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卫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发展道路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如何在五位一体党的建设中形成崭新的发展道路，必须不断加强实践探索，需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认真梳理和辨析党的建设中一些重要概念以及正确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认识，拓宽视野，创新实践，取得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实效。

一、党的建设主线的两个层面：能力与作风

党的十八大规定党的建设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主线。这是对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动下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深刻把握共产党建设规律的体现。这条主线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执政能力问题，一个是党的作风问题。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科学地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对厘清党的建设发展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谓能力，简单说就是指本领。什么是执政能力呢？党中央有明确的界定：“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1]272从这个概括可以看出，执政能力指的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能力，侧重的是执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外在关系。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概括地提出了五种能力，即“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党的执政能力当然不止这五种能力。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还提出“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加强社会管理的能力”等等。

在党的建设实践历史上，高度重视执政能力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1956年党的八大就突出强调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但真正将执政能力问题提到议程上来，是经历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共产党执政失败危机的警示以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苏联共产党毁于一旦的垮台，以及其他类型大党老党执政地位的丧失，使执政能力成为20世纪末政党建设的战略聚焦问题。20世纪90年代起，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到进入新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从深刻把握共产党建设规律的角度认识执政能力建设，强调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始终围绕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实践举措，从而在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过程中经受住了各种风险的考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所谓作风，简单说就是指风格。什么是党的作风呢？党中央也作出过明确阐述：“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同作风建设取得的进步密不可分”[2]2021,2022。从这个阐述可以看出，党的作风侧重的是政党自身的内部整治，关系到党的价值取向、精神坚守和工作状态。党的作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并第一次明确提出来，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对党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党的建设因时代和社会环境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要求，党的作风建设也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党总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和完成重大历史任务的过程中，突出地强调和抓作风建设”，“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个时期，对作风建设提出的要求总是带有那个时期的鲜明特征”[3]617。延安整风运动概括提炼的三大优良作风，一方面因体现着党的宗旨和先进性本质而不会过时，另一方面又因形势和工作任务的变化而需要丰富发展，“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努力培育新的作风”[2]1922。这里所说的“新作风”，包括的范围更加广泛。2000年10月11日，江泽民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专门讲了党风建设的问题，集中概括了三个方面的作风，一是思想作风，二是学风，三是工作作风。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以“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鲜明观点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新要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同时，突出强调了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在新形势下得到显著的发展。

陈云、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也始终在强调，然而，认识是在不断提升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执政党作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作风不正，对个人来说将导致身败名裂的结果，对执政党来说将面临亡党毁业的危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作风建设就重要性而言不亚于执政能力建设。党的作风建设也是执政能力的体现，而且是很重要的内容，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1]295。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执政党连自身都缺乏内部的治理能力，就谈不上治国理政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我们党造成严重威胁的其实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作风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能力已经得到充分的显示，尽管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依然严峻，尽管前进中还需要不断警惕和解决能力不足的危险，但与作风相比，执政能力问题不是最主要的。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时就指出，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这个观点在新时期被反复重申。胡锦涛在2011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的“四种危险”中，能力不足讲的是执政能力问题，精神懈怠、脱离群众、消极腐败涉及的都是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当代中国诸多社会矛盾的出现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究其原因当然与执政能力有关，但绝大多数是因为执政党的作风存在严重的问题。胡锦涛指出：“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这些论断揭示了作风建设对于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的决定性意义。”[4]116近年来党中央提出干部选拔和任用必须坚持以德为先的原则，就是要突出干部人选的作风标准。缺乏能力的平庸干部老百姓不认可，能力强作风差的问题干部老百姓也不喜欢。因此，执政党作风问题之大之重不可小觑，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丝毫不容懈怠的硬任务。

二、廉洁政治的两个维度：党风与政风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要求“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做到干部清正、政府廉洁、政治清明”[5]。这个思想表明，廉洁政治建设既涉及党风又包括政风，党风与政风构成认识廉洁政治建设的两个维度。

廉洁政治不是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的，这是党执政的基本要求。2000年12月江泽民指出：“政风廉洁，从来是赢得民心，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一环。这是对兴亡规律的一个重要经验总结。”[6]185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在提出党建目标时，都包括有“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要求。无论是廉洁政治还是政风廉洁，归根到底还是党风廉洁的问题。从两个概念看，政风比党风所指的范围和含义更大更宽泛一些。什么是政风？广义理解，政风就是政治的风气，与民风相对应。凡是与国家政治运作有关的行为表现，都可以纳入政风的范围，主要的如执政党、国家行政机关、国家立法机关以及国家垄断企业及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作风等等，一般都被泛指为政风。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推行反腐倡廉、改变会风、反对浪费和提倡节俭等等，被称为“新政风”，就是广义上的政风。狭义理解，政风就是指行政作风，主要针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与权力行使的具体行为有关，因此狭义的政风不包含党风。可见，党风与政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党风作为政党组织的作风，与政风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两者又有着紧密的关系，准确地说，党风是政风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党风与政风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笔者认为：党风决定政风，党风直接影响着政风。提出这样的观点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理解。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执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度融合，在政治架构上形成完全一致的统一体。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产生国家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执政党的职责是在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这样一种具有利益高度同质性和权力高度统一性的政治架构，是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与西方国家最大的区别，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优势所在。在西方国家，执政党虽然具有执掌权力的地位，但执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与权力的关系实际上是分割的。我们从西方国家的政治运作可以发现，执政党其实仅仅掌握着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司法权力并非一定由执政党掌握，有时还是掌握在反对党或在野党手里，而一些地方上的权力也往往由反对党或在野党执掌。在两党或多党竞争的制度下，政党的组织经营和活动目标的宗旨是如何在下一轮竞选中胜出，执政党追求如何继续维持执政地位，反对党或在野党追求如何推翻执政党使自己上台。因为这样的政治运作模式，西方国家执政官员的作风腐败一般结果是问责个人，不会牵连执政的政党组织。由此而言，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下，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或在野党，其组织的作风与政风并无直接的关系，党风对其国家政治的运作也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将党风与政风紧密联系在一起。党中央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6]290，这种将治党与治国连在一起的思想观点，是基于中国国情而特有的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条件下，治党与治国的关系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基础上，即中国共产党具有先进性的本质。党的先进性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封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实现，不断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同。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武装，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这些要素构成党体现先进性的基本条件。加强党的建设目的就在于使这些要素充分发挥作用，从严治党就是通过先进性要素的发挥永远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近现代中国社会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一个稚嫩和弱小的政党成长为成熟和强大的政党，之所以能够具有比其他政党更强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就是因为它的先进性本质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

党风与政风的内在关系决定了两者在廉洁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连接党风与政风内在关系的关键问题是权力，共同点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7]党的十四大党章修改，增加了加强党内建设和廉政建设的内容，这就突出了党风与廉政建设的紧密关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3]41革命战争年代，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主要表现是团结人民群众与反动政权作斗争，奋斗目标是夺取政权。在掌握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主要表现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奋斗目标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执政使党掌握着权力，联系人民群众的关键在于权力是否公平公正地服务人民。权力是一种政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