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当代中国左翼青年

左翼青年――这自然是个便利的称呼，与那些拥抱自由主义（同样是个便利的表达）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的观点显得更为驳杂，而媒体上也缺乏与之相关的独立论述。我们试着呈现他们的想法以及想法的由来――在人们以“五毛党”与“带路党”互相羞辱的语境下，我们得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丧失了对世界复杂性的认知，以及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的触感。

你会发现，无论左右，这些年轻人往往是震荡的产物：对自由主义的好感常来自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而与自由主义保持距离又常常出于“反动之反动”；他们习惯在一些“民主”、“公正”这样的词语里寻找自我实现感，却也可能不求甚解，他们对整体性的时代风潮颇为敏锐，但基于观念的立场却也容易反复。无论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于价值的追求，他们仍在寻找理解这个世界的钥匙――但如果真的想找到这把钥匙，他们不能忘掉自己的“小学同学”――

如今的中国并不缺乏“候鸟运动”，年复一年，打工者与中产阶级一起回到他们的故乡，还乡，但并不相逢。“你在校内网上看看那些对骂的小孩，看看他们的资料，都是一样一样的。”当一位受访者聊起青年的左右之争时，他说，“你看不出这拨青年有什么不同，真正有差别的一群，是我们的小学同学，他们是不表达的，不要说表达的兴趣，他们连那个语言都没有建立。”

不妨这样理解：先是城乡与阶层的分化，产生了一批“自由漂浮”的打工者，然后才是观念的冲突，促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本文描写的，正是这样一群关注着自己“小学同学”的左翼青年。

一

2000年时，李昆华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学，学旅游管理。学校不算好，他到处旅行，去北京，去上海，听各种讲座。熟悉当年情形的人也许记得，这类讲座会吸引一些游学的外地客，有些是善于发表长篇大论的民间思想家，有些则是嗷嗷待哺的知识青年。1982年出生的李昆华属于后者，他到处听讲，到处买书，“特别辛苦地思考”，有人给他推荐自由主义学说，他花了一个星期，“不眠不休”读了哈耶克的3本书，做了近万字的读书笔记。

柳昕比李昆华小3岁，2004年到2008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国际政治专业。“特别右，有点激愤，喜欢他的人和不喜欢他的人一样多。”一位师姐说起当时的柳昕。柳自己则说,当时接触到的材料、表达方式都是偏自由派的，“你在国内感受到的是不自由。”在大三之前，他对纯粹的政治样式很感兴趣，喜欢读哈耶克、以赛亚•伯林这些顶尖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读完以后觉得自己无限接近真理，在网上和一群人对骂时，甚至觉得已经开始了政治实践。”

丁博比柳昕又小了一岁。他刚进入江南一所名牌大学读市场营销时，一个师兄告诉他：在大学里，除了考试，什么都是可以“翘”的。不过他说自己大一的时候挺用功，读了不少经济学方面的专业书，包括茅于轼的《优分配原理》，“觉得写得很不错。”学校必选课照例有“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概老师讲完毛泽东，开始讲顾准，继而讲到“文革”。丁博说，当时老师点名问同学，你知道顾准吗？你知道张志新吗？你知道林昭吗？看到学生们大多数都摇头；老师痛心疾首：这课我实在没法上下去了！课堂里还有几位韩国留学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要上毛概”，丁说），老师又同他们：伊藤博文是被谁杀死的？韩国学生也摇头。老师愈加痛心疾首：连韩国人也这样！

二

如今回忆起来，丁博对那位老师在毛概课“讲反毛的东西”不以为然，“要么你不为五斗米折腰，要么你收人钱财与人消灾。”5月29日，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刚刚在单位度过最后一天，收拾的东西塞了一车。在北京市一家机关单位工作后，他决定辞职，回学校读博士，专业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他月薪4500元，房子是父母全款买的，在南三环，“家里经济条件太差的不会去做公务员，去做挣钱更多的工作了。”有同事抱怨工资低，他说，你和那些洗碗工比一比，你的工作量比她们的一半都不到，你比她们拿的多多了。

