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一中：红歌运动后关于红歌的思考

自笔者开始记事的1950年起，在我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一直没有“红歌”这一说法。（据说，1959年某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红歌”集，但“红歌”一词并没有流行起来。）在文革期间流行过“革命歌曲”的说法，但随着文革的过去，“革命歌曲”一词就被“经典老歌”所代替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界流行过“主旋律”一词，所以就有了“主旋律歌曲”的说法。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

几年前，江西开始了唱红歌的活动，“红歌”一词也开始流行起来。2008年，唱红歌活动在重庆经官方倡导演化成了唱红歌的运动，并蔓延到全国，在2011年七一党庆前后达到高潮。一连几个月，人们一打开电视机，都会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电视台都在播放红歌。笔者周围的一些朋友也参加过社会和单位的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红歌演唱会。夏末秋初，红歌运动似乎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平静了下来。

但是，持续已达三年之久的红歌运动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考：什么是红？什么是红歌？倡红唱红运动对不对？笔者根据本人1949年以后的经历谈谈自己对红歌运动的看法。

作为政治词汇的“红色”与“白色”

什么叫“红歌”？关于这一问题红歌和红歌运动倡导者在报刊上说了不少，但都忽略了对“红歌”这一名词中“红”字的解释。

“红歌”里的“红”字，具有政治象征意义。这意义来自外国，准确地说，来自巴黎公社和苏俄，更多地则来自苏俄，因为巴黎公社的旗帜除了红旗之外还有三色旗。在斯拉夫文化中红色象征着革命、起义、暴动及这些活动中所必需的“勇敢”、“忘我”、“牺牲”等。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带领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举行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这一事件被称做十月革命或十月政变。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深知欧俄文化中颜色的含义，所以他们在革命中崇尚红色，打出红色旗帜，既表示了他们事业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可以用红色鼓动民众起义、造反，发扬勇敢和牺牲精神――这是最重要的。一时间俄国社会刮起了一股红色的旋风：起义者不仅旗帜是红色的，他们还在自己的帽子上缀上红布条，在衣袖上佩上红袖章，他们的武装叫赤卫队（即“红色近卫军”、“红卫兵”）、工农红军（注意：不是苏俄工农红军，就是工农红军，也即属于全世界工农的、将要打遍全世界的红军！），中央党校叫红色教授学院，政府机关报叫《红报》（1918～1939年），历史学杂志叫《红档》（1922～1941年），大众报刊――包括文学报刊――更有《红色处女地》（1922～1942年）、《红色田野》（1923～1931年）、《红色年鉴》（1922～1937年）、《红色青年》（1921～1925年）、《红色记者》（1920年）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没有苏俄文化中红色的那些象征意义（革命、造反、起义等）。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固定的颜色用来表示“起义”和“革命”、“造反”等意。例如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白莲教起义、黑旗军起义等群众革命运动就分别用了红色、黄色、白色、黑色来象征他们的事业。说到红色，它在中国文化中携带得最多的是吉祥、喜庆之意，但这是文化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是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苏俄直接而强大的影响和直接干预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苏俄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造反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同时，也接受了苏俄的政治符号――红旗、红星等，接受了俄国文化中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就是说，从此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红色就象征着阶级斗争、革命、起义，也即造反。和红色的象征意义一起被引进中国的还有苏俄时期白色的政治象征意义――反革命、镇压起义和造反。例如，1950年代以后产生的“又红又专”、“白专道路”等词语中的“红”与“白”就分别代表了革命和不革命及反革命。同理，所谓红歌就是宣传阶级斗争，宣传革命，宣传起义、造反的歌。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是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同样，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颜色。在俄国文化中，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等颜色都有各自的象征意义，而其中的白色则象征着“光明”、“神圣”、“忠诚”。在欧洲文化中白色象征着“秩序”、“正统”、“强国”等意义。而红色在俄国和欧洲文化中除了“英勇”、“忘我”、“革命”、“牺牲”外，还有“无秩序”、“非正统”、“不安宁”、“动乱”、“血腥”、“狂暴”等含义。当年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卫运动是一个规模庞大、组织复杂的社会运动，其中除了主张回到沙皇专制去的极少数保皇派外，还有大批的支持临时政府的自由派、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反对走极端路线的社会主义者。运动的性质也远不是一个“反革命”所能限定的。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俄国民众反对动乱，追求安宁、和平、正统、秩序的愿望。由于我国在将“红色”和“白色”作为政治词汇引进中文时忽略了它们在俄国与欧洲文化中丰富的象征意义，结果就使得“红色”和“白色”在中文里就成了一对政治反义词，而具有非此即彼的性质。这样，在引进这一对政治反义词的同时，我们也引进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列宁、斯大林等苏俄领导人知道，俄国社会不能总是生活在革命、起义和暴动之中，因为长期的社会动荡是民众所反感和厌恶的。因此苏俄的共产党和政府在取得对白卫运动的惨胜并巩固了政权之后自然要迎合民众的愿望，遵循社会生活的铁律，从革命党、起义党转变为执政党、秩序党。尽管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们的转变并不成功，也不彻底，但形式上却是完成了：红色、“红”字渐渐地从苏俄的许多机构及报刊名称中消失了。到了1946年，连工农红军也都不再叫红军，而改称“苏联军队”（简称“苏军”）。在1930年代及以后的岁月里，斯大林和后来的苏俄领导人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都很少用“红色”一词来表达它所象征的政治意义，而改用更准确的政治词语（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等）了。在“红色”这一修饰语的政治象征意义（“革命”、“造反”）和现实的正统强国领导人的地位之间，斯大林们自然选择了后者。在这种选择中，民族文化（具体地说，是颜色的政治象征意义）及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心理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早年处在幼稚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有跟着苏俄老大哥亦步亦趋，甚至言听计从的特点的话，那么随着中共的成长和成熟，它越来越注重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在“红色”一词的运用上也有体现。例如，第一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的名称有《赤光》、《红旗》、《红色中华》、《红星》等，而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名称则是《新中华报》、《群众》、《新华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学习》等。相比之下，前面一组刊物名称明显突出的是阶级斗争，是革命、造反；而后一组名称则使人想到民主、正义、建设、科学、民族团结等，也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在坚持武装斗争的情况下，党特别加强了自身的思想与组织建设和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历史告诉我们：片面地强调革命、造反，强调“红”，招致了中共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的失败，而考虑到社会各阶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尽力调动社会生活中的多种色彩，中共才绘出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画卷，取得了第三次国内战争的胜利。

