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华：革命乎？组合主义乎？

在1989年事件期间，中国工人向当局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工人不满自己的命运。当时在社会动荡中占居舞台中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对他们“自己的”运动居然引起了工人的广泛反响而惊讶不已。1中国当局近年已警觉到工人的不满。在执政四十年后，他们对中国工人终有一日会转来反对其“先锋队”的担心与日俱增。21980─81年，中国出现了罢工和鼓动成立自治工会的浪潮。3无论仅仅是时间巧合，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同，甚或是因互相感染，这一浪潮是与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一起出现的。团结工会可说是在工人国家中第一次成功的工人运动。自此中共不断寻求方法，以防止此类运动在中国出现。4但正如中共所担心的那样，中国在1989年还是出现了独立工会。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亦可说明为什么共产党领导层如此警惕工人的潜在威胁。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年青的一代，都以为1989年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抗议共产党。但共产党领导层则痛苦地知道：这已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五次（而有时是在官方工会领导下）起来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这种普遍缺乏关于早期抗议运动的知识，表明共产党在控制中国人民了解现代历史方面的成功。5中国工人的第一次斗争发生于解放初期。当时共产党工会仍想成为代表工人利益与资本家以及新生的共产党管理人相抗衡的组织。这一向党争取独立的斗争，以工会失败而告终。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6因此下台。第二次斗争爆发于1956─57年的“百花齐放”时期。其结果是一些工人和工会积极分子被监禁，7支持工会争取更多独立性的全国总工会的在任主席赖若愚下台。8第三次斗争出现于文革时期（1966─69），当时出现的工人组织作为表达阶级利益的载体，已发展到堪称精细的程度，而其独立的程度则相当于“准政党”的水平。9而斗争形式则以群众性的暴行出现。第四次政治抗争发生于一些工人到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的1976年。官方档案对这些工人积极分子有所记载。但事件本身则被解释成群众反对“四人帮”的行动。第五轮抗争是伴随于1989年的民众抗议运动出现的。但与前几次一样，工人的角色（以及工会的角色），在公众意识中不过是学生高大形象的陪衬。这次当局则将“社会闲杂人员”和“流氓”的罪名加在工人参与者头上。10对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历史这种不定期的爆发和他们周而复始的与官方工会的结盟，人们会问：工人与官方工会曾否有一致的目标？或工会曾否维护过工人的权利并与党相抗衡过？当然，工会和它的干部经常干伤害工人利益的事。但是，中国和东欧11的一党制共产国家政治结构也不是完全一元化的。就象在多元化的结构里一样，某一个官僚组织有时也会寻求其独立的认同。它的行为可以按其组织的集体利益或其成员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简而言之，官僚政治经常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党化国家”（party-state ）是具有官僚利益复杂性的，那么便容易理解上述五次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有时工会也卷入进去的潜在逻辑了。此外，这五次动荡的每一回都发生于这样的时机：由于种种理由，“党化国家”体制或软弱，或退却，或内部分裂。第一次动荡便是发生在党还未完全巩固其权力之时；第二次（1956─57）则是党处在由毛推动下，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自由化的时期。这些时候都没有出现大规模街头行动（虽然第二次，在企业层次的活动不少）。在这两次事件中，全国总工会正好做了工人代表。全总虽然软弱，但在企图为其利益争夺权力和维护工人利益免遭“党化国家”侵犯时，扮演了领导角色。可惜1957─58年全总被共产党压垮后，便直到20多年后才又作为官僚利益体再现出来。70年代前半期，全总甚至不再作为一个组织存在。因而1966─69年和1976年工人的动荡中，官方工会的卷入仅是边缘性的。但象50年代的两次动乱一样，它们也是发生于中央控制软弱之时：文革中是因为毛泽东砸碎了党的权力；1976年则是因为作为权威源泉的毛将要死去和统治集团因内部斗争而分裂。

