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洛 陈闽：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题记

“中国学”作为当今社会科学里的一门学问已日益引起西方学者的兴趣。这不仅由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有其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吸引着许多西方人，更重要的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成了共产主义大国，迫使西方人十分注意它的发展，尤其是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的变革极其关心。199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了一本《附有简介的1983-88年出版有关研究中国的书目》（Peter R.Chang：Current Books on China，1983-88――An AnnotatedBibliography，Garland Publishing ，Inc.，New York ，1990），全书237页，载录626版书。该书归纳的项目很广，包括中国的国土与人民、地理与历史、人物传记、宗教与哲学、社会结构、人口与教育及卫生、政治与法律、农业与工业、劳工与就业、经济与财贸、对外关系、科技、语言、文艺、传媒、乃至研究参考书目。该书列出1983至1988这六年间的著作600余本，则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至1990年这十一年，在美国出版的研究中国的著作，至少在1000本以上，因为1989年“”事件以后，更是连续不断的出版了大量关于研究中国的书刊。

这些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范围虽然非常广泛，但是，本文只打算就他们在研究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主要著作，作一初步介绍，目的是使我们知道一下别人怎样在研究中国，以及作为“它山之石”对我们也可有所启发。另外，本文的介绍，着重在美国学者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变革的所谓“动态研究”，至于历史（比如文化大革命）、人物（比如毛泽东）或专题（比如经济、军事）等多少属于“静态研究”，则因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入，容后再议。

I.背景简介

在本文III 附录中，作者对比较知名而在80年代还在出书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作了初步整理。总人数达130多人，其时间跨度有半个世纪，而师承关系达四代人。

可以说，真正开始对当代中国作系统研究的，是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比较有代表性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乃始自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John K.Fairbank：The UnitedStates and China）。该书初版于1948年，中经不断修订并跟踪中国的发展，到1983年出第四版（增订版）。在此书之前，关于介绍中国的书，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斯诺的《西行漫记》（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 ），始版于1937年，但它不是学术研究著作，而是报导介绍，尽管就其政治影响而言，该书超过了所有的学术著作。此乃题外的话。

费正清出生于1907年，一生研究中国，门生满天下，是美国第一代研究中国的最知名学者。他写作、出版关于中国的著作，从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在他80岁时，即1987年，还出了一本叫《中国研究》（China Watch ），而在前一年他79岁时还出了一本很有见地的书，叫做：《1800年至1985年间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该书在短短的370页中将中国社会如何在进入十九世纪的1800年，即清朝嘉庆皇帝时代，开始起变化，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的1985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与开放，这185年中变革的主要脉络整理了出来。费正清的功力在于深谙中国历史，因此他对中国当前出现的问题，总能以历史的眼光作出比较深入的分析。本文将在第II节中介绍该书的结论部份。

50年代以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影响日渐扩大，又成了共产主义大国，于是，在美国便出现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一批学者。他们在费正清等开辟对中国历史作系统研究已有建树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的具体问题，比如1921年出生于上海的鲍大可（A.Doak Barnette）就专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权力结构；另一个1921年出生于山西的白鲁表（Lucian W.Pye ）则着重研究了中国的政治文化。还有不少知名度很高的如史乐伯（Robert A.Scalapino ）等人，他们可算是第二代，都在50年代就开始出书了，一直到80年代还在出版著作。本文第II节将介绍鲍大可和白鲁表于1985及1988年出版的新作。

60-70年代，即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中美关系解冻以后，出现了研究中国的热潮，造就了一大批研究中国的学者。这代人就是今天在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中国问题研究的骨干。他们的许多研究心得，不仅在读者那里有着影响，而且影响着美国决策部门对中国的看法。他们可算是第三代研究者，其中不少人与前述第二代里的学者都是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座上客。本文在第II节中将介绍何汉理（Harry Harding ）、黎安友（Andrew J.Nathan）、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等人在80年代出版的著作。

1979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在美国出现了第四代的研究者，人数更为众多，方面更为广泛，研究更为细致。这批人年纪不大，大多数在8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书，仍在成长之中，其影响远不如第三代学者。本文第II节中选了一位着重研究90年代的中国将往何处去的作者加以介绍。

就背景简介而言，还应该介绍一下美国学者自己对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看法，尤其在50年代以来，经过近30年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同时也出现问题之时，总结一下得失，是很有意义的。在他们的反思之中，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美国学者的思路及其对成果的估量。

这里介绍的是1982年10月号美国加洲伯克利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杂志《亚洲评论》（AsianSuervey ）和1982年夏季号加拿大温哥华出版的杂志《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 ）上刊载分别由三位美国大学教授写的评论性文章。一篇是当时还在斯坦福大学任副教授的何汉理论美国学者过去是“带着爱去中国”，现在是“带着瞧不起的心情从中国回来”这种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偏向所作的分析，另一篇是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费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论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必须冷静、客观、艰苦作业才能有成果，不能单凭耳闻目表的见闻实录；第三篇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论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框架问题，并提出他自己的框架。这三位美国学者都属于前述第三代中国问题专家，即从60-70年代以后一直在潜心研究当代中国的变革。