1949年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申明政权的红色性质（1954年宪法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之外，更多地强调的还是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在文化上也没有建设单一的红色文化之说，其原因有二：一是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知道，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东西，不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管理；二是当时的中国人对此前国民党试图在全国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深恶痛绝。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更是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红色所象征的阶级斗争、革命、造反成为过去，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主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文化与政治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赢得了国际上的好评。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和政治动荡之后，中国似乎应当迎来一个团结、祥和、集中力量搞建设的局面。

1957～1976年间的倡红和唱红运动

如果中国能按照八大路线持续发展的话，中华民族复兴的时间表就会是另一种安排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八大后的大好局面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

195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对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有些批评言辞十分激烈，使得毛泽东认为，这是“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于是在“引蛇出洞”之后，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数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大多是知识分子，有许多是为新政权的建立作过重大贡献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受牵连者达数百万人，其影响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

毛泽东策划反右运动的原因是同他的政治、文化心理紧密相联的，而对他的政治、文化心理起着重大影响的则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及其行政指挥体制和领袖迷信，恰恰是产生中共整风所要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右派分子尖锐批评的，正是中国人民尚未习惯的斯大林模式的种种表现。对斯大林模式，毛泽东长期以来都是认同并推崇的，这从毛泽东在1940年代至1960年代曾一再向党内外干部推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在反右运动中把“反苏”当做划定“右派分子”的标准之一就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眼里，对斯大林模式的批评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对领袖的批评；为了避免批判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就必须反右，就必须重新强调革命、强调造反（造八大路线的反！），也即强调“红”。所以在反右运动之后紧接着就有了《红旗》杂志，有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有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应当说，反右运动是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倡红唱红运动的序曲。它反映了毛泽东对“依法治国”的否定、对“无法无天”的坚持及对不断革命造反的偏好。

1957年前，笔者目睹过属于父辈的机关干部、军人、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和青年知识分子们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学习》杂志、积极迎合新时代的情景，虽然也常常感觉到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困惑不解与纠结。反右以后，全社会的学习风气明显减弱了。整个中国好像总是在忙忙碌碌，没有人花时间去读书和思考：大家都在按照总路线的要求“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呢，哪有时间做那些事情！再说，读书和思考都是人因言获罪的由头。于是一个顺从红色令旗（《红旗》杂志）的时代到来了。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更是流行这样的说法：白旗不行，灰旗不行，黄旗也不行，都得拔掉，只能插红旗。“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不停地逼着人“向左，向左，向左”！在大跃进中，毛泽东说，工业以钢为纲，纲举目张，于是各行各业都去大炼钢铁；毛泽东还说，农业以粮为纲，纲举目张，于是全党全民又去大搞农业生产。后来，毛泽东的一句“人民公社好”又激发了多少中国人通过人民公社这座金桥过渡到红彤彤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幻觉！

当时笔者就读的中学在大搞教育大跃进和教育改革。校园里喊得山响的两个红色口号“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实践中得到了最庸俗的执行。学校的前操场上，一度建起了一片土高炉群和土炼焦炉群；后操场上，一大片地被农民深翻数尺，用来做高产田。师生们停课炼钢铁：或在炉群前被熏得“满面尘灰烟火色”，或“被驱不异犬与鸡”，拉着板车一天往返近百里运矿石，或被派到周边的工厂去砸矿石。1958～1959学年的第一学期全校根本没有上什么课。笔者那一年1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