“问题是，你读个本科、读个研究生，不是为了去洗碗吧。”我说。

“关键是，公务员工作技术含量真的很低啊！”他说，自己的工作名义上是组织协调，但其实基本工作都安排好了，自己就是打电话传话而已。

丁博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宅男，本科时做市场调研，他害怕上街问卷，都找同学去做,他来汇总、分析。他说自己脸皮薄，溜须拍马的事儿做不来，但马上又补充，“这也是门技术活，只是自己掌握不了。”

这和丁在网络上的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注意到他的名字是因为他反驳茅于轼的长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命题，”他开篇写道：“因为毛泽东所居的，不是一个坛，而是两个。一个是神坛，一个是魔坛，自然而然就有两派人聚在两个坛下，革命斗士和民主斗士最后都成了魔神坛斗士。”在另一篇发表于2011年的博文中，他说，毛泽东的媳妇刘思齐等人控诉茅于轼，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控诉茅于轼的调门很高，放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上。从理论上来讲，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天安门上挂着毛泽东画像，人民币上印着毛泽东头像，中南海门前写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茅于轼对着毛泽东开炮，要凑到这个罪名上，我认为问题是不大的。即便是从最低的程度来讲，茅于轼的诽谤罪是铁板钉钉的……他必须拿出证据来。他甚至不能说，由于大量文件保密，无法证明。因为茅于轼在文章里写得有板有眼，举证责任在他。”丁的文章在一些左派网站和青年论坛流传颇广，但也有个别海外网站刊登“读者来信”，声称丁崇苏仇美，作为富二代却矢志不渝地要让国家走共产主义道路。

丁博说，大一的时候他挂过科，知道保研没戏了，专业课成绩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干脆翘课去图书馆看课外书，读马恩选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等等，“那段时间进步还是蛮大的。”他最感兴趣的是苏联史。高中时家里订了《南风窗》和《南方周末》，读了里面“更有时代感”的文章，他觉得自己很无知，“小时候的书里都说希特勒是大坏蛋，斯大林是大好人，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而大二真正开始读史后，他又发现斯大林也“没想象中的坏”，哪怕是专门批判他的书也是如此。

“我完全赞同（斯大林）是不可能的，”第一次见面时，聊了没几分钟他就告诉我，“但当你比较了解一个人、一件事时，你会觉得，骂他可以，但要骂在点子上。”彼时学校BBS新闻版、历史、军事版尺度还比较大，经常上演各种问题的“左右之争”，丁博是“左派”阵营的一员大将，2005年毛泽东逝世30周年时，还参加了“左派”学生自发的祭奠活动。

回顾那段日子，丁博觉得有点意气之争，“读了一些书，觉得自己懂得很多，随便说一个社会热点就能说得头头是道。”

三

昆明人李昆华说他当年之所以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北上广听讲座，是“想知道国内最前沿的老先生究竟在想仵么”。

但他很快就厌倦了那种不增进具体知识的讲座。“我发现，他们不是很注重事实和逻辑，这几乎成为中国人文思想界非常严重的硬伤。而且他们过于强调个人的经历，同样是过去的年代，有牛棚杂忆，也有红旗渠，但他们不愿意听那些和他们同时代但完全不相同的经历，不愿意听社会大多数人是怎么想问题的，大多数人是怎么过日子的。”

2002年以后，李开始觉得不能局限于书本，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去长三角、珠三角，去山西的煤矿，和当地的工人聊天，他发现工人的想法和左派右派想象的都不一样，而工人对生活的决策和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正好相反。他还去了河南兰考，听当地的老人讲这几十年的变迁，讲他们对焦裕禄的怀念。他感到，应该用更超脱的观点去看待那段历史：“对于同一段历史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的看法也许都是真实的，我们都应该去倾听。”

李昆华记得1990年代后期下岗潮席卷全国时，有同学的父母每天都去市场捡菜叶子，回家煮着吃。电视访谈节目里，几个下岗工人说自己生活苦，在场的年轻人就指责他们，说人生还有很多就业机会你们应该去把握。当时主流媒体对下岗工人的报道，集中在“再就业”的成功故事上，似乎找不到工作仅仅是因为“没本事”，只要个人努力，就能不被时代淘汰。