80年代，全总重新组建。“党化国家”甚至给予工会一定的权力，以维护工人利益免遭“党化国家”本身的蹂躏。与以前四次动乱不同的是，1989年工人运动是由两部分组成：来自上层的工会有组织的鼓动和来自下面的独立、自发的抗议。12这两种力量是否联合行动或是否它们的行动不谋而合，正是本文要作的经验性探讨。这一探讨将包含对90年代中国社会可能走向的关键答案。在提出经验性证据之前，我先要对我的理论框架作一分析。

国家组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 ）与全国总工会

第二次大战后的一段时期，由于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国家组合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可说已丧失了名誉。Philippe C.Schmitter13试图将这一概念复活，以它作为一个可以更广泛理解二十世纪国家结构的理论框架。他使组合主义的定义多样化了：组合主义可以定义为一种利益代表系统。在此系统中的实体被组成一些数目有限的，单独的，强制性的，非竞争的，等级秩序化的和功能性的不同类型。这些类型被国家认可（如果不是国家设立的话），并被授予专门的垄断代表权来换取它们在选择领导人，表达需求和赞同时，遵守国家的一定控制。14基于这一定义，Schmitter 企图说明，在20世纪，即使是多元化社会中，也有组合主义结构在形成。

Daniel Chirot 以罗马尼亚为个案的研究15，发展了组合主义的概念。他论证共产主义一党制度是组合主义国家的变异。为了表现其占有横向结合的阶级利益，共产党国家创立了垂直式功能组织，并置之于中央控制之下。16工人在共产党国家不被允许自由建立横向联系，他们的功能利益是以官方工会为管道沟通。在这种体制下，在每一联合体内的个别利益得不到国家的承认；而企业管理人和工人的利益被视为一致。所有个别利益都要追随、归依于党的意识形态。

国家组合主义其实隐晦地承认存在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因为要建立起组合主义体制的本身就是为了要控制各利益的崛起。按此逻辑推论无论何时，只要中央的“党化国家”控制一经松驰，组合组织便会为扩张其利益而争斗起来，以至搞乱它们的社会功能。更糟的是，从占优势的党的领导的角度看，被压制着的阶级性利益在自由化时期将可能重新浮现，并占据优势。由此可见，以上简述的中国工人和工会的历史，便不过是国家组合主义结构下的三种势力（“党化国家”、工会和工人）的拔河式的典型表现。17毛主义明白和憎厌这种潜在的三权斗争，所以在50年代的事件后，逐步废弃了列宁主义的国家组合主义观点，最后解散了全国总工会。

在50年代和邓小平治下的80和90年代，工会是功能性组合代表组织之一。按列宁主义描绘的“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 ）图景，在其运作正常的理想状态，工会发挥连接党的中心和工人的管道作用。工会被赋予的双重功能是：自上而下代表国家的集体利益，传达指示，动员工人进行生产劳动；自下而上传递工人要求，保护工人权利和利益。这种被Pravda和Ruble 称为“古典双重主义”（classic dualism ）18的双重性格是有内在矛盾的。“党化国家”假装这个模式行得通是基于一种虚假的逻辑。按这种逻辑，上层和底层的组合组织间不存在固有的冲突。

事实上，在“真正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是东欧社会主义批判性知识分子用来形容共产独裁政权的惯用词）下，其内在的等级式冲突潜伏在表层之下。但由于国家权力强大，自上而下的党的指令传达经常压制了自下而上的有关工人利益的传递。其结果是这种潜在爆发的局面随时可能周期性地导致突变。

工会作为传送带在此结构中能够起转换角色，某些时候更能起轴心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工会亦能按其公开的使命去行动。也就是说除动员劳动生产力外，它亦能成为代表工人的倡导者，虽任何此类尝试都会导致不可避免地被当局镇压的局面。这种周而复始出现（有时是被部分工会唆使）的共产主义的组合主义动态平衡，是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波兰的模式相似的。

