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凯之：论中国农村改革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内容提要】发端于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村改革，客观上开启了中国大转型的时代之门。在金融危机加深、改革难度加大、社会分化加快的今天，我们反思安徽农村改革，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段历史，而且更加有助于我们看清现实和把握未来。起源于安徽的农村改革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进步，增强了国力，是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背景下，中国内生发展和我们成功抵御各种风险的基础；认识其政治经济起源，不仅将为我们从事的社会文化建设和各种危机应对提供历史依据，也将为我们解决当下社会矛盾和理清改革开放的一些认识思路提供决策参考。

【关 键 词】农村改革/原发动机/现实起点/历史驱动/时代条件/社会主体/政治精英/劳动与财富/体制完善/目标取向/政治经济起源

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12月的某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农民们度过了平常却不平凡的一晚：平常的是他们依然在就着微弱的天光吃着无菜的稀饭，而不平凡的则是他们无意识地即将揭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就是在这个晚上，十八个农民的红手印摁在了一起。把土地包产到户、若因此坐牢杀头，则户户相帮，幸生者当济死嗣。这是个连坐式原始性的举动，是生命处于边缘情境中的最后一搏。是什么因素导致十八户农民要如此绝望地做这最后一举？安徽农民大包干的原发动机和目标是什么？如何认识农村改革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客观地反思改革实践及其价值指向？本文拟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对此做出思考。

威廉・配第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把土地、劳动力、生产要素和时间科学地给以配置，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在一定经济制度背景中，土地和劳动者结合的机制与方法是产生财富的根本。一切社会财富离开了土地和劳动者都将是无源之水①。而财富的创造、分配、增长以及消耗总是有规律的，对这一规律的探索路径基本上是经济学分野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对各种生产要素配置的体制与方法的研究，最终所要解释和求证的都是关于财富的本质、起源、增长和分配问题。

但马克思远远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思想的阈限，对财富以及其创造、分配做了更加深刻的解释。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关于财富和劳动学说，总在忽略社会和政治要素的作用，从而把财富的生产、创造、分配和权利拟物化。实际上财富不是生硬的，它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并非仅仅只有一种冰冷的物性。现代经济学的谬误在于，把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完全物化，从而忽视了生产主体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颠倒本末的理论设计，它直接把财富的生产、分配与交换完全庸俗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从而把劳动者以及其所置身其间的社会设置、社会历史和文化传承剥离出去。在这样的理论中，劳动者只是生产工具，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实用主义为其构筑思想体系的一种工具；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作为劳动主体的人，远离特定历史阶段和时代背景中的社会关系，成为纯粹的财富生产的要素，生产关系被消解，其结果必然导致一种思考惯性――生产、财富、分配的体制机制变迁，从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中被分解脱离。因此，一定意义上，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都是为资本不遗余力地攫取劳动剩余而生成的思想逻辑，它把劳动、财富和活生生的劳动与劳动者以及其关联的社会制度、阶级立场、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和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进行了混淆，进而颠覆了人的社会性，又把人性异化为物性，最终导致对人类的控制与奴役②。

马克思洞若观火，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两大生产门类之间的关系，发掘了资本主义人性被异化的规律，缜密地阐述了财富生产、分配、交换的二重属性。马克思深刻的论述了这一唯物史观中的财富的本质，认为财富的本质既是社会的，又是物质的，既是商品的价值体现，又体现了商品的社会生产关系；人类劳动生产既要面对自然界，又要面对人自身，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人类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作用与表现③。因而矫正了纯粹经济学认识的理论偏差，赋予劳动、劳动者、财富、分配以社会学内涵。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财富总是由物质产品构成的，“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不管一种产品是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它总是财富的物质形式，是要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使用价值”④。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财富必然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形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综合作用的产物。在财富生产、分配、交换的过程中，人的劳动也关涉了众多要素，是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过程⑤。

劳动是财富之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的劳动是一个过程，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⑥。因此，这一过程既是劳动者占有和支配自然对象以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又是劳动对象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得以转换的过程；既是劳动者改造自然改造自身的过程，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发展和改变的过程⑦。财富是劳动、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社会生产关系甚至社会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本质上是社会设置的产物。

因此，马克思劳动学说运用在本文中有着别样的意义：对农业劳动而言，土地是万物得以生长的母体，而农民则是劳动者，是把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在特定生产关系中变换为财富的主体。马克思这一劳动学说，为我们重新检视中国农村改革发生机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它不是完全从经济活动的视角去烛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创造财富的行动价值，而是从政治社会的高度指导我们，有必要把农民进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的行动，置于特定社会政治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格局和国家宏阔的历史、时代、国际、国内分析背景里加以考察。这就给我们的研究以广阔的社会学想象空间。