下面就以直接摘录原作者语句的方式来介绍他们的论点。

何汉理说：“我们美国人总在忙于澄清自己对中国误解的地方。可是就在我们试图走出一套误解的观念之时，我们又常常用另一套新的误解来取代它。我们用天的‘真实情况’来代替昨天的‘虚构事物’，接着就发现今天的‘真实情况’变成了明天的幻觉现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在变，一会儿是热情奔放，一会儿是冷嘲热讽，一会儿是一切皆好，一会儿是一无是处。就这么转来转去……。如果说美国人在70年代时认定共产主义在中国是成功的，到80年代初，最普遍的判断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而且失败得相当惨。

70年代里，多数人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毛追求公平和公正的社会这一理想而发动起来的，它采取的纲领、措施，有力地实现了这一理想，在人员和经济方面所付出的代价，既属必需，亦可原谅……今天……文化大革命……被描绘为一段‘混乱和破坏’的岁月，‘造成了这片古老大地上所曾经历过最坏的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

70年代的中国曾被描绘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不仅适用于其它发展中国家，而且还适用于美国。……今天，学者们在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成绩重新估价之时，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促进教育、扫盲、营养、预期寿命、平等和女权方面，是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它的发展记录，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里也只处于中等成绩，而非冒尖的成绩……‘中国模式’实际上已销声匿迹。……当1981年初一切真相均已大白之时……问题成了：中国人可以借助于什么样的模式来摆脱自己的困境呢？“

何汉理对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所以前后如此不同，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可归纳为四点：

（1）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许多美国人怀着良好的愿望来中国，而且“许多美国人认为，只有我们暂时放下我们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准则，才能正确理解中国。”“不能用西方的价值观如个人自由、论功行赏和消费主义来看问题，我们应该以毛泽东思想里的集体主义、平等平均主义和审美标准来看中国。”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真相大白，80年代的美国人“更愿以他们的价值观和原则用之于对中国的估计，特别是，美国人很感到自己有理由提出关于个人自由和人权等问题，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再拒称这些资产阶级观念对中国是不适用的。"

（2）“70年代时，我们认为中国应首先按它的领导人决心要实现的有价值的目标来衡量它。”“今天，对比之下，我们倾向于对官方宣布的政策要打折扣，认为那是宣传，而坚持要看看中国的实际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执行效果才判断人民共和国的表现。”

（3）“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的思想和政治气候的变化……”“早期我们对中国的看法一切皆好，从某些方面说，与美国政治的关系比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要多得多。它直接与美国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相连，即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那段时期美国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而引发的政治和思想的激荡……”“对那些否定美国社会政治秩序下基本的政治标准的人们来说，象中国这样正好提供了一个让他们中意的另一倾向，即提倡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提倡和谐而非竞争，提倡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提倡平等平均而非物质繁荣。”“如果说，70年代时认为中国一切皆好，是与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否定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密切相关，今天对人民共和国的幻灭则又因重新肯定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而得到加强。”

（4）“最后，当然必须考虑我们对中国估价的改变是否是由于变化中的中国造成的。”“应为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不同意见纷起云涌，自我批评比比皆是……的确，很少其它国家──也许只除了60年代的美国是这样──其政治领袖在毛以后的年月里，如此迅速而彻底地从自我欣赏走向自我鞭挞。中国的新领导实际上批判了所有西方观察家曾赞扬过在文革十年中出现的‘新事物’……尽管继续号召抓当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是批评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文化创新，而且他们还开始承认他们自己的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带来的僵化和浪费。”“……出现抗议和持不同政见者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重大而可以看得见的特点。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末的民主墙和1979年的‘北京之春’，所有这些都使美国人对中国的形像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最终把这三次运动都镇压下去，说明在中国持不同政见之极大局限性和中国领导人不能或者说不愿在中国采取根本性的自由化。”“……粉碎了这些期望，在西方产生了对中国政治制度深刻幻灭的情绪。”

由于有以上种种原因，何汉理提出在今后对中国重新认识之时，应该避免重犯当初肤浅幼稚的毛病。比如第一，仍旧存在“一种延续下来的倾向，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道义审判，”“好像不能把中国看成是个复杂的社会，有些特点值得赞许，另一些则应该批评。”第二，“仍存在一种信念，认为消除误解的唯一途径是把一切都颠倒过来……理想化的形像正以全盘否定来取而代之。”第三，“我们也还没有摆脱对中国一直就有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喜爱和幻想。”第四，“我们仍旧好像只相信眼见为实这一条。”“70年代初，短期的访问者似乎未曾意识到两个星期的旅游，使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何其表面。同样，今天常住在中国的人似乎也未曾意识到，在他们试图了解人民共和国时所面临的障碍何其复杂……甚至长期驻留中国的访问者也没有机会接近中国人口中重要的那一部份，如农民、中层干部、军人或左派人士，而且很少能同几个中国人建立友谊。”

何理汉最后说：“校正糊里糊涂的理想主义，绝非再来一个糊里糊涂的满腹牢骚……我们应该力求有个独立思考的、系统的和比较有研究的对中国的重新估价包括所有的矛盾和复杂因素。只有这样一种态度，才能有助于抑制那种在缺乏根据的赞扬和过份否定的评价之间摆来摆去……”。

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费里德曼认为当代中国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