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国家创新体系的能量之源――如何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发展活力

摘要  社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推动社会有序发展。社会体制的核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律和文化上如何界定，各种社会活动如何组织，居民的公共参与如何实现，以及基于居民参与活动的方式形成社会关系的建设等。在现代社会，基于微信和互联网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认知对于社会关系的融洽是非常重要的，对此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   社会活力  社会创新  社会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全面深化改革，构筑面向未来的国家创新体系，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断释放全社会的创造能量。社会体制改革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本质就是激发社会发展活力

中国最初理解和开展的改革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的，旨在释放经济发展活力。例如，先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减少国家对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让农民进行市场交易，凡此等等。到1985年，整个农业除棉花和少量农产品外，基本实现了市场调节。改革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82年初春时节描写到的，“像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我家乡（原江苏省吴江县――笔者注）的农村在过去的一年里贯彻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的政策，战胜了相当严重的自然灾害，保持了我国农村经济节节上升的势头，取得了这个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历史上最高的纪录”。①与此同时，在城镇，乡镇企业、个体工商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逐步发展，在计划经济之外逐步培育出一个市场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不同的、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配合农村和城镇市场体制建设，国家还对计划经济本身进行改革，诸如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等。这是30多年前开启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做法。近年来，改革逐步拓展到收入分配制度、事业单位、户籍制度、社会组织等有关社会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从经济逐步拓展到社会等领域是发展的历史必然。

当前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既是中国具体国情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国际潮流变化的基本选择。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本质包括以下两点：

改革就是使行动策略不断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改革最初的目标是针对计划体制的。但是，如果把目前的改革全部视为对传统的计划体制遗留问题的改革可能有欠全面。改革开放35年，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在改革开放初期可能适应形势需要的政策现在变得不那么适应了，需要对这些政策进行调整，这就是改革。所以，确切地说，改革就是对现行政策、体制机制不适应发展要求的部分进行调整以使其适应发展的需要。改革的目标永远是依附于发展目标的。确定改革目标一定要首先确定发展目标。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是因为人类历史和中国发展的经验证明，迄今为止，市场体制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我们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来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发展活力，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发展无止境，改革无止境。以财税体制为例，完善财税体制就是要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因为分税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发展的要求。除此之外，经济结构调整、宏观调控、金融体制、土地制度以及户籍制度都需要深化改革。所以，当前的改革比起30多年前不是容易了，而是更难了。换句话说，在计划外生长起来的市场经济需要创新，在计划内未完成的改革也还需要继续，难度可想而知。当前，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全面改革的涵义。

社会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我们启动社会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罗斯福建立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对美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小布什对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是对罗斯福以来的美国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导致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适应现实需要而进行的政策调整。克林顿和戈尔在政府管理中实行绩效评估是对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改革是对传统福利国家体制的改革。撒切尔、梅杰等实施以经济效率为目标的改革，率先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这种以自由主义和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照顾”转变为“社区照顾”，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拓展了公共服务的内容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2010年，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执政后进一步改进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发挥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改革是各国发展中的常态现象，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改革，以开放视野看待改革。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社会体制一直处于改革发展之中，并在改革中不断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新形势。

当前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难点

中国文化意境下的社会体制，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至少包括了西方意境下的社会结构、公众参与、社会文化传统，也囊括了阻碍发展的收入分配、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等，需要深入研究，挖掘其内涵，找到问题的症结。现阶段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难点有：

深层次的文化体制羁绊。深化社会体制改革，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传统文化造成的人们的内心秩序。改革社会体制，就是要努力消除传统文化中长期积淀、阻碍国家现代化的障碍。在现实社会中，官本位和泛行政化趋势是亟待改革的一个领域。官本位和泛行政化的触角已经遍及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甚至居民生活等领域，它使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侵蚀着社会的公共生活，破坏了社会和谐和公共参与的基本价值――平等和公正，挫伤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前的中国是从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演变而来的，尽管历经各种运动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中固有的很多糟粕和阻碍现代化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消失，甚至仍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和体制机制运行。试举一例，官本位这个历史上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因素一直在支配着我们的生活。近年来，各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做了不少工作，首先应当肯定，但是，也有不少地区，创造了一些没有实际内容、纸上谈兵的概念，创造出来的一些工程，与老百姓的民生关系不大，主要是给领导看，这种风气似乎愈演愈烈，会不会演化成为社会领域的产能过剩？值得思考和研究。

