折射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演进的历史脉络。

一、“革命”与“继续革命”的语义构成与时代性

所谓革命话语，即以“革命”二字为中心。“革命”一词虽然是本土词汇，但具有现代意义的汉语“革命”由英语Ｒevolution 翻译而来，最早出现在1896年的《时务报》杂志上。后由梁启超几番详细阐述［1］并经孙中山等一批民主革命人士在国民中广泛传播，被大众所熟知。对革命话语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对于“革命”传入中国的过程及意义的变化均有详细阐释。［2］这些研究成果描绘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所理解的“革命”含义与梁启超等维新派、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均有差异。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政治内涵与后二者不同。对“革命”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内涵，中国共产党基本以1927年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为依据：“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3］这种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形式的中国化理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共识，旨在通过不断的革命斗争最终实现国家、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政权。

“革命”、“继续革命”的语义构成与时代性同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的历史时期相关，需要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进行考察。第一阶段： 1927-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以“革命”斗争、“革命”运动为中心； 第二阶段： 1949-1950 年代，以“革命”运动为中心，并带有生产力变革的萌芽；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中心； 第四阶段：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革命”的语义发生分裂：“革命”的原义及“继续革命”丧失时代性。

在第一阶段，“革命”特指阶级斗争、暴烈运动。1949年以前，“革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凝聚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革命”就是“暴烈的行动”信念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以“阶级”为区分，阶级区分方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和运动中“革命者―对立者”的二元阵营划分基础，支撑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大厦。因此，“革命”是这一历史阶段最具时代性的核心政治词语。

在第二阶段，“革命”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但又萌生生产力变革的语义。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革命”一词没有退出历史话语舞台，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也就是说，“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具有时代性。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等政治运动，都隶属于“革命”范畴。运动的本质为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意在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完全胜利。但是，这一阶段的“革命”又带有生产力变革的语义，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不断革命”的使用上。

“不断革命”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时代化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中国化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继续革命”理论的前身。“不断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本中出现的时间比“继续革命”早。1958年1 月，毛泽东拟写《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 》，这是目前见到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不断革命”的最早文本。其中第21条毛泽东对“不断革命”一词进行了明确而详细地阐述。他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4］毛泽东拟写的这段话反复提及革命的连续性，强调革命的未完结。一是强调革命的任务既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有“技术革命”；二是强调不能只重技术革命，轻政治革命。从表面上看，技术革命和政治革命同为“革命”，但实质上二者有本质区别。毛泽东所讲的“技术革命”是指生产力的变革，而非“政治革命”的暴烈行动。因此，“不断革命”蕴含了思想变革和生产力变革的双重意思。“革命”的语义自毛泽东始在1958年开始发生变化，只是这种转变是顺应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自然萌芽，还没有被主观提炼到理论高度。后来由于毛泽东自身认识发生偏差，偏离了原来与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正确认识，导致“革命”的意义重回最初的原义，即阶级斗争和暴烈行动。

在第三阶段，“革命”被狭义化为“继续革命”，特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语义角度看，“革命”与“继续革命”有词意大小之分。“革命”是大词，“继续革命”隶属于“革命”范畴，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的中国化，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阶段性政治词语。“继续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广为流传，成为打上特殊时代烙印的专门名词。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不是毛泽东直接提出来的。它公开见之于报端，是1967年两报一刊编辑部撰写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后来康生把它写进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5］但这个口号同毛泽东并非毫无关系。这篇以社论形式发表的文件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概括为六个要点，简称“主席思想六条”，内容是经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6］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才得以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但是，这个口号的涵义在当时的党内和党报党刊上并没有详细解释，只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而被广泛使用甚至滥用。

在第四阶段，“革命”与“继续革命”的时代性问题被重新反思，过时的词语“继续革命”在新时代被放弃，仍具有时代性的词语“革命”则需要重新解释。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党内进行拨乱反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留存成为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胡乔木认为：“这种涵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要在报刊上讲。”［7］邓小平也认为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分析，这个口号是错误的。1979年3 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8］以上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法已经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不再具有时代意义。1981年6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否定了这个提法。［9］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之所以不能继续使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认为：“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既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解释，用作口号就有危险，何况文革时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作过特定解释，把革命的意义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并在三中全会后已经停止使用，现如改变解释，重新应用只能引起新的混乱……”［10］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与“文化大革命”捆绑在一起的专用词语，代表的是暴力革命这种原义，不利于国内稳定发展新局面的形成。因此，作为与“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的词语，“继续革命”失去了生长的社会语境，不再具有时代性，被中国共产党所放弃。

反观“革命”，在1978年以后发生了语义的分裂，“革命”的原义被弃用，转义则重获新的时代性。根据胡乔木的说明，“革命”存在原义和转义的区分。“革命本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 ( 1)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革命的原义……( 2)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11］改革开放新时期，革命精神不可弃，“革命”的转义仍具有时代性。“革命”一词，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解释获得了新的生长空间，重新与时代相契合。

二、转义的“革命”： 过渡政治词语的存在价值与具体释义

转义的“革命”，是1978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开放必须采用的过渡性词语。一方面，它最终被新兴的词语“改革”所取代；另一方面，它的存在具有政治必要性和重要的过渡性语义价值。中国共产党何以必须继续使用“革命”呢？ 原因有二：

第一，革命任务的未竟决定了“革命”词语的继续留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判定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终点是共产主义的实现，中国目前革命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国内形势看，“革命”任务显然还没有完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12］这里特别注意强调了“革命”的旧有含义和新含义的不同。

第二，新术语的未成熟决定了“革命”词语的继续使用和语义转换。中国共产党在1978 年以后试图进行新的政治行为实践：改革，但这种实践无疑还只是一种试验，在与新实践相适应的术语未成型之前，最好的选择必定是以对旧的术语进行改造作为过渡。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新的理论信仰以必定是不完善的和不确切的概念和术语的形式，开始从旧信仰和旧术语中表露出来。”［13］当然，这种过渡必定会使旧的“革命”术语发生语义的转换。

从中国共产党的既有文本对“革命”一词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转义的“革命”主要包含以下两层意思：一是指革命的方式不再是暴力斗争，革命的目的不再是夺取政权；二是强调革命精神、革命英雄主义、革命化、革命品质等精神层面的内容。

首先，转义的“革命”针对的对象不是人，而是体制、制度。1982 年1 月，邓小平指出： “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14］1982 年3月，赵紫阳在谈到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时指出：“我们不仅要革臃肿机构的命，而且还要革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的命，革形形色色官僚主义作风的命……而不是革什么人的命。”［15］可见，中共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对“革命”的使用都是基于语义已经变化的“革命”。转义的“革命”已经不再是指你死我活的肉体斗争，而是较为温和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变革。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告：“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