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兴祖：“独立候选人”现象辨析

内容摘要：新一轮县乡人大代表选举自去年拉开帷幕后，多个地方出现了所谓“独立候选人”现象。但“独立候选人”的概念并不严谨准确，易引起误读、误解、误判，应称之为“公开自荐人”。这一现象虽无法律用语依据，但符合公民平等享有被选举权的“法律精神”。“公开自荐人”中可能存在四种动机，但普遍、主流的动机是利益表达。这一现象已显示出竞选的趋向，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必然，我们应当科学正确地对待之。

关键词：独立候选人 公开自荐人 被选举权 利益表达 竞选

如果沿循熊彼特的思路，把民主简化为选举，显然有失偏颇。但将选举视为现代民主政治最为重要的一种形式，那肯定不为过。民主政治是程序政治。民主选举的运作，离不开环环相扣、巨细相兼的既定程序，诸如有关选举机构如何建立、选民登记如何进行、候选人如何产生、选民如何写票投票、选举结果如何确认、选举过程如何监督等等一系列规定、规则、规范。没有公正的选举程序，便没有公正的选举结果。

规范候选人如何产生的程序，是选举程序中非常关键的一项。当人们较为“当真”地对待选举时，此项程序就必定会受到高度关注。去年以来，各方热议县乡人大代表选举中的“独立候选人”现象，正是彰显了这种关注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有关“独立候选人”现象的学理探索与学术争鸣，是十分必要的，它将为人大代表选举的健康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继续前行，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故而，笔者不惴浅陋，试从概念、法据、动机、趋向诸维度对“独立候选人”现象坦陈愚见，祈盼方家指正。

概念：“独立候选人”，还是“公开自荐人”？

新一轮县乡人大代表选举自去年拉开帷幕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西、云南等多个地区，均有选民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百名以上。对此，一些学者与媒体称之为“独立候选人”现象，并很快引起热议，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亦做出了相应表态。

笔者以为，首先需要探讨一下“独立候选人”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的选举中，其基本涵义是指“独立” 于政党以外的“候选人”。例如美国，选举总统、议员等公职，其候选人主要由民主、共和两大政党分别提名。除此以外，间或还有“第三党”提出候选人，甚至也有个别人不依倚任何政党力量而成为候选人的。后者，通常称为“独立候选人”。而在事实上，美国尚无“第三党”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当选总统的先例。

在我国，“独立候选人”概念的使用，大约始于2003年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期间，2011年起这一概念获得广泛传播。按照1979年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我国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时，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据此，有观点认为，“独立候选人”，就是指“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由于县乡两级实行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不存在代表推荐候选人，故而针对县乡层面所称的“独立候选人”即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依照这种观点及其推理，容易导出以下结论：似乎所有“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都成了“独立候选人”。那么，任何一次县乡直接选举中的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选区就都存在众多的“独立候选人”，举国之总数岂止成千上万。然而，这是否准确反映了人们使用“独立候选人”概念的真实含意呢？否！

国内一些学者与媒体之所以使用“独立候选人”概念，目的是为了指称那些“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的选民”，而非统称“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这是基本事实。须知，“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与“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的选民”，在当今现实中是两个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前者中，至多只包含了后者的个别人，其绝大部分则是被动地给推荐上的，有人更是几经“谦让”未果才勉为其难的。而后者，大部分因未获得推荐而被排除在前者之外。因此，如果将“独立候选人”界定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那就一方面把相当数量的未“公开申明争取当选”却“被动地给推荐上的候选人”也当作了“独立候选人”，另一方面又把“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以外的那些“公开申明争取当选”的选民，给排除了出去。显然，这不符合使用“独立候选人”概念的初衷。

应该说，只有将“独立候选人”的帽子戴到那些“公开申明争取当选”的选民头上，才符合使用这一概念的初衷。但严格言之，这样“戴帽”是否恰当呢？笔者仍说“否”。理由是：一则，那些“公开申明争取当选”的选民，刚刚站出来时，大都只是通过自荐希望其他选民先联名将其推荐为候选人。换言之，此时他们还不是“候选人”。更有甚者，其中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直至最后也未争取到十人以上选民的联名推荐。可想而知，给这些不是“候选人”的选民戴上“独立候选人”的帽子，恰当吗？二则，当“公开申明争取当选”的选民依法成为“候选人”时，其前提必定是已获得其他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换言之，他们能够成为候选人，绝非仅凭自身“独立”争取使然，必须看到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对于选民联名推荐的依凭。同样可想而知，往这些“候选人”头顶上套一个“独立”的帽子，恰当吗？总之，当“公开申明争取当选”的选民不是候选人时，称之为独立“候选人”；当“公开申明争取当选”的选民依凭联名推荐而成为了候选人后，称之为“独立”候选人，均是不恰当的。一言以蔽之，笔者不能赞同以“独立候选人”的概念指称那些“公开申明争取当选” 的选民。

而且，“独立候选人”之“独立”，很容易引发某些人的误读、误解、误判。“独立于什么？！”会有人责问：“独立于现成体制吗？” “不！”我们当然可以回应：那些选民很认同很依赖“现成体制”，首先就是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试想，如果要“独立”于人大制度之外，他们还会“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争取融入人民代表大会，争取成为其中一员吗？“独立于党的领导吗？”“不！”我们依然可以回应：那些选民是以认同与信赖党的领导为前提而站出来的。试想，如果要“独立”于党的领导，他们还会依照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规定，去争取“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成为候选人，进而成为党领导的人大中的一员吗？笔者认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做出这样的回应。不过，为了尽可能避免误读、误解、误判，更为了防止个别人的曲解、盅惑、搅局，笔者也主张不使用“独立候选人”以及“独立参选人”、“独立自荐人”等概念。

