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漫议文化重建

60年政治经济大走势

中国革命在1949年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这让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第一次恢复了部分自信。可惜好景不长。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作为后发国家、苦难民族急起直追的捷径，在发挥“齐心协力办大事”长处的同时，也迅速暴露了它深幽的弊端。由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缺席，国家权力聚于一群并最终聚于一人的集权体制，极易阻塞言路，造成实事求是、自我纠错功能的严重缺损，使社会丧失活力。十年一梦醒来，周围的冤家宿敌不是正在起飞（台湾），就是飞起来了（日本）。而我们呢，一手拿着粮票油票，一手拿着伤痕文学，见人矮三分。原来的通天大道不通了，东张西望悔愧交集之下，自信心又狂泻到“五四”时的“拿来”水平。当然了，“拿来”有拿来的自信，徒弟有徒弟的自豪。社会经济上，对计划/公有确实心灰意懒，但很快又柳暗花明有了新方向――市场/私有，还找到了新导游。新方向加新导游让中国的文化精英觉得，行走在中国也真够走运的：刚离开共产主义金光大道，便又进入“现代文明”主航道。

30年的改革开放，与毛时代的艰难跋涉，一左突一右冲，动力虽有别，取径或有异，总目标却都是中国文明的现代复兴。中国在复兴路上走到六十里铺，居然走出了“走路史”上的奇迹。中国的跃进和西方的危机一起将中国的自信心高高举起。到了这两年，中国社会的管理者似乎才开始觉得洋教头不续聘也罢――虽然公务员还陆续派往哈佛学习管理，但性质跟到九寨沟搞“国情调研”已差不太多。“中国模式”对于相当一部分官僚群体意味着一种由游牧到定居的变化：原来是把这一套政经体制当“如家旅馆”，临时寄居一下；现在则是“我爱我家”，哪儿也不去了。自信真有点从天而降的味道，因为前没多少年大家都还在探讨移民之道呢。以上先简单勾勒政治经济的大走势，算是背景。以下说说国家（政府）与文化，尤其是与其中最核心部分即社会价值观的关系。

精神的力量并不是取之不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这个党当年是靠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起的家，后来南征北战，笔杆子枪杆子也一直交相辉映。现如今，执掌天下60年自然什么都不缺，但好像就缺文化，缺精气神。眼下这种局面，当然要放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在近代大危机中，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英雄主义这套价值观，对于长烽哀角中的四万万生命共同体，大概是唯一选择。只有靠这些才能号召得了人心，动员得了最广大的力量披荆斩棘，死地求生。那些单看都酷毙得不行，放一块儿便对冲得精光的民国“范儿”，救亡图存的工程要交给他们，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完工。在英雄大盗神头鬼脸如过江之鲫的近代，一条小花船就把全国代表都装下了的区区中共居然能拿下这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套为时代所亟需的价值观，属它体现得最好，实现得最力。

解放后走赶超路线，需要高积累，高积累需要勒裤腰，勒裤腰需要人民勒领导也勒。因此，特别适应危机环境的平等互助、克己利群的价值观，到了这个准危机时代依然全负荷运转，实时提醒并检查人民尤其是领导人腰围是否超标――人类社会的特点就是互相盯着比着：你好样的我也好样的，你一含糊我就开溜。那时候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从最上头的毛泽东（他一上来就把长子勒没了），到中间的焦裕禄，再到最下面的雷锋王杰，应该说裤腰都勒得相当有力度，其整体的清廉程度在中国史甚至世界史上并不多见。民族复兴路上浩浩荡荡的赶路人虽然半饥半饱，却也日夜兼程，歌声嘹亮。

当时的官方文化就是主流文化，就是以这套价值观为核心的革命文化。刚刚解开绑腿换上中山装的革命文化热力四射，抱负不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意在吸收传统、融汇外来，最终建立起现代的中国文化形态。就像《赞歌》里胡松华用青春明亮的音色唱的，“像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确有“旧邦新命”的气象。

