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刚：论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由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文化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今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对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进行严肃的学理化探讨，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在自由与规范、开放与秩序、多元与稳定之间取得更好的动态平衡，逐步实现建构自由人和理性人社会联合体的远景目标。因此，回到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本身，并进行现代阐释，是必要的。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渊源与实质

《狱中札记》是葛兰西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进行理论反思的一部长达2848页的煌煌巨著。他在书中把革命遭遇严重挫折的主因归结为无产阶级没有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构成的。具体说来，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它作为专政的工具代表暴力；市民社会是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组成的，它代表非暴力但广为宣传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使之深入人心。正如葛兰西所比喻的，这种核心价值体系已经像“水泥”一样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坚固的保护层。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首先须颠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显然，葛兰西所讲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不是一种单向度的高压性支配――统治关系，而是必须依靠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赞同，必须存在统治阶级与其对立社会集团之间的某种会商和妥协。这一概念的两大要点是非强制性和过程性。

结合葛兰西的开创性论述，不妨这样理解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的实质，即建立使人自觉服膺的文化权威的合法化过程。最早研究“合法性”问题的马克斯・韦伯认为，若要维持统治的持久存在，必须“唤起并维持它的正当性的信仰”①。他还提出，任何一种命令――服膺的统治形式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卡里斯马（即依靠情感的正当性行使统治）的成分，即便是“解魅”时代的法理型统治也不例外。②上承韦伯，哈贝马斯十分关注权力“合法化”命题。所谓合法化“指的是在某种有组织的社会秩序中总是含有一定的国家化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部分地建立在对人身侵犯的基础上的……但很明显的是，社会机构能够发挥功能并不仅仅是依靠了武力制裁，也就是说人们必须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表示赞同某种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们接受这种制度并非由于惧怕暴力，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制度是合法的，相信某种社会制度的存在，总是有其合理原因……这个极为复杂的合法化过程，似乎总是某种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本作用之一。”③哈贝马斯和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共同关注点是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和有效性。这种有效性的实现，依赖于具有超凡魅力的文化权威的建构。海外学者林毓生强调区分“心安理得的权威”与“压制性的‘权威’”，“心安理得的权威”乃真权威，“压制性的‘权威’”是假权威。“权威即是一种使自己的提议能被别人接受的能力。……在这种志愿的结合中，我们感到有一股力量促使志愿结合的发生，这个力量就是权威……一般人心甘情愿服膺与景从权威的原由不一定或不仅是纯理性的。但服膺权威必须来自心甘情愿的意愿，否则这个‘权威’不是真的权威。”④这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根本特征是非强制性，归根到底是一种基于公认文化权威自然生出的中心化凝聚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意识形态领导权及其实现方式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及其实现方式问题。毛泽东早就谆谆告诫全党同志：“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⑤毛泽东从不讳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从来没有把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混为一谈。他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规律，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当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基本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总结“文革”时期的惨痛历史教训，强调意识形态思想工作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演。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⑥这一论述显然包含了邓小平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原因的深入思考，即一旦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必然导致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成果付之东流。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针对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工作被边缘化的现象，警示全党：“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⑦这就充分凸显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大政治意义。江泽民在突出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地位与重要性的基础上，强调立足实践基础上的创新。他要求全党“高度重视信息网络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信息网络化知识，高度重视网上斗争的问题。我们的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等，都应该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⑧。这就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信息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新课题。

三、把握网络时代特征，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的转型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权威地位，充分发挥其在网络时代的引领作用，已成意识形态工作的当务之急。网络文化传播所具有的多元性、自由性、平等性、互动性和高技术性等新特征，呼唤着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的转型。为此，需要正确处理多元景观与一元指导的辩证关系，更加强调交往理性与沟通对话，更加强调审美中介的作用和“寓教于乐”，更加强调先进文化同前沿科技的交融，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权威地位更加稳固，焕发党的意识形态领导的凝聚力、感召力和亲和力。

1．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性是改进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的前提