那么，什么概念能恰当地指称“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的选民”呢？众所周知，一个科学合理的概念，应当尽可能准确而又简练地表明其所指称的某一类人群或事物的主要特征。事实表明，“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的选民”，其主要特征是公开地、主动地自荐、参选，争取当选人大代表。据此，似可称他们为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公开主动参选人”、“主动争取当选者”。更简练些，可称之为“公开自荐人”。其实，公开自荐、参选，主动争取当选的现象，早在1980年代初第一次县级直接选举中就已出现。1998年更有湖北农民姚立法公开自荐，如愿当上人大代表的事实。不过，当时尚未为他们概括出一个概念（称谓）。要是在今天，他们必定被称为“独立候选人”。不，更准确地说，应当被称为“公开自荐人”。

在此需要指出，现实中还有另一类“自荐人”。他们惯于在私底下诡秘地向组织或其领导人悄声“自荐”，甚至通过行贿，乞求安排个代表、委员当当，或者给个什么官位坐坐。他们同样是“主动”的、“自荐”的，不过，他们往往不敢光明正大地公开“自荐”。为了划清与这类人的界线，我们在指称“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的选民”时，切不可省略了“公开”二字，应当准确地指称他们为“公开自荐人”。

法据：“用语依据”，还是“精神依据”？

去年6月，正当人们围绕所谓“独立候选人”现象众说纷纭之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向媒体发表谈话，公开表态：“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根据。尽管“法工委”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的一个辅助性工作机构，不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正式的法律解释，也不能做出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但这毕竟属于官方声音，且事关重大，自然就引起了许多人对于“独立候选人法律依据”问题的重视与思索。

笔者思索：法工委负责人在“谈话”中，依据什么而得出结论称“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到底应该如何认定“独立候选人”有否法律依据？不难见到，“谈话”先是简要介绍了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然后指出，“基于上述规定……没有所谓的‘独立候选人’。‘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此处的逻辑一目了然：因为法律规定中没有所谓的“独立候选人”，所以，“独立候选人”就没有法律依据。就特定的行文语境看，前一个“独立候选人”是作为一个概念（法律用语）而讲的。故而，推理逻辑便成了：因为法律规定中没有“独立候选人”这一概念（法律用语），所以，“独立候选人”就“没有法律依据”。然而，这样的推理是否太过简单？以此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说服力？

为了作进一步辨析，不妨按照上述逻辑，作以下推理：因为法律中没有“吃饭”、“睡觉”、“逛马路”等概念（法律用语），故而，所有此类个人行为都“没有法律依据”！试看，这样的逻辑是否很容易走向“庸俗法学”、“法律教条主义”！再回到政治领域。我们经常宣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协议”，等等。请予核查：我国的宪法与法律规定中，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单一制”、“执政党”、“元首”这些概念（法律用语）吗？没有！统统没有！假若据此得出结论说，以上各命题一概“没有法律依据”，那是否离政治错误不远了？

可见，千万不能仅仅以法律上没有相对应的概念（法律用语），就判定某一事物没有“法律依据”或“不合法”。同样，也不能以法律上存在着相对应的概念（法律用语），就简单地判定某一事物具有“法律依据”或“合法性”。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某些地方选举中，也说是实行“差额选举”。就其“差额选举”四个字，当然可从法律上找到相对应的概念（法律用语）。然而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做法是硬把各方面条件欠缺、明显不可能当选的人塞进正式候选人名单，为的是与别人构成“落差”，以便确保特定的候选人当选。这种名为“差额选举”，实为“陪选”或曰“变相等额”的行为，不仅不具有法律依据，而且是对法律的嘲讽！

诚然，为了认定某一人群或事物是否具有法律依据，从法律上寻找相对应的用语、条文（法之“形”）是需要的，但更需要重视的是富有实质意义的“法律精神”（法之“神”）。“法律精神”蕴含着法律所必须坚守的原则、理念、取向、目标等。其往往渗透于立法意图之中，融入于整部法律之内，需要人们从法律的整体或某些重要内容出发，经过正确演绎与合理感悟后加以准确把握。无疑，法之“神”重于法之“形”！必要时，对于法律上已经写着的那些“用语”或“条文”，也需要依据“法律精神”鉴别其是否存在正当性、合理性，或者依据“法律精神”解释其实际涵义。当法律上不存在对应于某一人群或事物的概念（法律用语）时，则可以从“法律精神”的演绎推理中判断其是否具有法律依据。而所谓“判定某一事物是否具有法律依据”，重要的是判定其实质内容、主要特征具有法律依据与否。就“独立候选人”（“公开自荐人”）而言，若能凭借“法律精神”判定其所指称的那些选民的行为特征――“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具有或者不具有法律依据，那就可以充分说服人。

众所周知，宪法和选举法均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这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平等享有政治权利”等“法律精神”。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演绎：既然“被选举权”是一种政治权利，那么，选民就有资格行使之；既然有选民希望通过行使被选举权当选人大代表，以直接参与当家作主，那么，他理应公开地主动地毛遂自荐，争取获得十人以上选民的联名推荐，成为候选人。试想，假若他默不做声，选民们何以能得知他希望被提名？假若他不公开自荐，选民们何以能了解他的情况，决定是否要联名推荐他？可见，“享有被选举权”已内在地决定了选民有资格“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即充当“公开自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