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君：底层设计原则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做为顶层设计的“七．二三”讲话，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定了调。然而，令人焦虑的是，“讲话”对解决腐败和分配不公现象背后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却没有明确的表述。

为了不辱使命，确保改革的成功，顶层设计不应回避这些问题，必须正确认识社会矛盾规律的非线性存在，变以往的线性思维、线性政治，为非线性思维、非线性政治；彻底扭转“官本政治”取代“民本政治”，“潜规则”取代“显规则”，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本末倒置现象。

构建“一党”领导，“两政”对弈竞争，“五权”相互监督，循环制衡的非线性政治机制；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与政治体制改革重心互为因果的关系，解构利益集团，清除政府行为市场化乱象。让市场规律、民主政治规律分别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政治领域中起主导作用，彻底根治腐败和分配不公等社会弊端。

一、顶层设计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仍未迈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性一步

7月23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干部专题研讨会开班式上发表讲话，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定调，他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总书记的讲话似有新意，但对如何改革，如何解决腐败和分配不公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却没有明确的表述和突破性的理论与方法。

“十七大”的讲话不也是这样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口号喊出来了，就是不能操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就是不敢迈出从体制机制上变“官本政治”为“民本政治”这关键的一步。

口头上讲改革，主观愿望上也想改革，实际操作层面上却力不从心的原因，在于顶层设计下的改革只是增量式的，缺乏质变的关键性举措。

当然，顶层设计的这种价值选择也是事出有因，迫于无奈的。因为，大权在握的共产党处处受制于盘根错节的自身利益集团，动弹不得。

要走出这种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遵循民主政治规律，按底层设计原则办事，把权利退还给人民群众。这样，一子落地，全局激活。

二、改革的客观诉求：顶层设计必须以底层设计原则为逻辑起点和逻辑归宿

“十七大”以来，我们的改革只是增量式，都是在行政层面操作，没有涉及到体制的核心问题。这次“十八大”一定要接触到核心问题，一定解决腐败现象背后的体制机制性原因。不回避，敢碰硬，求突破。只有做到了这一点，顶层设计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才能找到与底层设计原则的契合点；才能找到改革的动力和智慧的源泉。

“当年农村改革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奥秘就在于改革的‘顶层设计’来自于民间的胆略与智慧。正是中央决策层尤其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顺应了亿万农民的呼声，果断打破了当时高度集权的农村管理体制，使亿万农民从土地承包亲身体验中真切感受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真切感受到这场改革有利于底层大众利益。正是这场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底层参与’的有机吻合，把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热切期盼和积极参与有机地结合起来，才创造了成功改革的奇迹。

任何改革，没有社会大多数的支持，就很难超越既得利益而得以实现。在今天，改革如果不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习近平语），使民众成为改革的推动者，那么，改革就会搁浅。

故此，“我们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把广大民众对腐败的深恶痛绝，热切期盼高层决策者能够果断地推动相关方面改革举措，从根本上治理腐败的这样一种民意，一种不可多得的改革资源要倍加珍惜和充分利用。吸引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包心鉴语）.

这就是说，如果把改革寄希望于上层的全面设计和自觉推动，而忽视民众的意愿和权力的做法，是会付出巨大代价的。

因此，只有彻底改革过去的“改革思维”，真正让人民成为改革的推动者和主导者。构建起在党的领导下，让人民发表意见，让人民制定讨论修订改革方案，参与改革的全过程，让人民群众充当改革的主力军，改革才能从人民群众那里吸取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智慧；改革才能从源头上找到科学真谛；改革才能成功。

也就是说，为了确保改革的成功，我们必须遵循民主政治规律，按“底层设计”“底层参与”的原则科学地进行改革。这就是改革的客观诉求。

三、底层设计原则：正确认识社会矛盾规律的非线性存在，变以往的线性思维、线性政治，为非线性思维、非线性政治；彻底扭转“官本政治”取代“民本政治”，“潜规则”取代“显规则”，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本末倒置现象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既要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又要按历史发展规律办事，做到执政为民，确立民本思想”。（胡锦涛语）

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首先应当确定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人民当家作主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现实中，“人民”成了一个抽象的政治符号。

1、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地位落空的原因，在于我党没能正确认识社会矛盾规律的非线性存在

笔者于2010年发表在《社科纵横》第8期杂志上的《非线性政治律――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理论研究》一文中，详细地剖析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落空的原因：这就是建国以来，我党在机械唯物主义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下，盲目地把自然界的因果关系搬用到社会生活中，把“社会存在”赖以存在的存在――“关系”忽略了，忘记了人是一个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存在体；忘记了党员干部是一个党性与人性的关系存在体；忘记了人的价值选择能够改变“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操作出事与愿违的非线性结果；能够“制造”出社会矛盾规律的非线性。这样，理论上的含糊不清，在实践中便铸造了一个个“政治蝶变效应”。譬如，从体制上建立了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确定了党作为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而执政的方式，实施了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在具体实施当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事与愿违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公共权利背离授权者的意志而私有的现象，“他组织”（政府）行为经常违背“自组织”（群众）原则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系统的紊乱。

人民群众作为授权主体只是理论上的现象，人民没有直接选举干部的具体权力，当权者荣辱的命运掌握在“内部提名”“内部考察”等一系列“暗箱操作”者――官员们的手里。即公共权力的授予，运行、监督和收回的全过程不是人民，而是各级官员和“顶头上司”。

