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亮：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

摘要：政治民主化与社会风险存在交汇部位，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了各种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若应对不妥，就有可能对民主化造成危害，如增大民主化成本、扭曲或中断民主化进程。因此，要理性认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以确保民主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关键词：现阶段；民主化进程；社会风险；社会转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迈入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期，社会开始呈现复杂、多元的特性，“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1]，现阶段中国的社会转型充满了各种风险和变数。同样，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化进程，也必然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民主化研究与社会风险的研究大都单独分离、缺乏关联。即使一些研究略有涉及，也主要散见于相关著作和论文中，缺少系统性且较为有限。实际上，民主化与社会风险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存在一定的交汇部位：一方面，民主化进程中会存在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既有外部性的风险，也有民主化本身所诱发的风险；另一方面，不管是外部性风险还是自诱性风险，都会对民主化进程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特色民主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而若缺少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分析民主化，或者不从民主化进程这一特殊背景来分析社会风险，那么无论是对民主化的研究还是对社会风险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基于此，本文尝试立足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展开分析，试图揭示出政治民主化和社会风险的内在关联性。

一、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

在结构要素上，民主化是政治结构层面的问题，社会风险是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但两者是紧密关联的。社会结构的公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的状况，一旦社会结构运行遇到障碍，社会结构预定的社会功能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发生扭曲或嬗变，社会问题就会增多，相应地社会运行的风险也就增大，民主化进程由此会受到严重影响。依据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划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组织性风险、心理性风险等，其他各种具体的社会风险都是这几个层面风险的衍生物。

(一)制度性风险。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障。

通常情况下，一项良好的制度既可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规制，避免政府及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害公民权利，又可规范公民行为，防止一部分人以“多数”、“民主”的名义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出现“多数人暴政”。但一项良好的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如良好的政治素质、执法水平和必要的惩罚措施等。所谓制度性风险是指制度自身被预期的功能缺失或发生偏差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而言，由于良治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因而为制度性风险的出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社会制度结构层面，表现为公权力的扩张、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缺失、制度的失灵等，而权力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滞后则是其具体表象。

(二)阶层性风险。所谓阶层性风险是指由于不公正的阶层结构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民主化得以推进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就能有助于民主化的推进，可以有效防止民粹化。亚里士多德指出，“惟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层比其它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2](p.206)。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是民主政体的天然盟友，古希腊民主的发达就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而对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确保要有一个稳定、壮大的中产阶级，才不致让民主沦为暴民政治。但若阶层结构出现畸形化趋势，就会影响竞争的公平，影响整个民主化的进程。目前中国社会阶层性风险表现在三个方面：精英阶层的内卷化、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和中产阶层发育受阻。

(三)组织性风险。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于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利益表达，及时、适当地宣泄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构建一个安全有效、双向互动的社会安全阀，减少或避免社会冲突的爆发。民主的生机是以社会为基础，更为完善地实行民主，要求一个范围广泛的、有自觉性的、团结的社会[3](p.53)。关于社会组织的作用，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4](p.443)。组织性风险就是指由于社会组织发育的不足和社会组织有效性的缺失而致使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而引发社会失序的可能。当前我国组织性风险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和组织有效性缺失两个方面，前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的总量不够，人均量更少；后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所发挥的社会性职能非常有限，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四)文化心理性风险。现代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作为支撑。文化心理是指人们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习惯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思想、价值观和心理现象等。社会文化心理会影响公众对政治民主化的支持力度，也会影响公众健全政治人格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理性程度。文化心理性风险是指由于经济增长的短视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的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当今社会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甚至阻碍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心理因素，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缺失、社会焦虑感加剧和社会隔阂加深等。

二、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独特性

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除了具有风险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中国社会自身所独有的特性。

(一)社会根源的特殊性。在西方早发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劳资关系和贫富差距是引发各种风险的重要根源。而在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官民关系，其次是阶层结构。

根源之一：官民关系。与其他国家民主化启动阶段的社会风险相比，中国现阶段因官民关系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较为突出，相当一部分的社会风险是由官民关系所导致的。据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全国28个省市130个区(市、县)进行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社会心态部分的数据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其次是穷人与富人之间，其余的群体被选择的比例都很小[5]。再对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可发现，以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或权力机关为主要攻击对象的事件不断增多，如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打伤民警、围攻党政机关办公所在地等。这些事件说明，在目前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关系已出现了某种紧张状况。

根源之二：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基础性、深层性的特征，它的公正程度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的底层社会。据有学者估算，全国中低收入阶层约占总人数的80%左右。在这种阶层结构的背后，便是“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社会张力加大，十分脆弱”[6]。这就容易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互惠互利，出现上层精英结盟和底层群体弱势化的风险，由此民主化进程中潜伏着安全的隐患。

(二)风险的并发性和高发性。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风险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叠加，潜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其他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动荡。即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就会演变成整体化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制度性风险带来贫富分化差距，造成阶层性风险加大，它们又阻碍着社会的组织化，导致社会不满和冲突的增多，并最终促使社会危机的爆发。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多重社会风险共同演化爆发的结果。以安徽池州事件为例，一起普通人车碰撞事件，既无严重的身体伤害，也无严重的经济损失，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较高。此外，我国存在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也有社会风险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使得社会危机存在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出现，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 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7]。

(三)风险的集聚性和基础性。从主体上看，社会风险涉入群体主要集聚在社会基础阶层群体，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参与较少。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8]。社会风险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成负相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而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9](p.36)。各种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表明，越来越多的社会基础阶层成员卷入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以“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如下岗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

从客体上看，社会风险大多集中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部位，即社会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参与群体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如就业难、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拉大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五项分别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收入差距过大”(28%)、“就业失业”(26%)和“住房价格过高”(20.4%)，“养老保障”排第七位(17•7%)[10](p.24)。显然，这些基本民生问题对于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大。据公安部统计，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因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用引发的占总数的23•8%，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费等引发的占18•1%，因企业改制、兼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占10.6%[11]。

三、社会风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社会风险是一种积极结果与消极后果的双重结合体，它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风险的严重程度。通常情况下，高度的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作用，易引发社会危机的爆发，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而中低度的社会风险对于民主化进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影响。适度的社会风险存在是促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指出，“低度的社会暴力，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是进行民主化的重要条件[12](p.45)。

第一，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暴露。社会风险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问题不断暴露的过程。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社会风险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和政治压力往往会转化为变革的推动力和催化剂，从而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社会风险的出现具有发现公共问题、推动公共问题进入政府议程、促使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功能；也会促使政府重新评估其制度、政策和行为，改进政府管理之缺失的作用。一言以蔽之，风险既意味着灾难和痛苦，但也是发展和创新的机会。正所谓，“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规则”[13]。

第二，提高社会风险的应对能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进行民主化的有利条件，但就实际而言，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在完全没有风险的社会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