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作者:陈家刚发布日期:2014-01-05

「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正文

 

摘要:20世纪后期首先在西方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表明人们在持续关注民主的真实性,它使民主成为一个持续性的、创造性的过程,同时为人类的民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因为历史文化与传统的不同,中西方的协商民主在历史文化背景、理论基础、制度结构和实践探索等方面,存在诸多明显的差异。中国的协商民主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上,对于完善民主制度,推动民主发展起到巨大作用;西方的协商民主主要是为了应对其民主制度面临的危机,力图缓解体制的内在矛盾和困境,西方协商民主对于破解其自由民主的困境存在很大局限。在继续推进竞争性民主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实践,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协商民主;制度优势;比较的视野

 

民主就是主权在民、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掌握在人民手中。协商民主表明人们在持续关注民主的真实性,它使民主成为一个持续性的、创造性的过程,并为人类的民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虽然中西方都存在协商民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因为历史文化与传统的不同,协商民主在中西方的实践仍然存在诸多差异。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并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定位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涵,指明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一、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

协商,就是决策前各种观点相互比较的过程。协商能够通过思考、对话、讨论等方式进行交流,注意倾听并理解他人,进而利用批判性思考和理性观点就公共政策做出决定。作为现代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在满足公民参与需求、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为完善和发展现代民主政治指出了重要方向。

(一)从代议民主,到协商民主,既是民主本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是现代民主政治逐步走向完善的必然趋势

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民主总是在理想与现实,价值与制度的相互作用、相互冲突中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古典民主是人类赖以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原始版本,但直接民主导致的多数对少数权利的侵害,参与无序导致的混乱、冲突和动荡,以及更大规模人口和广阔疆域导致直接民主的非现实性,使现代民主选择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人民行使主权的主要方式是选举自己的代理人,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政治最为稳定的治理形式。但是,在人民投票选举自己的代理人之后,民主理论不再集中关注“人民”的参与,不再关注普通人的参与活动。民主实践更多的是关注促进个人自由,而不是保障公平正义,关注增进利益而不是发现善,进而颠倒了个人自由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协商民主在批判既有民主模式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公民有能力参与政治过程。只有在大众普遍参与的氛围中,才有可能实践民主所欲实现的基本价值。只有以扩大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为核心,以协商共识为特征,以促进公共利益为最终目的,才能真正落实民主精神。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是当代民主的核心所在。

(二)协商民主能够不断扩大政治参与渠道,有效地促进公民政治参与,从而使不同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协商渠道得到反映和解决

稳定的公共生活和繁荣的民主政治是以社会中多数人的积极参与为前提的。公民参与既是我们公共生活的晴雨表,又是我们改善它时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政治参与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随着世界范围内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政治参与的领域已经从传统的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具体生活领域。人们更加关注自身权益、关心公共事务。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政治环境,更加关心政治、投身改革、参政议政。公民政治参与诉求的日趋强烈,如果缺乏有效的、规范的利益表达渠道,缺乏构建共识的机制,那么,这种不断扩大的参与就会因为缺乏社会安全阀而对既有体制形成巨大的冲击。协商民主能够建构起理性解决政治参与诉求、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诉求,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使个别的、分散的意见通过协商渠道得到反映和解决。

(三) 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地提高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增强决策制定的前瞻性和战略性,使现代民主更加具有广泛性和兼容性

决策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核心环节,科学民主的决策,能够有效克服经验决策所带来的不足和负面影响。政治决策只有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即在获得合法性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地加以实施。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各国普遍面临着利益结构调整、权力滥用与腐败、环境恶化和生态保护、贫富分化严重与权利保障等各种严峻的挑战。许多重大决策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利益调整的范围越来越大、公共决策利益相关方更加多元,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也更加全面。这些都对完善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提出了迫切要求。因为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经过充分的讨论、论证和协商,协商民主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立场和价值,能够使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最大化,从而形成普遍的共识;能够使决策程序更规范,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决策结果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止或消除了决策的随意性、短期性、盲目性;协商民主能够通过协商过程使政策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保证政策实施过程更为顺利。

(四)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冲突、推动社会建设,充分体现了作为现代民主发展方向的实践价值

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同国家、地区、领域和社会群体之间因为自然禀赋的不同、知识能力的差异、环境机会的区别而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并由此产生了多样性的利益诉求。协商民主的核心就是以承认利益多元化为前提,主张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更多地包容不同利益需要、更好地开展协商对话、更主动地寻求共识,能够在建设社会公共协商机制、平衡整合各阶层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

(五)协商民主包容差异与多元,能够积极有效地推进全球治理的发展

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的发展,使民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成为区域或全球性的政治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历史、传统、种族、宗教的差异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既是稳定的,也是随历史而变化的,并且日益产生新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产生了普遍的冲突和分歧,从而使既有的民主体制无法应对其面临的挑战。协商民主承认多样性并鼓励政治生活参与者利用理性,鼓励包容、参与、倾听、尊重、理解,为分歧和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共同合作的方法。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着转型国家的发展、经济贸易纠纷、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在遵从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就各方利益进行公开的沟通、交流,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广泛共识,从而化解暴力、冲突与战争。解决环境、安全、恐怖主义等问题,协商民主是最为恰当的选择。

(六)协商民主超越了对“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自然中心主义”的片面认知,形成了一种既尊重人类,也尊重自然,通过促进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尊重的生态治理模式,从而推动着生态文明建设

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支配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已经给人类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灾难,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森林减少、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和荒漠化、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衰退等。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人类必须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对生态文明、对绿色政治的探索,也就包括了对越来越偏离以人类为中心的政治形式的探寻。“不仅在人类之间存在民主,而且在人类与自然界的交往过程中也存在民主,尽管并不是在自然世界,或者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任何简单模式中存在民主。”“建立生态社会的战略必须依靠合作型生态地区的方式,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以一种重新唤起的与社群利益休戚相关的意识与替代对竞争优势的不懈追求。与此相关,也应调动参与型民主制的政治艺术,因为这种民主制既力求平均分割权力、化解彼此冲突,又努力维护公民社群内的多样性。”生态文明预示着人类的政治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替代性选择,这种治理形式,就是建立在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政治。只有经由广泛参与的协商政治之路,通过生态治理,才能实现人类文明的飞跃。

建设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是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国家的共同选择。与其它民主形式相比, 协商民主为人类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二、中西方协商民主具有不同的历史基础、发展路径和基本特征

虽然到目前为止,代议制民主是人类发现的较为成熟的政治形式。但政治家和理论家始终没有停止对其他民主形式的探索。20世纪中西方提出的协商民主理论,以及对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为人类的这种努力提供了坚实的经验支撑。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中都存在着协商民主的要素,但是中西方协商民主形成的历史基础、发展路径和基本特征则存在显著的差异。

(一)历史基础不同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当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西方的协商民主则是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基础上,为应对当代自由民主政治面临的挑战而提出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三三制”政权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照顾和维护各方利益,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初实践。“三三制”政权成为一种民主施政、政治协商的政权形式,既体现了民主的形式,更体现了民主的实质。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1948年4 月底,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 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协商民主的实践。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第一次较为正式地提出协商民主的思想。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总要求,同时,就“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定位、发展目标、制度形式、实践平台、具体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和部署。

事实表明,中国的协商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观念奠定了中国协商民主形成的文化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中国的协商民主提供了理论指导。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周恩来也说:“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这些观念既指导着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也是中国协商民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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