但这个共产国家组合主义模式与史实不符，因为它的规律是静态的，动力只呈封闭的圆圈状。而从经验观察动态实际是一螺旋状。外部条件和内部社会发展导致三种主要角色：“党化国家”，官方工会和工人的关系变化。如Pravda和Ruble 指出的那样：在所有共产党国家，“过去二十多年，特别是过去10年，工会运作环境发生的变化，已使古典双重主义日显力不从心。劳动力构成的变化导致成员的需求增多，也改变了劳动关系并使经济环境恶化。”19日益扩大和教育程度提升了的城市劳动力，无可避免地导致工人阶级力量增强。来自底层的压力更驱使工会兑现其双重功能。在东欧，“党化国家”为换取内部稳定，不得不逐渐授于工会和其他组合主义代表更多的权力。在此局面下，“党化国家”便自相矛盾地削弱了自身在组合主义大架构中的统治地位，因而又再次导致不同组合利益的权力扩张，并致使工会和工人的行为不时显现工团主义痕迹20.在企业层次，工会更多地参与；在国家层次，工会则更真实地扮演其组合主义的角色。21然而在所有层次，工人和工会的活动余地都很有限，冲突也从未得到完全解决。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颁布的“工会改革”从未超出“双重功能”模式。如1989―90年苏联阵营最后塌陷时，虽然波兰工会22及其苏联同行23都曾挣扎着脱离其“传送带”职责，但效果甚微。

在1989年，中国全总的自由化一翼试图在强硬派领导和造反的工人之间扮演斡旋角色24，一些全总干部甚至去鼓动和帮助组织工人进行抗议行动25.但是大多数运动分析者都漠视工人的作用；少数学者虽然指出运动期间工人的角色，也没有注意当时全总活动的意义26.只有Jeanne Wilson 是西方学者中的一个例外。她几年前便根据其对全总的研究意识到：“无论双重功能任务的概念如何具有内在矛盾，只要这种双重功能概念被运用于实践，它便能给中国工会运动比毛泽东时代更多的自治性。”27可惜，Wilson没有将全总的变化与其对1989年运动的分析结合起来28.在本文的后半部分，我将论证：作为组合主义组织的全总所扮演角色的意义，实际上比Wilson认识到的大。基于此论证，我将假设全总的未来发展；它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关系；以及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弹作用。

经济改革，工人以及全国总工会29

如上所述，在苏联和东欧，官方工会自50年代始在双重功能模式下间歇出现维护工人利益的倾向。于是在这些国家，非斯大林化和半心半意的改革以及被毛诋毁为“修正主义”的措施的实行亦成为可能。邓小平上台后，中国的“修正主义”在经济领域（但非政治领域）迅速超越了苏联式“修正主义”。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连南斯拉夫或匈牙利，也赶不上中国80年代在市场化和经济决策权力下放企业经理层次方面所及的程度。

这些新政策对工人产生了具体的影响：80年代前半期，生活水平急剧改善，并导致期望值上升；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两位数通货膨胀，使工人收入和非薪金待遇受到侵蚀，职业保障降低。被挫伤的上升期望形成普遍不满并成为1989年抗议运动的原因之一。这方面已有人研究过30.需要提出来的是那些中国经济改革中特有的、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找不到的现象。包括：1）收入两极分化迅速出现在不同社会界别和企业内部；2）生产过程合理化和泰罗制管理法（Taloyristic management practices）的实行而导致工人与管理者关系恶化。

在89年之前被工人视为“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别，引起了严重后果。31厂长经理阶层、私营企业家、个体户、腐败官员和城郊区富裕农民的收入都迅速提高到比普通蓝领或白领工人收入高数倍以上，因而都成了被嫉妒的对象。社会上形成了一些相对立的群体：知识分子/工人，国营企业工人/外资企业工人，大城市工人/县镇工人，固定工/合同工，同一企业内赚钱部门工人/赔钱部门工人。这些人都互相指责对方得到不公正的收入32.当时，这种与收入分配联系的抱怨，被指责为毛时代“大锅饭”残余心态，过分“平均主义”和“红眼病”。直到1989年运动后，江泽民称“实现社会公正”是现代化的一个目标33，“分配不公”才被官方视为一个应被“正确认识”的问题。因而，与东欧和苏联的革命源于草根民众要求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