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 李梅玲：“西方中心论”与崛起后的中国――英美知识界如何评估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对和平崛起的含意

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能否和平崛起更是聚焦了全球目光。其中，为了回答中国是否会是威胁，关于中国模式的探究方兴未艾，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观点，即“中国模式是不能输出的中国特殊现象”与“中国模式是具有普遍性潜能的现象”。而中国模式具有潜在普遍性的看法，还是建立在中国有其特殊性的认识之上的，因此，对于欧美的发展模式就成为挑战者或取代者。可见，欧美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探讨，关系到外界评估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因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探讨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应该掌握欧美知识界如何论证中国模式的普遍性。

今日各国皆致力于探求中国成功的奥秘，抽丝剥茧地找出可加以模仿的路径，大卫・蓝普顿(David M. Lampton)就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应该不是一个模式，而是一种发展的方式。当前看来，这一方式非常成功。……如今在西方国家，有人可能会找碴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如果是在贫穷国家，中国的方式就很有吸引力。中国方式有很多成功的方面，正是在这些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取得成功。总之，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看看能从中国的所作所为中学到什么。”①

尽管中国政府事实上并无对外推销任一发展模式的主观想法或行为，②可是只要中国持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其他国家就会竭力效法它们所见识到的成功关键。③因此，中国模式存在的可能不仅仅是代表中国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与西方自由民主相对立、适合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模式，④其实还蕴藏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即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仿效的发展方案。⑤Peter Nolan便主张该模式是西方模式以外之可能的有效替代：“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⑥

若干英美专家因此在探究中国发展的特殊趋于深化之余，亦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特殊性的现实体现，但是，此等特殊性却未局限该模式具普遍性之可能。再者，鉴于西方模式的明显失灵，以及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于是倡言这一模式当中的“市场+威权”能够对外输出，足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现代化发展的参考借鉴。以下整理英美文献中几种关于中国模式具有普遍性的论述，作为探讨中国崛起后中、西方关系的一个依据。

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内涵

英美专家们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各有千秋，然大多数皆肯定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就是“自由经济+威权政治”，亦即在经济方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出口导向经济;在政治方面则存在一强势的威权政府，维护一党执政：“至少，中国模式是指经济自由化，引入市场以取代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并且重度地依赖出口。此外，中国模式含括一个专制政权以引导经济的发展，限制进入政策决策过程，以及防止利益集团的形成，如工会，以避免分散经济成长的优先性。”⑦

贾克就认为新兴的中国模式展示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大有为的政府无所不在，以各种强势手段干预市场的运行。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是经济策略的缔造者，成功推动了中国经济转型。⑧Rowan Callick则指出，如同其他东亚国家一般，中国亦遵从“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发展顺序，可是两者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在民主化探索上未能迈出重大步伐，故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经济自由加上政治维稳。⑨Leonard却持不同的观点，指陈中国模式显露出另一种资本主义象征――“黄河资本主义”⑩，即结合渐进式经济改革、政府控制及社会本位，也就是政府可通过干预的手段加以改善经济动力，利用市场以资助社会福利，从而实现政治与社会目标。11约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则提出另外的见解，主张中国模式是一“纵向民主(或曰‘垂直式民主’)”12模式，亦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指导”与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的相互作用，逐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13“中国人宁可要‘宏观引导式领导方法’，也就是由领导人设定总体目标，让人民去发挥造就。由上而下的设定架构以及由下而上的成长，两者交互作用，进步就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持续产生。”14

虽然各界论者对于中国模式的具体特征在名称、说法上存有异议，15不过大多侧重从其中的权力特征、性质或结构，以及经济制度、结构与特征着手，16并且根据这两方面的特质来阐述这一模式的相对优势――高效集中、从长计议和富有弹性。Kevin Hassett便清楚表示，专制政权为自由经济的发展带来好处，即政府决策无须一味迎合选民的偏好，以赢得他们的支持。所以相较于政治、经济上皆自由的国家，经济上自由、但政治上则稳定至上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高效的经济增长。17Jennifer Grace Smith则引用刘乃强的论述，指出中国模式相对具有政治可靠性，避免了民主政治运作中可能出现的杂乱无章、政策延宕不决等问题：18“中国共产党可以下定决心做任何事情，包括一百八十度地逆转先前所进行的路线，而且都一定会成功。”19

另有论者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正当性主要是基于政绩，或者是有赖于威权政府和人民依赖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20因此，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短视近利21及权力制衡，针对社会需求采取长期的策略规划，而且弹性务实。22是故，中国模式的成功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即通过“看得见的手(政府)”与“看不见的手(市场)”的有效结合，缔造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奇迹，同时亦表现在政治方面，也就是中国没有陷入不可避免的西化宿命。中共一党执政依然如故，并且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维持了政治相对稳定。显然，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既有西方现代化理论背道而驰，中国模式的出现因而可能正在为现代性注入新的内涵，打破了其被西方所独占的局面。诚如贾克所说，中国现代性的浮现立即对西方产生了去中心化和相对化的效应，而这就是中国崛起所代表的深远意涵之一。23

