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中国民主制的实验和失败

民主至少是说：公开竞选有权作出政治决定的职位，并通过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来保障这种公开竞选。如果不计近年来的台湾，即使按这个最低标准，中国也从来没有实行过民主。

诚然，近代中国曾进行过一些民主实验。我说的“民主实验”，指的是：一，致力于通过相对公开的竞选来建立立法机构，而立法机构又努力实施其宪法规定的权力。二，致力于获取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两项可以分别称为民主制的“竞选层面”和“自由主义层面”。从晚清的咨议局和资政院开始，经历中华民国的建立和五四运动等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大致上可以说，中国的民主实验为数不多，每次延续的时间都不长，其民主性质也不完全，而且都以失败告终。

民主尝试曾在多方面表现出缺陷。选举中出现贿选，议会里私党纠结，报刊不负责任，政治组织不讲原则。同时，体制外的政治力量拒不承认选举的结果，不服从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不尊重出版物的法定自由和合法组织的组织权利。从根本上说，民主的失败在于民主体制不曾赢得足够的权威；或用亨廷顿的话来说，民主未能制度化。

为了能从以往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我们必须找出历次失败的原因。但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因甚多，而且互相交叉。俗话说：“失败是孤儿，成功有很多父亲”。用这话来形容政治实践相当中肯，但往往要反过来才更适合于政治学的分析。不仅很难确定每个导致失败的因素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而且失败的原因至少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分析。有些原因牵涉到民主派人士很难改变的客观条件，有些涉及民主派人士或许能发挥其作用的制度安排，又有些涉及民主派自身的战略战术。本文列举了常用来解释民主制在中国的失败的八种理论，每一种都可能为我们提供其特有的教训。

一、意识形态的准备

第一种理论从意识形态上来解释民主制在中国的失败，这种理论认为，民主不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主流。虽然较晚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打着民主的旗号，但所设想的民主一般都意味着国家和人民的某种神秘团结，究其实是某种权威主义。一场政治运动越是强有力，它就越不以民主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总之，大多数人不认为民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

但这一点并不一定令人气馁。晚近二十年来，意识形态的大景观已大大改变了。自1971年的林彪事件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重新思考为什么中国在政治上是如此不幸。到1978-79年民主墙运动的时候，已有一小伙人倾向于认为，多元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可以提供负责任的和有效率的政府。到1989年春，这种信念无论还有多少模糊之处，显然至少已广泛流行在都市民众之中了。

从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起，当代民主运动一直利用当局的民主招牌来反对当局。这层保护是相当薄弱的。很多用马列主义来为出版自由和政治竞争辩护的党员在高压时期被开除出党。然而这一类呼声赢得了社会上的支持，而且很多留在党内的人似乎也深受这种呼声的影响。此外，海外的民主运动正在更深入地探索人权和多元政治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未来发展的意义。台湾经验也表明民主思想是有可能在大陆扩展和加强的。

尽管当今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可以为、甚至已经在为民主在中国的制度化提供适当的空间，但它并不能保障民主制度化的成功。民主制度必须表明它能解决中国人求生存的问题，否则它就只是在理论上富有吸引力而已。

二、国家安全的考虑

第二种理论认为，对外战争和内战常常使民主体制失败；而百余年来，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时常觉得国家安全受到或英法、或日本、或美国、或苏俄的威胁。固然，民主制似乎可以有效地进行对外战争，有时也能经受起内战的考验。但中国的经验证实，战争环境是不利于民主制的建设的。

就这一点论，中国的民主派人士应感到欣慰。中国当前的国际环境是一百五十年来最和平的，而且这种环境一时不象会突然发生变化。社会动乱是可能的，上层权力斗争几乎是肯定的。但不大可能发生内战。只要军队保持统一，任何一个派别都无力发动内战；而军队大概不会崩裂，其原因将在下一点即第三点详论。