起初他只是感到可疑，后来大学以后，通过上网看到了不同的声音，才习得了一种认识：那些指责工人的人，持有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而“经济自由主义是在90年代后期进教材进头脑进媒体的”。李昆华说，跟他同一个年代的现在28岁到32岁之间的左翼青年，只要是说到国企下岗工人这个问题，“不管现在有多大的观点分歧，我们都会想流泪。”

2004年，李昆华大学毕业，“从04年到08年，我们能感受到几乎每一年在思想界都有旋风，从国学到经济学的论战，逐步扩展到了整个社会。”2008年更是大事不断，各种社会讨论异常活跃，而他和几个朋友发现自己的观点不同于主流媒体上任何一派，也不同于外国媒体，于是他们在那年开设了一个名为“少年中国评论”的网站，试图表达一种独立的左翼论述。

在“少年中国评论”网站里，一篇《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占据了推荐榜的第一位，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代表了少年中国评论网友们的主流观点。文章观点可以概括如下：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中国社会30年来最大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反对当前网络上盛行的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是左派必须坚持的一面旗帜。

辗转几家单位后，李昆华2007年在西安开了一家奶茶店。2010下半年的某一天，奶茶店放着张广天的《诗篇》：

在夜晚我不觉得孤独，

在大地的黑暗里；

我是人民，无数的人民，

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

能够穿透沉默和寂静，

在黑暗中萌发新芽；

为了生长，为了歌唱，

不畏风暴，有着钢铁的坚强。

刚好在店里喝奶茶的大一学生卢龙一下子就被“我是人民，无数人的人民”这句歌词触动了。他从小就爱读鲁迅，高中后又喜欢上了切•格瓦拉，“开始反思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我一个人和更多人的关系”，整个高中期间他都觉得非常孤独，周围同学没有人跟他谈论切•格瓦拉，他们喜欢的都是姚明和勒布朗•詹姆斯。

现在，1992年出生的卢龙是“少年中国评论”最年轻的撰稿人之一，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平民主义者”。按照李昆华最初的设想，“少年中国评论”应该做成社会科学领域的“果壳网”，不过他发现，把哲学、社科领域国际前沿的左翼文章通俗化并非易事，并且，“我们这样的观点是权力和资本都不喜欢的，一个人接触到我们这样的观点的机会非常小，很有可能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岁月静好里度过。”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站在光谱的左边，但我们认为不是我们太左，而是世界太右。”他说。

四

2008年，柳昕毕业后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硕士，此后在萨塞克斯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今年2月，BBC裁员引发记者罢工,几乎与此同时，萨塞克斯大学出于外包校园后勤服务的考虑要裁撤235名资深员工，“原因如出一辙，要提高效率”。“‘效率’这个词在今天是何等的摧枯拉朽包治百病，大社会这种效率优先的理念，不仅鄙夷传统的行政人员和公共事业从业者，还鄙夷一切不能立马生成金钱的社会性事业。”在一篇抨击新自由主义的文章里，他颇为激愤地写道。

柳昕与萨塞克斯大学的同学一度以游行示威和占领校舍抗议这种私有化，英国惟一的绿党议员卡罗琳•卢卡斯前来演说以示支持。她说：“这些崇尚效率的办学理念执意要边缘化人文与艺术，只告诉我们为了赚钱而存在的商科和为了延年益寿的医科能够让人活到90岁，可如果没了人文艺术，谁有兴趣活到90岁？”最后校方还是按计划推行了裁员。

柳昕说，和国内许多人一样，他以前对西方有一种rosy picture（美好的想象），但当他离开“在启蒙的现代性里挣扎”的中国，来到英国，亲眼目睹工人阶级无力改变自己的困境（“他们只吃得起速冻蔬菜和怎么煮也没肉味的速冻鸡肉”），外来劳工接受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剥削，而那些毕业于哈罗与伊顿公学的人却堂而皇之地保持着特权思想（“财政大臣认为自己没有买票也应该坐一等座”），而不论选举还是社运，这些民意表达机制通通无法撼动那庞大的“体制”时，“rosy picture破灭了，你迫切地需要寻找新的智识来源。”

柳昕并不讳言左派在英国是时髦的，也不否定他对智力精巧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