但革命文化很快就陷入了困境。面对整个神州大地的天安门，毕竟不是守望红色根据地的宝塔山，革命文化及其克己利群的价值观本应由“党”而“国”，成长为气象更宏阔、内涵更丰富的中华文化，不单要鼓舞现代化的急行军，也要照料亿万饮食男女的寻常人生和正常欲求。可惜，革命文化没朝这个方向走多远，而是随着集权体制的日益强化，随着极左政治的愈演愈烈，很快萎缩成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禁欲主义“无菌室文化”。这种文化严重偏食，胸襟狭小，表现出病态的自信或狂妄――看谁都是异端邪说，封资修要统统扫荡。就说“办个义学为贫寒”的武训吧，它本与革命文化同属同一个道义家族，却硬是被革命文化谩骂羞辱于先，被文化革命掘尸游街于后。当一个人混到六亲不认的地步就快混不下去了。一种文化也是这样。

因为革命文化及克己利群的价值观有“精神变物质”的特长并在中国革命最艰苦岁月里屡建奇功，于是什么事都指它靠它。其他该靠的老不靠，自然也就退化了。殊不知公而忘私的高昂士气，说到底，是近代一百年苦难在亿万心灵中沉积成的能源，无论是以桶还是以吨计，总有开采完的一天。但当时人好像不是这样想，他们以为只要打开《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精神力量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结果是对革命文化及其价值观的过度倚赖，造成社会生活中群/己、义/利关系的严重失衡，个人的权益被压抑到极点。就在革命文化登峰造极之际，温都尔汗一声惊雷，泡沫应声破碎。结局是：历史的钟摆像受惊的猫咪，从一个极端飞窜向了另一个极端。

“主旋律”与市场化

猫咪惶惧的眼神印在从30后到60后――后来又被翻印到70后和80后――好几代人的眼珠上，是这些人决定了后来的历史和文化走向。中国的发展道路由计划转向市场，其文化价值动力由利群转为利己。近代以来舍生忘死、扶老携幼的故事到此讲完，狼奔豕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角从此吹响。

与前30年政经路线高度匹配的革命文化，与后30年的社会经济模式，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完全“拧巴”。革命文化跟这30年的政治格局倒是相对“纠结”――又匹配又拧巴。纠结的结果就是国家（实际上）放弃革命文化，但设了个革命文化留守处，挂牌“主旋律”，由些老头老太太看摊儿。主流文化则腾退给了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主旋律”虽然弘扬的基本是删除了文化革命的革命文化，但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苍白得跟没有似的。当书记、市长带着全体班子全市人民忙市场化，忙私有化，忙得看钱还看不过来，哪儿有工夫看演出，宣传部部长文化厅长拿着雷锋、张思德能干什么？有时候革命文化留守处的老头老太太不问今世何世，对照着墙上发黄的几要几不要批评窗外的生猛现实，便马上就被一片口哨声叱骂声吞没。

主旋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吭声还不如不吭声的状态，既有其前身革命文化极端到叫人逆反不已的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社会大面积堕落、好话因找不到好人而沦为空话的现实原因。“伪君子”在八九十年代被公推出来做官僚的形象代言人，实在是理有固然。前30年的“君子”，你可以说他们是疯子是傻子，但很难说他们是骗子，因为他们让老百姓勒裤腰的同时自己也勒了。而后30年的“君子”开公车打警灯，金梭银梭般往返于国库和自家保险柜之间，不是“伪君子”是什么？“伪君子”还在文化上陷害真君子。因为他们的言行不一，自然容易让人疑心中国革命的前辈是否也都是差不多的货色。这些年刨祖坟、砸牌坊的民间史学运动长盛不衰，甚至殃及一般的理想主义、利他主义传统。本来，在这个社会急剧分化的年代里，以克己利群为基点的革命文化，以革命文化为基调的主旋律文化未必不能补偏救弊，发挥某种平衡的作用，却因跟贪污腐败拆不散的血缘联系而根本无缘进入大众尤其是青年人的视野――更别提内心了。