至少在中国民主派掌权并建立起强大的民主制度之前，他们对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一方面他们虽可以感到鼓舞，却无法有所作为。

三、军队的态度

一般认为，军人干政由于摧毁了文官政府，因而有害于民主。中国初期有几次民主实验的失败，就与军事政变和军阀主义有关系。国民党治下民主的失败，与蒋介石政府越来越依赖于军人不无关系。共产党虽说是“党指挥枪”，但我认为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毛泽东的权力来自他独自对军队的控制，所以他的政府也是准军事的政府。

很多人认为军事政变和军事割据在今天是可能的。我的看法不同：

首先，中国没有拉丁美洲那种军人统治的传统，也没有那种使老百姓、文官和军人本身认为政变具有合法性的“监护制”。

其次，中国军人看来不大情愿自己来负责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他们也不以为自己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第三，中国的军官队伍极其庞大，因而很难组织一场军事政变而不走漏消息，也很难在事前事后避免因嫉妒等原因产生军队内部的反对派。

第四，历史上，促成军阀割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列强的势力范围。虽说与某种常见的偏见相反，列强在当时是尽量支持国民政府、尽少支持地方军阀的，但是，各国利益范围的存在本身，以及其他外国势力所导致的国民政府的削弱等等因素，都有助于军阀势力。显然，这一历史因素如今不复存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它在老人帮和政治局的直接代表，如以往的毛泽东、林彪、叶剑英，如今的邓小平、杨尚昆，已经对党的中心政治施加了足够大的影响。邓、杨之后，中国不再有这一类在党和军队里同样深有根基的人物。不过，将来的军队首脑多半会共同推举出几位老资格的退休军官正式或非正式地进入政府的决策层，以传统的方式代表军队的利益，而不是采用直接掌政的方式。

军队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呢军队的使命是保证国家安全。而在邓的时代，中国军队又不断增进了其职业化程度。就此而论，军官们看来最关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至于如何达到这些目标，军官中大概存有分歧。但我见到过的较年轻的军官似乎都赞成改革，即使改革要求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也在所不惜。如果民主化能促进稳定和改革，他们没有理由会反对民主化。

那么，历史的教训应该是：民主派人士必须设法使军人不介入政治。而最能实现这一点的，是一个合法的、强有力的文官政治体制，无论这个体制是不是民主的。象第二点一样，这一点也不提供直接的行动指南，但也同样不是令人气馁的。

四、政治文化测试

经常有人提出，中国的政治文化不容忍冲突，期求权威，强调对个人的忠诚从而使私党林立并反过来使民主体制无法运作。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文化不利于民主。这种看法在中国民主派自己那里也是常见的。

我们越是了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的政治行为，我们就越觉得流行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即认为中国各阶级都天然不会在公开竞争的公众领域里组织自利的行动。其实，把民主的失败归因于文化在逻辑上就有困难。

我们同样可以争辩说，文化在很大程度是制度的产物。行不通的制度产生失望的文化。选举时不能或不敢提出主张，或选上的官员没有权力，人们自然就不会认真对待这种表面文章的选举。立法机关令出不行，立法委员们自然就不会认真工作。假使早期的民主派人士曾能使民主制度化，就会产生出一种较为民主的政治文化来。

无论如何，中国今天的政治文化已和本世纪初大不相同了。由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由于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由于中国政治制度对社会的深刻渗透，由于政府政策对社会的广泛牵动，中国的普通公民对政治较从前大为了解和关心。由于几乎涉及到所有家庭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已不象从前那样买权威的帐。从初步收集到的材料看，至少有一些民主政治文化的特征，在今天的中国比在以往的中国要普遍些，例如对权威较为漠视，能容忍差别，在作决定时愿意遵守程序规则。