二、农村改革的原发动机和现实起点

那么，农村改革的原发动机和现实起点是什么呢？

根据周曰礼记述，1977年6月21日，万里到任安徽后，即着手全面开展清查“四人帮”在“安徽的有关人和事”。“在清查工作过程中，万里不断收到邻省发来的电报和信函，反映安徽省大批灾民外出逃荒，涌进了他们的城市，影响了城市的社会治安，要求安徽派人前去，将这些灾民带回来”。农村问题的严重，引起了万里的高度重视。当时安徽全省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100亿公斤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徘徊在60元上下，考虑价格因素影响，生活水平比“文革”前下降了30%；全省有28万多个生产队，人均年收入100元以上的只占10%；60%的队只有60元左右，40元以下的约占25%，还有5%的队约300万人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除10%的队可以维持温饱外，其余90%的队成为‘三靠队’，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⑧。刘明钢《东风第一枝――万里与安徽农村改革》也记载：万里受命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鉴于农村形势的严峻，即马不停蹄地巡调各地，三个多月时间，跑遍了安徽十几个地区的县、市及工矿和农村。他轻车简从，不开大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问、听。所见所闻，农村的贫穷以及农民生活的艰难，使万里多次潸然泪下，倍感沉重⑨。这让他坚定了要先解决安徽农村经济困顿的决心。

万里所见其实是中国农村贫困状态的一个缩影。根据辛明、高洁的研究，当时全国人均年收入低于100元的基本核算单位达391.69万个，占核算单位总数的73.96%。这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依托以农补工、城乡差别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国家初始工业化建设期间，农村社会财富大量流向城市，这虽然奠定了新兴中国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基础，但也倒逼出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极端贫困，国民经济基础门类的农业经济呈现窘境。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以来，从最早的初级社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土地、耕畜、大农具可以折价入社，主人收取固定租金，到高级社将土地、耕畜、大农具的分红全部取消，全凭劳动工分分配，人民公社体制在运行差不多十年以后，经历十年“文革”的冲击和干扰，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确实面临严峻考验，最大的考验就是在确保公粮上缴的同时，要保证社员能吃饱。人民公社的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经营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怎样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如何实现农业生产的效率？怎样正确发挥集体经济体制内劳动者的积极性自主性？是摆在现实面前的重大课题。

素以农业大省著称的安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矛盾更加突出，了解安徽省情的政治精英着手思考缓解和改变安徽农村现状的办法已经成为必然。万里经过深入调研和广泛听取意见，用政治家的勇气和胆识提出：“农村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一切工作要为生产服务，尽快地把生产搞上去。”“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我们要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人的高度积极性，一切都是空谈。”⑩在其推动下，1977年11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著名的安徽“省委六条”。

今天我们再次研读《省委六条》，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在农村改革之肇端，体制内政治精英里涌动的社会担当和科学情思。这是万里调任安徽以后，面对日益恶化的农村经济形势，为解决农村农业生产问题而签发的第一个农村政策文件，凝聚了安徽各级干部的众多智慧，也积淀了安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几经上下，数易其稿。其中心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即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这些今天看来不足为奇的内容，在当时却是绝大多数普通人不敢逾越的禁区，它的出台足以解释安徽农村改革启动之初最真实的组织目的和思想动机。“过去母亲送儿子去参加革命，去当红军，一是为了政治解放，二是为了生活，为了吃饭。现在进了城，有些干部把老娘给忘了，忘了本。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11)。万里一语道破了启动《省委六条》的现实原点：那就是解决占人口大多数农民的生存困境，恢复农村农业生产的中心地位，确保集体上缴公粮任务的同时，农民口粮的自给，在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适度让农民生产上自主，实现集体主义的优势。

作为安徽省委一个农村政策性文件，它是中国农村经济转折的一个起点，解答了以下几个焦点问题：一是怎样让当时的公社社员吃饱饭，尽量减轻社员负担；二是农村究竟要以什么为中心，人民公社体制的农村生产经营究竟应该怎样搞；三是要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的利益，怎样兼顾；四是如何认识生产经营的自主性，自主性应有多大，是自主到组还是自主到家庭；五是能不能把集体的土地给农民开荒耕种，以补贴生计。而上述几个中心内容的根本就是提高粮食生产和自给水平，保障公粮任务的上缴和农民口粮的充足，从而达到发展人民公社事业的目的。

2001年，笔者曾经与新华社记者陈宝善一同采访小岗村时，严顺昌告诉笔者，小岗村村民很多年辰都要依靠救济粮得以维系生活，到1978年，又逢罕见的特大旱灾，导致当年的秋种都难以进行。在这一情势之下，安徽省委出台了“借地渡荒”政策，鼓励农民多开荒，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农村集体可以将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子。在贯彻“借地渡荒”的过程中，少数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因此，“借地渡荒”就成了“包产到户”的催化剂。“1979年年初，队干部带领社员偷偷实行大包干，把土地按人口平均分到户，耕牛和大农具作价到户，农产品交售任务及公共积累等分摊到户。到秋季，小岗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达6.6万公斤，比上年增长6倍多；油料总产3.75万公斤，超过合作化以来20多年里油料产量的总和；自1956年后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分别超额完成任务7倍和80多倍”(12)。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货殖列传》)，亘古以来，所有行王道者都会懂得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生存乃民生的第一所需，衣食不足，何知荣辱？“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因此，所谓的善治的前提就是满足民生的所需。饥寒交迫的农业劳动者之于土地和生产的关系，毕竟是被扭曲的。这既不能体现劳动机制的能量，也无法体现经营体制的长处，这从而也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