改进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要与时俱进，挺立潮头，而决不可随波逐流，放弃舆论高地。一些西方学者往往热衷谈论网络文化的“去中心化”特征，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结束语中就使用了“沙皇退位”的小标题，认为“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马克・斯波特则在《信息方式》一书中声称“电子传播”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⑩这显然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行的解构主义思潮一脉相承。其实，哪里有解构，哪里就有重构；哪里有非中心化，哪里就有再度中心化。这一人类思维与实践基本规律同样适用于网络文化。作为一个纯粹的工具系统，可以说因特网没有一个绝对技术控制中心，但如果由此推论网络文化是一种彻底去中心文化，网络社会是一种彻底反权威社会,就大谬不然了。从根本上说，只要取消了中心性权威，社会就有可能发生信仰危机乃至分崩离析。美国学者丹・席勒的提醒也许并不多余：“电脑网络与现存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大大拓宽了市场的有效影响范围。事实上因特网恰恰构成跨国程度日益提高的市场体系的核心和控制工具。”“因特网正在带动经济政治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然而，这场时代的转变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吉祥。”席勒还把电脑网络空间比作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在那儿各种政治经济工程正在进行之中”，在输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网络固然是中性的，但网络文化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性。

思想自由与文化权威、多样化与统一性、多元性与一元性不应被看作抽象对立的两极。在网络世界中，多样性是到处可以直观到的基本事实，真正博大的统一性永远体现为对多样性的引导、吸纳和包容。一方面，要使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样式的多元网络文化产品争奇斗艳；另一方面，又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

2．网络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方式转型的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能简单依靠行政强制手段来维系。历史地看，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中萌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成型，在锐意进取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调整，但仍不可避免地带有单向强制灌输和直接宣传鼓动等旧的烙印，因此必须在新形势下尽快提高思想文化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尽快打开基于网络环境的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具体说来，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工作方式要致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转型：由独白式转向对话式、由抽象式转向形象式、由单一式转向融合式。

（1）由独白式转向对话式

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带有简单生硬的成分，往往是意识形态推行者以唯一绝对真理的占有者自居，居高临下地进行宣讲。由于完全忽略或很少考虑受众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这种单向度宣讲实际上成了自说自话的“独白”，其工作效果不彰也就不难理解了。俄苏学者巴赫金认为：“对人作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分析，是不可能掌握人的内心世界、不可能看清他、理解他的；通过与他融为一体、移情其身，也不可能把握他。这都不行。只有通过与他交际，采用对话方式，才能够接近他，揭示他。”意识形态思想领导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这就必然要求启发其自觉性，调动其积极性，鼓励沟通交流。

在新形势下，要创造性地完成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大使命就必须充分利用并发挥因特网自由性、平等性、互动性强的特点。从纯粹理论意义上讲，网络文化是一种没有门槛、没有限制的话语交流与沟通，能够而且也应该实现全民参与。由于这种文化的生产者、发送者和接受者是全体网民，因此整个文化传播环境呈现出一种宽松、任意和“多声部”的状态。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善于通过现代网络化的人际交往手段，聆听工作对象的心声，及时回应工作对象提出的困惑，同他们沟通思想、交换意见、探讨现实问题。具体说来，可以充分利用思想教育网站、聊天室、电子公告牌等，开展网上谈心、网上辩论和网上咨询辅导等。意识形态工作者要主动放低身段，融入网民大众，通过“对话式”的平等交流，缩短与网民的心理距离，在如沐春风的沟通中产生思想共鸣或达成底线共识。

网络“对话式”意识形态工作方法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方式的重要探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容性的生动体现。在因特网上，网民个人自由空间空前突显，群体文化规范性受到削弱，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一种思考维度、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价值观念。网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都粉墨登场，跃跃欲试。面对这一严峻挑战，越是要牢固确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文化权威地位，就越是不能摆出一副“惟我独马”的面孔，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一律采取抗拒、排斥的态度。恰恰相反，要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辩论中，在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驳中，在开放的对话与交锋中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只有倡导交往理性，才能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实现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2）由抽象式转向形象式

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带有抽象枯燥的弊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文艺作品的感染效果和化育功能，但不少作品都存在主题先行、简单图解的毛病，真正达到艺术典范高度的传世之作并不多见。恩格斯早就指出，文艺作品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恩格斯肯定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应该“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但认为这种倾向必须通过人物的行动，通过他“做什么”和“怎么做”而表现出来。他还说：“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事实上，历来优秀的文艺作品，大都是通过真实、生动、细腻的形象描写来表达自己的倾向性的。要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亟待改变传统的直接、粗放的宣传灌输方式，不再是僵化的口号与教条满天飞，而是要充分重视审美中介的作用，依靠具体而亲切的艺术形象打动人心。互联网上传播的各种音视频文件以及各种游戏软件，都要以其独特形式和艺术魅力，展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给人以思想启迪和美的享受。要通过完整的艺术形象序列和宏大的艺术形象集群，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成为一种信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