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植：在三江源建立中国首个生态特区

通过生态补偿的机制，使三江源地区居民的主要收入从提供生态服务产品中获得，将是“三江源生态特区”最具特色的创新

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主要分布在青海南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等地区，面积36.3万平方公里，是长江、黄河和国际河流澜沧江-湄公河的发源地。三江源拥有丰富的自然与文化遗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区域之一，并为中国和世界提供高价值的生态服务。

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此后，全国对三江源的重视大大提升，胡锦涛总书记做出了三江源“人民生活上一个大台阶，生态建设上一个大台阶”的指示。在三江源建立“生态特区”，并利用灾后重建契机，形成一系列以生态保护为导向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和机制，可使三江源进入一个良性的、以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为基础的新型发展模式，为诠释生态文明提供切实可行的案例，真正实现上两个“大台阶”。

2011年3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这份规划提出，将青藏高原划分为生态安全保育区、城镇环境安全维护区、农牧业环境安全保障区、资源区和预留区等主体功能区，并制定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此外，要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并以三江源、祁连山等1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重点。

实际上，与主体功能区划相关和配合的政策和法律，包括生态补偿条例，已经在起草过程之中，但面临缺乏案例和可操作措施的困难。因此，在三江源率先开展“生态特区”的示范，对国家在整体上实施主体功能区划和生态补偿的大政方针，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经济特区”方式进行社会试验，进而发展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参照经济特区成功经验，开展“生态特区”实践示范，在机制上有先例可循，具备可操作性。

2011年4月下旬，正值玉树地震一周年之际，由九三学社中央、中共青海省委主办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平衡发展暨玉树灾后生态重建实践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在此次论坛上，笔者及同事再次提出了建立三江源生态特区的设想。

传统模式没有出路

三江源被称为“亚洲水塔”，为下游流域内近6亿人口提供生存和生活所需的生态服务，特别是水源――仅青海境内的三江源区流域平均每年向下游提供约512亿立方米的水量。作为世界高寒草原的典型代表，三江源亦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生物多样性富集地区，尤以其独特性见长。例如，这一地区兽类动物共有85种，其中国家保护动物26种。

由于海拔高，自然条件严酷，三江源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同时，该地区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严重，冰川冻土融化，极端气候频繁，加上人口的增加和经济活动的加剧和深入，其生态系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增加了保护的紧迫性。三江源草原发生退化，能够供养的人变少，生态能力也变低了。为此，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2003年正式建立。

2008年，玉树州的全年地方财政收入仅3655万元。对三江源地区而言，如果走常规经济（工农业）发展的传统模式，不会有出路。而在今天重视生态保护的国家战略形势下，三江源有可能建立以保护生态为核心的“产业”模式，即通过提供生态保护的服务，使百姓从保护中获益。

三江源地域虽广，但人口密度相对较低。根据2003年数据，近4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约有60万人，其中核心区3.12万平方公里内的人口4.5万。要解决资源、环境、人口的矛盾，如果方法得当，容易见效。

三江源地区以藏民族为主，具有浓厚和保留相对完好的传统文化。其传统文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地百姓具有自下而上的保护自然的强烈诉求。比如，当地文化价值观中最珍贵的一点就是自律，神山上面有虫草，老百姓不去挖。近年来，三江源陆续开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保护的观念融合、以当地社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示范，积累了经验。

自2005年以来，国家开展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在“十一五”期间投入75亿元。一方面，工程所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的成效需要认真研究和总结；另一方面，以项目形式进行的保护资金投入，需要转化为长效机制。

“生态特区”基本设想

关于生态特区的地理设置，理想安排是重新区划三江源区域，可包括现有的三江源保护区、可可西里保护区和西藏自治区安多县实际管辖的格拉丹东一带。如果这种区划有困难，则以现有三江源保护区为边界，以现有保护区核心区为重点示范，在玉树地区先行实施生态特区的试点。

生态特区的“特”，主要体现在下述六个相互支持和关联的创新措施。

第一，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三江源的自然遗产价值具有全球意义并且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完全符合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标准；而这一地区浓厚多样的藏族文化，包括藏传佛教的传承和神山圣湖等文化现象都令人瞩目。深厚而独特的文化既是这一地区自然与生态的产物，又是这里的生态系统得以保护的重要原因。世界遗产的称号可进一步提升对三江源地区价值的认知。