这样，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就演化成为“上级”服务，为“上级”负责。

各级部门“一把手”权力集中的现象，造成“长官意志”“官本位”作风，致使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垂直管理的干部体制演化出“官本政治”，演化出“关系网”，演化出“关系优则仕”的“权力经典”；纪律检查反腐演化为“保护伞”“走过程”和“流于形式”；党内问责制演化出“前门被问责”“后门带病复出”。各种文件、制度和法规在“潜规则”的腐蚀、分化和瓦解下变成了一张张废纸。

这就是“群众代表”的“关系存在性”，价值选择的自由性，决定了政治逻辑的非线性；社会主体―人的“关系存在性”价值选择的自由性，决定了社会矛盾规律的非线性。

社会矛盾规律的非线性存在，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执政党应当正确认识这种客观存在，应当遵循这个客观规律，积极驾驭非线性矛盾运动。然而，遗憾的是，我党囿于机械唯物主义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和限制，对此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更没有能够自觉遵循这一客观规律去治党治国。相反，而是在吸取“文革”经验教训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反腐一直采取保守疗法，纪律检察依附在各级政府机关门下办公的现象，极大程度地扼杀和削弱了人民群众反腐败的内在积极性，把反腐败当成仅仅靠外部力量（行政权力）强加于现实的东西。这样，在失去了人民群众这个应有的基础和动力的同时；在蔑视规律，不讲究科学的错误思想支配下，社会政治生态遭到了人为地破坏，权利在失去了应有的群众监督下失衡了。

权利失衡迅速催生了一批批贪腐官员，迅速助长了党内“势力关系网”的缔结和“潜规则”的盛行。

“势力关系网”“潜规则”总是流行于官场小圈子。为了小圈子的共同利益，大家已约定俗成地遵守着生死同盟的铁律――官场规矩，为官轨道。凡不入轨者则被无情的淘汰。

这样在官场生态规律的规示下，一条条深不可测的利益链条，盘根错节的黑网结成了。于是，贪腐“窝案”，“一槽滥”“一锅端”格局形成了。腐败从个别现象变成了群体现象，变成了社会问题；而且是“前腐后继”，越反越严重。

在民企暴发户，黑社会老大，国企高管通过“潜规则”变术纷纷进入党政部门，党政部门高官又纷纷挤入市场的新局势下，金钱、权力、黑道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形成了。于是新兴的市场经济被权贵经济所挤占，执政党一定程度上被利益集团，势利关系网所左右。中央高层领导反腐与改革的意志经常变成利益集团嘲弄的对象。

面对日趋严峻的政治腐败问题，“十七大”后，我党虽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和法规，制订出反腐倡廉的一榄子计划。然而，正如学界同仁所说的那样：这些制度和法规一投入使用，很快就暴露出缺乏实用性、管用性和可操作性的软肋。这些制度和法规仍然程度不同的停留在宏观的、抽象的政治说教型方面；仍然沿袭着就事论事，追求概率的线性思维，线性政治的旧格局。这些制度和法规仍然存在着不科学，没有执行力、难以抵制“潜规则”运作破坏下力度递减的问题。总之，这些制度和法规仍然难以承担起今日政治实践的重任。

这些林林总总，显示出我党因为没能正确认识社会矛盾规律的非线性存在，机械地进行着线性思维、从事着线性政治，结果，导致自身陷入了今天严重的政治危机困境。这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地位落空的原因。

2、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地位的实现，首先要变以往的线性思维，线性政治为非线性思维，非线性政治

抽象真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成了悖论。这便是我党线性思维方式下线性政治所酿造的恶果。

故此，如果不在思维原则和认识方式上走出机械唯物主义的限制，制造出适合于人性规定的思维逻辑，就找不到科学的操作方法。

为什么有些“制度”“法规”总是流于形式？为什么腐败屡禁不止，而且越反越严重？为什么体制上的“民本政治”能演变成实际上的“官本政治”？为什么“潜规则”能取代“显规则”，支配着中国社会的运行？为什么势力关系网（利益集团）能够左右执政党？要回答和解决这些“政治蝶变效应”问题，就要寻找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要透过概率寻找“差率”。要进行非线性思维，要采取非线性政治方法。

具体来讲，“政治蝶变效应”产生的原因，在于制度、法规制订者把“人”看作机械物，单向因果关系存在物；在于制订出的制度法规都是线性的。结果人的“价值选择自由”改变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故此，为保障概率――事物发展趋势的实现，而必须消除人的价值选择自由所制造的“差率”。

概率是趋势，是可以预计的带有必然性的；而“差率”则是非因果的。概率的实现，不能从概率趋势中去追求，而应从“差率”，从阻碍概率实现的决定因素―具有“价值选择自由”的人着手，在以“差”纠“差”中取得负负得正的效果。这才是非线性思维，非线性政治。

所谓非线性思维，非线性政治，就是要打破垂直的政治信息单项流的行政管理体制，即打破反腐倡廉的内部监督机制；打破党政体制内部上级向下级问责，大权力制约小权利的线性政治体制。开辟建立公权制衡制度，开辟人民群众以独立的权力监督、问责、弹劾各级官员的制度。让政治上处于“无权”“无势”的“弱者”站立起来，问鼎抗衡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建立“生态政治”体制，用“生态矛盾”的一方去克制、牵制“生态矛盾”的另一方；在以“差”纠“差”中达到负负得正的制衡效果；让矛盾在相克中相生；让“政治生态”在自然运作程序中求得“平衡”，在“动态”中求得稳定。消除制度、法规见“物”见“事”不见“人”的弊端。让制度、法规“活”起来，动起来。

制度、法规是死的，是硬件、是条件；而人这个操作主体则是活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要想使死的制度、法规不被活人所腐蚀，所瓦解，所破坏。就要尊循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