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因素。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加大力度改革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阻碍社会和谐的因素。以户籍制度为例，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分割分治，城乡居民关系紧张。回过头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流动人口不过200多万，若是当时就着手解决户籍制度问题，一定比现在2亿多人要容易得多。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因为，当时人们对中国城镇化、工业化以及未来发展的选择没有现在认识这么清楚。再如国有企业垄断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合理，也是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

要对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建立的经济体制不是简单照搬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它历经1952年的土地制度改革，到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中国逐步确立了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当时，毛泽东明确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扩大国有制，将私人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以便解放生产力，实现工业化。之后就出现了在农村废除农民个体私有制，建立农村合作社，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建立起“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城市，对私人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逐步实现国有化。到1955年，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几乎成为国民经济的唯一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计划体制的特点是，国有企业为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人、财、物、供、产、销全部由国家计划决定。这段历史遗留下来的因素延续到现在，依然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诸如国有企业的垄断、土地制度、财税体制、户籍制度，等等。

认识上的局限性。中国要及早反思过去在借鉴国际经验中形成的与中国现实不相适应的政策措施。从西方和其他国家借鉴的经验中又被西方国家视为发展阻力的问题，需要我们提早注意，加快改革。这实际上是在回答我们在哪里的问题。以福利制度为例，我们在建设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的过程中，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实践中由于初始条件发生变化，社会福利制度的诸多问题暴露出来，类似不公平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也影响到我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西方国家正在改革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中国也要及早考虑这些问题。当前，关于医药卫生和养老服务等领域一系列改革的争论，既有中国特有的国情造成的困惑，也有对国际历史认识不清造成的混淆。

要敢于承认过去在实践过程中认识的局限性造成的阻碍当前工作的因素。在某个发展阶段上，我们曾经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唯一手段，忽视了政府和社会的角色，在教育、卫生等领域实行产业化，结果导致人民群众看病难、上学难等一系列非常直接和现实的问题，进一步的改革就是要恢复基本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的公益性质。再如贫富差距，有人将其视为改革的结果，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是一个世界性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历史不能假设，人类的认识永远都具有局限性。

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期待。不能简单认为中国以往的改革仅仅是把容易改革的改掉了，剩下的都是最顽固和最难改的部分了，这样认识改革过于简单。我们承认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但是，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求不断改革，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创新也永无止境。要敢于面对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和人民群众在发展中形成的新期待，变革现行的体制机制，以适应这些发展变化和新期待。

中国现阶段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的改革大致经历了80年代的放权让利，90年代的建立市场体制，到新世纪初期的完善市场体制。在建立和完善市场模式的过程中，学术界和决策部门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市场模式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曾经被讨论的至少包括“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苏联、东欧模式）、“东亚模式”（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及自由市场模式（主要是指欧美的市场经济模式）。最近一个时期，也有研究把欧美模式分开来讨论，提出“英美模式”（这种模式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强调短期股东价值取向）和“莱茵模式”（一种坚持实体经济，致力于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低碳、环保、节能、新能源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坚持保守的财政政策，维持福利制度的市场模式）。欧洲模式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发展模式。“欧洲社会模式是一系列价值观――整个社会共同承担风险――的总和，包含：控制可能会危及社会团结的不平等因素；通过积极的社会干预来保护易受侵害的人群；在产业领域培育协商而非对抗的氛围；为全体人民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公民权利提供一个良好的框架。”②支撑这个模式的有一系列制度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