文化问题，也是眼下民主派只能谈论而无可为之的一个因素。同样，他们在这方面也没有气馁的理由。

五、发展水平的问题

建立民主制需要一定的发展水平，这一理论是广泛同意的。不过，发展水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民主的建立是有争论的；再则，建立民主制所需的起码发展水平大概并不很高；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不是直接的、线性的。当然，中国曾这么穷，发展水平这么低，恐怕无论怎样也难建立起民主制来。但是，用发展水平之低来解释中国无法建立民主制，讲到过去只有部分的解释力，预测将来则几乎没有意义。

发展水平和民主制的关系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来说。

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广大的人口教育水准太低，太贫穷，从而难以对政治热心。所能存在的一点民主只是精英民主。但这一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民国早期那些有限的民主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也不能制度化。从历史上看，很多国家的精英民主是迈向充分民主的一个步骤，因为在群众参与之前，精英民主先把政治竞争的机制建立起来了。

第二方面是，发展程度低的国家面临紧迫的发展问题，受不了民主国家在决定政策时的那种纷争和缓慢。但专制制度在指导发展时是不是更有效率，是大可疑问的。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在限制民主时，以上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真是他们的动机。但这一论据无论如何对早期民国政府是不适用的，因为政府在那时甚至不曾试图以国家引导的方式来发展经济。

第三方面是市民社会的孱弱。在某种程度上，民主依赖于独立社会力量、社会团体的存在，他们要求参与决策，并且有充分的财力和其他力量来迫使政府尊重那些保障他们得以参与决策的政治规则。就此而言，正是当这些社会力量起而保卫民主程序的时候，民主才得以制度化的。这些力量在落后国家是软弱无力的。这一论点颇切中清末民初的情况。

无论以上三个方面能为中国的过去提供多少解释，中国今天的社会经济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其他一些可谓成功地实行了民主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产值已高于这些国家的最低人均产值。而以联合国建立的人类发展指标来衡量，中国是位居中游的，而位居同等水平的很多国家是施行民主制的。对于政治分析来说，这一发展指标比简单的人均产值更有意义，因为人们公认，地域之间的流动性、大众传播媒介的覆盖广度、组织参与和经济参与的程度、政治信息的传播程度、政治兴趣的高度及其他公众态度，这些都是发展程度借以影响民主建设的中间环节。

这里所论的第五点对民主派的实践也没有多大指导作用，因为他们象别的中国人一样已经把发展本身当做一个目标并在为之努力。然而，我们可以就这一点的检讨再次看到，以往的失败并未注定将来会发生什么。

六、农民大众

有些中国人认为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里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建立民主。这种讲法和上面的第三点、第四点和第五点可能重复。但它有时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那就是认为农民是反都市的、排外的、信仰权威主义而反智的。如果让农民这一人口主体来投票，他们会投票反对自由主义、都市化和竞争机制，他们会利用他们的民主通道重新回到专制上去。

这种看法是很难站住脚的。在几个民主运作良好的国家里，有着大量的农民人口。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农民和民主的失败也没多大关系。何况，比较起这种论调所描绘的来说，中国今天的农民是较为现代化的：从识字、流动性、工业化和都市化来说都是如此。我的同事M・Cohen坚持认为，他们应被称为农工而非农民。事实证明他们有能力在村镇范围内依照简单的民主建制活动。他们有很多机会接触大众传播媒介，对全国范围的市场起伏相当敏感，也非常了解全国性的政策对他们的直接影响。看起来，如果他们有机会在真正的选举中投票，他们多半会选出能了解和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来。

当然，城乡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存在着矛盾。农民由于制度的民主化而对政策施加的影响，对某一部分都市利益是不利的。中国的民主派人士大半来自城市，他们可能会担心这种不利影响。然而，农民对政策具有强烈的兴趣这一事实对民主的制度化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坏事。

对这第六点的思考的意义在于，中国的民主派人士必须乐见其他的社会团体从政治体系的开放获得好处，即使眼下只有他们自己在为这种开放作出努力。

七、宪法及制度上的缺陷

人们可能会争辩说，中国以往的诸宪法未能实行，原因是它们设计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