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在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 （以下简称 “中国”） 活跃的诸家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当属支持者最多、传播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一支。但就在这大约二十年间，中国自由主义经了某些相当重大的变化；并且，至少在思想层面上，目前似已呈现出明显的颓势。

这一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本文就此提出一个私人观察性质的解释。“私人观察”的意思是，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准备引述文献。本文将主要根据个人过去十几年来的亲身经与直接观察，对自由主义在中国演变的趋势进行一些粗疏的评述。

还需要说明三点。其一，笔者不准备对 “自由主义” 下一个严格的定义，划定明确的范围。这是一件高度复杂的理论工作，本文无力也不准备承担。笔者只是把当事人自以为、旁观者也以为的自由主义者，当成自由主义者对待。其二，为论述需要，本文提及了多位师友。笔者尽可能保持客观、审慎，但仍难免有冒犯之处，敬请谅解。其三，笔者本人已从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立场，后退到仅关注于宪制变革的较为古典的宪政主义立场，因而在论述过程中，于不经意间，对自由主义也许会有某种偏见。这一点，亦请读者鉴别、谅解。

一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谱系

本文关注的历史时期始于1990年代初期。尽管至今只有短短二十年，但中国的政经格局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期大体可以2003年或者江泽民、胡锦涛权力更迭作为分界点，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国自由主义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

1980年代是否存在自觉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与观念，无法遽下结论。大体上，受到意识形态惯性的影响和知识资源匮乏的约束，彼时知识界缺乏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觉，思想讨论所使用的话语，似乎更多是文化的和哲学的。因此，1980年代的思想主题是反思与启蒙，萨特（Jean-Paul Sartre）、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韦伯 （Max Weber）就是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思想界最为醒目的主张是激进反传统主义，电视纪录片《河殇》 的出现是这场思想运动的巅峰。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让这一波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戛然而止。此后是一段思想的寒冬期。由于经济政策与意识形态高度相关，因而，此后两年，经济政策也受到波及，全面收紧。全面收紧的结果是经济陷入困境。为摆脱困境，挽救统治权，邓小平决定南巡。邓从1980年代的经验中清楚地知道，要摆脱经济困境，就得开放：既要对外开放，引进境外投资、技术、管理；也要对内开放，允许私人企业成长。为此，邓必须部分地打破本来已经松动、但在1989年后再度强化的意识形态牢笼。邓提出了 “不争论” 的原则，其含义就是不争论新政策 “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默许那些“资”的成长。

邓小平的这一策略性政治行动，不经意间，为自由主义改变自己在中国的命运创造了条件。因为，对私人企业开放就意味着承认私人产权、经营自由、企业间竞争，总之，这意味着承认市场制度。邓南巡之后， “市场化” 迅速地成为媒体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当局也开始大规模地向市场制度转型。

藉由这样的机会，经济学异军突起；而且，进入学术与观念场域的经济学，主要是当时在西方也正走红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比如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科斯 （Ronald H. Coase）、诺斯 （Douglass C.North）、张五常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思想更为开阔的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尤其是后者和他的导师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对计划经济“不可能性”的论断，清除了市场化的知识障碍。

这构成了当代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市场自由主义或者经济自由主义。借助于市场化的 “政治正确性”，这种自由主义观念在公共媒体上迅速扩张地盘。经济学家基于自由市场理念，对于当时最为重要的公共议题发表看法，这些看起来非常新鲜的意见，总是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惯于从财产权的角度理解权利，从经济自由和自由竞争的角度理解自由。

1990年代另外一股自由主义潮流则穿着怀旧的外衣登场，此即对民国知识人的怀旧。在那个原创性思想遭受压制的时代，重新发现史，尤其是现代史，成为人们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常见策略。这些被重新发现的知识人包括钱钟书、林语堂、周作人等，他们让人们重新界定了现代中国文学史。接下来，出版界、思想界重新发现了陈寅恪。陈寅恪在学术专制的环境中坚守学术尊严的精神，感动了无数读者，其名言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成为在严酷言论环境中具有良知和自由精神的知识人用于自我激励和互相激励的座右铭。

经过这样的热场，大约于1990年代中期，民国自由主义传统正面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主角首先是活跃于1920至30年代的胡适，接下来是他的朋友们。

上海学者章清在一本专着中将他们合称为 “胡适派学人群” 。由他们往下，人们又发现了1940年代活跃在西南联大的具有自由色彩的教授们、创办 《观察》 杂志的储安平，以及 《观察》 杂志的若干作者。这两类知识份子都被冠以 “自由主义者”之名。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也被隆重地发掘出来。

怀旧的力量是巨大的。自由主义进入史考察的视野，反过来也改变了人们对史的认知，催生了一种 “自由主义史观”。不少中青年学者从自由主义的视角看待现代中国史演变的过程，现代中国的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史乃至政治史，都程度不等地被系统重写了。这样的史？事迅速被人们接受，而似乎成为一种常识。相反，官方的革命史观黯然褪色，在公共舆论空间中消声匿迹了。

这一传统似乎给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以更多的史和学理论证，藉由这一自由主义传统在公共舆论空间的广泛传播， “反传统” 常识也日益扩展。启蒙的自由主义也就构成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袁伟时、雷颐等人。