中国模式的文化与历史内涵

对于现代化的实现，中国不单只是求助于西方现代性模式，更由于其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比起其他社会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中国于是向文明的过去取材，作为今日发展的借鉴：“在寻求一条道路走出它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可以利用本国过去的经验作为灵感的来源。他们可以利用丰富的历史经验，为他们的努力提供知识和思辨的给养，坚持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摸索前进的道路’，‘实事求是地’、现实地、探索性地制定政策，以解决他们面临的并在不断出现的具体问题。”24

是以有论者直指，欲洞悉中国模式明显迥异于西方模式的原因及其特殊性，不能仅是检视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必须深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25否则将如同瞎子摸象一般，无法窥得全貌：“中国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进步显示，中国当代动力的根源主要植基于自己的历史，而非转向西方，即使这在过去隐而不明，也未在百年羞辱里消失不见。”26

英美多数专家皆主张，儒家文化是造就中国通往非西方现代化之路径的主要原因，尤其充分体现在其政府是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而且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以贾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最具代表性。该书认为，两千年以来儒家的社会思潮从不间断地教育并且塑造中国，定义了中国政体的本质，即政府高于社会之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人民问责，所以即便帝制时代已然瓦解，可是取代帝国政府的却不是西方模式的人民治权，反而是国家治权的得以延续，因此将今天的共产党政权视为偏离历史常轨是错误的。27他写道：“虽然1949年的革命带来剧烈的改变，但许多中国政治的基本特色28却大致不受影响，1978年以来，这些特色更得到强化。中国政治的许多基本事实也能运用到共产主义时期，就像应用到先前的帝制朝代一样。”29

是故，当今中共领导阶层刻意选择政府主导市场的发展模式其实是有其来历的，也就是基于儒家的父权思想，政府享有巨大的政治权威和正统，因而向来采取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也经常被比喻为父母)，在经济领域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即使是改革开放也不例外。30故“大有为政府”乃是中国政治主轴延续的现象，亦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次，若干论者认为，由于深受儒家学说中心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十分看重社会秩序与和谐，中国社会的重要特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强调为统一、稳定、连续、凝聚与团结。因此，政府在中国的作用在于维系社会的集体福祉，以及保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所以，中国模式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西方化，而是通过创造经济成长、提升政府效能以维持政治稳定。31再者，儒家传统固然支持及有利于政府威权体制，可是其同时也蕴含着民主的元素，32亦即主政者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负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责任。是以，有部分论者强调中国模式秉承儒家的“民本主义”，特别是体现在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上。33其中，Bruce J. Dickson就以中共近年来着力改善政府治理为例，指出中国模式不但实践该党的传统――为人民服务，同时也契合传统的儒家价值观――民本思想。34最后，Nolan则抱持相当不同的见解，认为中国模式体现了儒家两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是市场本身是一个道德实体，应该服务于社会发展，而非纯粹追逐个人私利;35另一方面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责任”观念，即国家的职责在于建立足以满足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社会凝聚力，以保持社会稳定及其持续发展。所以，当今中国政府在推动市场发展的同时亦控制市场，使之服务于集体的社会利益，从而建设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政治经济体制，实现一条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发展道路。36因而，他写道：“在目前动荡的环境下，社会凝聚力和政府的重要地位是体制生存(更何况是13亿中国公民的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可以回顾国家历史，寻求一个引导国家发展的道德框架，使市场服务于共同的社会目标。”37

此外，也有论者补充道，中国的历史经验或教训亦对中国模式的形塑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有利于其中的政府威权之维系。这包括缺乏独立组织的传统，38以致未能发展出公民社会，以及鉴于历史上国家因分裂、动乱所造成的伤亡惨痛，人民极度恐惧国家再度陷于混乱，因而冀求政治统一与稳定。39鉴此，中国与西方发展的最大差异并不是在于个别工业化的时点，反而是在于历史对现代化进程的持续作用。是以，即便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日新月异和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但是仍然可见儒家文化、历史传统等对于中国模式的形成及其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这也是造就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主要原因，故可以说，中国的过去并没有被排拒在中国新发展道路之外，而是被重新地表达，以成为本土现代性的一部分。

中国模式取得普遍性的基础

中国模式可谓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因而有其明显的特殊性。不过，鉴于中国在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和政治上的相对稳定，这一模式的魅力与日俱增，尤其在全球遭逢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之际，西方模式渐趋式微，中国模式相对表现出众，许多发展中国家于是热切渴望模仿后者。Smith便以非洲国家为例，说道：“鉴于中国发展援助模式的明显有效性，以及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所成就的庞大经济利益和生活水准的提升，非洲国家领导人、学者和媒体们开始考虑跟随中国经济改革之脚步的好处，而这一点都不足以为奇。”40

尽管英美专家们对于中国模式具有“普遍性”的基础何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大致上仍可归纳为以下三种观点：中国模式有效、中国模式有前景、中国模式是威胁。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傲人成就足以证实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包括更为妥善地处理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解决五亿人口的脱贫问题以及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