第二，建立以生态保护为导向、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指标。生态特区的关键，是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相应的政策和鼓励机制的建立，其中最关键的是发展目标和各级政府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立。

需要一套有关生态系统保护的具体目标和指标，该目标体系应该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准。为此需要对三江源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开展一次本底快速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生态信息数据库和生态监测体系，作为考核评估的重要依据。此外，可参考国际先进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立一套适于三江源的综合生态和民生的发展目标和干部考核体系。这一体系还要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幸福感的构成因素，考虑公众的参与程度。青海省政府自2007年起就提出生态立省，对三江源地区就不再进行GDP考核，因此这个做法也符合省政府的策略。

第三，形成基于三江源生态和文化产品的高端生态产业。在三江源地区，有两类生计特别值得挖潜。

首先是试验和示范立体的新型牧业。草地本身是一个可更新的资源，如果管理有序，一定的牲畜是能够养活一定的牧民的。一方面，牧户可通过合作经济，以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最优化方式，包括恢复传统的游牧方式和游牧传统知识的传承，兼营畜牧生产和草原保护。另一方面，提高草地生产效率和出栏率，开发高端和多样化的畜牧产品和与国内国际高端市场接轨的营销战略，大幅度提高畜牧产品的单位产值，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减少牲畜头数。三江源有近90%的人口从事牧业生产，一个整合保护与开发的新型和高效的牧业产业，将使该地区大多数人口受益。保留一定程度的游牧方式和游牧文化，对藏文化的传承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其次是高端生态旅游，包括江源漂流、游牧生活体验、野生动植物观察、体验特有的文化与宗教等，同时带动特色文化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三江源的旅游开发在管理上需要细致深入，严格将大众旅游和高端生态旅游在管理方式、产品和空间上进行划分。

第四，催生以三江源生态服务为基础和产品的新经济。三江源生态服务所产生的价值，能够用货币衡量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些价值已经远远高于保护三江源所需要的成本和投入。有学者估计，三江源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大于11万亿元人民币。因此，通过生态有偿服务机制，即通常被称做的生态补偿，对保护三江源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和价值进行支付，使三江源人民的主要收入从提供生态服务产品中获得，生态服务成为其主要产业，将是“三江源生态特区”最具特色的创新。当然，笔者不太喜欢“生态补偿”这个词。实际上，生态是有价的，三江源提供了生态服务，被服务者理应有所支付。

我们提议：生态补偿的数额以保护和管理三江源地区生态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所需要的管理成本和机会成本为基础确定；由当地社区全民参与承担保护责任，使三江源地区的大部分居民直接从生态补偿的一部分投入中受益，成为生态保护产业的从业者；由保护管理机构，如三江源保护区，进行监督和监测，并对生态服务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审核，以确保生态补偿的确换取了相应的生态效益；由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队伍定期评估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成效，不断完善该机制，并为全国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立法和实施提供依据和经验。这种全民参与的生态保护产业，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和组织生态保护技能的培养，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这对藏区的稳定也大有裨益。

以当地社区为主体的保护方法，过去几年在三江源曲麻莱县的措池村和治多县的君曲村已经有了成熟案例。其关键在于，由保护区或当地政府与村民签署保护责任与资金支付的协议，同时在协议中规定保护的目标和产出，按照产出质量按期进行资金的支付。具体的资金量则通过与村民的协商达成，支付的资金由村民决定用途。村民们除了减少自身的生产生活对生态的影响，还要对其所在范围内的非法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监测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的变化。实践证明，“协议保护”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可以为下一步的生态补偿实施所借鉴。

第五，构建生态文化高地。建议由政府主导，宣传教育和文化机构及社会各界参与，同时团结三江源地区的文化代表性机构和人物，如德高望重的社区代表和高僧大德等，总结三江源传统文化中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元素，与现代科学和生态文明理念相结合，整理总结出一套根植于传统又基于科学，并具有三江源特色的生态文化理念，以提高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凝聚力。

第六，形成世界级的生态文明研究和展示基地。三江源作为世界瞩目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和生态特区，将需要雄厚的学术和科学研究及信息的支撑，长期的人力资源培养基地，以及交流与展示平台。为此，我们建议由三江源地方政府和国内顶尖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合作，成立具有跨自然与社会学科特色的“三江源研究院”。

综上所述，建立三江源生态特区，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通过现代与传统相融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措施互补，可望形成一个全民参与保护、同时从保护中受益的发展新模式。

吕植为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