同样是借助这样的怀旧，也借助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东风，19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分支――政治自由主义，也得以登堂入室。这个分支的代表人物有刘军宁、朱学勤、秦晖、徐友渔等。虽然笔者称他们为 “政治自由主义者” ，但他们的议题与经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他们特别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个人自由的首要保障是财产权。由此也不难理解，为甚么这种自由主义以与 “新左派”辩论的方式进入了公共场域。对于当时的市场化过程， “八九” 之后出国留学、接受西方学院派学术训练的“新左派” ，持质疑和反对态度。对此，经济自由主义者通常不予理睬，他们专注于经济政策设计，根本不关注学院中的思想论争。政治自由主义者则出面与之论战。因而，政治自由主义虽然藉着启蒙自由主义塑造的公众情感而获得登场的机会，但从一诞生起，它就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为表1。可能正是这一点让政治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中期后七八年间，不仅被官方容忍，甚至享有相当强势的地位。

上述三种自由主义不只是呈现为学理，也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共观念。

另外一种自由主义――西方当代自由主义――则基本上局限于学院学术圈内。1990年代中期，西方当代自由主义思想也借助中西学术交流渠道，进入中国学界。不少学者、学生到美国接受学术训练，他们对当代西方的学术、思想活动较为了解，并接受了罗尔斯 （John Rawls）、德沃金 （Ronald Dworkin）、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等人的思想。由此，他们所讨论的诸多议题基本上是美国人和欧洲人所设定的议题，比如少数族群权利、同性恋婚姻权利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学院新左派相接近。这样的讨论与中国人所关心的公共问题基本不相干，也因此，他们似乎主要局限于学院中，在大众中缺乏影响，很难说具有多大观念的力量。

这样，2000年前后，中国的自由主义具有了丰富的面相，即同时存在着三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派别：启蒙的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这其中，第一种继承自新文化运动，后两种则超出了胡适自由主义传统的范畴。也正是这一点，让这一轮自由主义与新文化运动、也与1940年代 《观察》 的自由主义之间，形成重大区别。

具体地说，这轮自由主义带有古典自由主义的明显特徵。很多自由主义者也正是基于这一观念，在经济思想领域反对凯恩斯主义 （Keynesianism） ，在政治思想领域反对新左派，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则反对极权主义。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与观念史的脉络中，有些学者基于中国的文革经验，深入反思法国―俄国的激进革命传统，清理其在中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遗产。这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王元化和朱学勤。他们明确地提出，中国应当告别法国传统，转向英美传统。也正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背景下，刘军宁的思想带有强烈的美国式保守主义特徵；具体地说，带有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倾向。

上述两种倾向都对启蒙的自由主义构成了质疑。也就是说，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主义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分歧与张力。只是，在自由高度匮乏的时候，每个分支似乎都有充分的拓展空间，因而，这种分歧并没有公开化。自由主义还呈现为一个相当连贯的整体。

二自由主义与体制

在过去二十年中，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的体制，总体上是持一种批评态度的。这也就为自由主义与体制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基调。但是，两者的关系倒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江泽民主政时代，自由主义与体制的关系还是比较暧昧的。

形成这种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局自身就表现出明显的自由化倾向。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化成为官方的执政纲领。由此，当局逐渐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策动了一系列改革，尽管毛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政策框架并无根本变化。这样，经济自由主义也就大模大样地进入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与此同时，各级官员，尤其是中间层级的官员，在1980年代接受过高等教育，为了适应经济增长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随后也接受了一定的经济学训练。由此，他们接受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思考范式。因此，体制内存在着一股强烈的经济自由主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展成为 “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对此意识形态的形成，自由主义经济学作出了一定贡献。

市场化必然伴随着法治化，几乎所有经济自由主义者都主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吴敬琏对此谈论最多。这一点，与共产党内部分老干部对文革深恶痛绝的情感相结合，推动了法治观念在中国的制度化。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法治” ――不再是“法制” ――也进入官方主流话语体系。1999年，当局提出 “依法治国” 理念；2004年，当局更进一步，提出建设 “法治政府” 的政治目标。当年也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订，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正式写入《宪法》 。

由此， “自由” 、“公民权利” 等概念，成为官员们的公共语言。或许可以说，在江时代，体制呈现出明显的自由化演进趋势，诸多重要法律修订与政策制订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主义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体制向自由主义屈服。由此，市场与法治的诸多制度因素进入原来的毛式体制。到江、胡权力交接的时候，呈现出显着的“混合体制” 特徵。

这样的混合体制与欧洲的混合制度当然大不相同。事实上正好相反：体制的基本框架依然是毛式的，但它已经退隐到阴暗的较深层次。台面上的诸多具体制度和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合乎市场和法治原则 （起码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制订的） 。正是这些新的制度，让中国人的创造性精神得以释放出来，形成了人们后来惊不已的 “中国奇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统治体制与外部的自由主义的关系，虽然算不上亲密，但也不算敌对关系。掌权者可能未必十分情愿，但在经济改革之大 “势” 推动下，不得不学习、接受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话语。有些经济自由主义者还可以深度介入体制内的某些重大决策过程。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体制内外边缘地带，形成了以李慎之、谢韬等人为代表的一个相当特殊的自由主义流派。其骨干多为中共资深党员，曾在中高级岗位任职，在1980年代相当活跃，退休后转而关注思想问题。他们的基本主张是民主，希望回到欧洲社会主义。这一点与自由主义有所不同，但他们明确地支持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