主流文化掉进市场嘴里也不是件好事

在有些方面，毛时代跟政教合一的神权社会确有一比，甚至有过之――这里不包含价值判断，因为各种社会组织方式各有短长。国家（政府）是前30年墙上唯一的一根钉子，社会生活各个部门包括文化，都挂在这根钉子上。后30年墙上这根钉子实在承不起那么多东西了，文化掉下来，在知识精英的耳朵上挂了一阵，后来落入市场这条鳄鱼的海口。

前30年的主流文化即革命文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的，和那时的国家一样，也是全能的。它提供的知识论与近代最新社会力量即科学及进化论不但相安无事，甚至还相得益彰，这点强于宗教。它还提供了充沛的价值观、意义感，甚至终极关怀（如“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这点近乎宗教。总之从心到脑，革命文化都能管。因为啥都管，后来一旦撒手不管，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便成了李逵李鬼的天下。本来传统的儒释道各家以及西方的人道主义、非列宁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等等，都不乏平衡个人主义、羁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丰富内容，但由于几十年弃之不用，年轻人听都没大听说过，这时就是把太和殿的龙椅让给它们，它们从伊犁、宁古塔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30年里，革命文化的废墟不但成了主流精英的激情飙车道，也成为形形色色花妖狐魅、大大小小神汉教主的快乐家园。

主流文化脱离国家那颗钉子未必是坏事，但后来整个掉进市场嘴里，肯定不是件好事。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不妨市场化，但如果精神生活也市场化，由着财富价值观通吃独大，亿万脑瓜跟小卖部似的24小时营业，那样的日子还是人过的日子么？全国培养教师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前不久出了位董藩教授，他对自己的研究生下达了“不挣够4000万别来见我，也别跟人说我教过你们”的总动员令。面对网上的批评董教授理直气壮，说谁批评谁是伪君子。他说的也不全错，因为挣大钱、发大财早已成为亿万小卖部的唯一宪法了。财富价值观既是社会经济形势走到某步田地的结果，也是让社会经济朝某方向去的推手。因为有推的没拦的，市场经济气儿吹似的迅速膨胀为市场社会。从90年代的工农到近几年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国的广大人口不仅在社会经济上遭本族精英的洗劫，还在文化上受财富价值观的二次蹂躏，受欺辱者跟着欺辱者欺辱自己：怨爹怨妈怨自己没出息，自我掌嘴，自钉竹签，精神胜利法都不如从前好使了。

中国要真是个贵族社会倒也太平了，可惜自战国以后基本就不是了。既然不是，那么多大的财富差距、多强的财富价值观就煽起多猛的财富欲望。彩票、股票、凤姐、芙蓉姐姐这些底层的致富之路，走通的概率比抢银行高不了多少。更普遍的是自杀的、郁闷的、瞪着眼睛睡不着觉的。随着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增势的放缓，对有限财富的争夺会愈加酷烈，其人生意义只剩下发财却又发不了财的广大“蚁民”“屁民”，会整团整师地编入精英们所担忧的“刁民”“暴民”队伍。

核心力量需要再“像样”一次

国家肯定是不想文化裸身，平心说，国家一直也在尝试着援用别家的文化来弥补。例如， 1980年代后期曾考虑过“新权威主义”。后来为躲避西方普世主义的强大攻势，国家还默认过民族主义（房宁先生说的“民间爱国主义”更准确），在享受该主义对“中”字头捍卫的同时，也不忘控遏其势。他如国家主义、保守主义、新儒家等等，国家也都抱不干涉主义，甚至乐观其成的态度。这些当然还仅局限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领域仍被强者哲学把持，人生的意义体系仍是财富价值观的一统江山。

在一个健康、和睦、有活力、可持续的社会里，哪种文化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公正地说，在过去三四十年里，精英主义乃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确实为中华民族取道市场经济的民族复兴提供了巨大的文化动力，亿万个体的你追我赶累积成整个共同体的日新日进。但正像毛时代克己利群平等互助的革命文化一样，它也有自己的盛衰之数，干到如今，确实也该歇歇了。但歇歇而已，并不是说就该取缔，因为竞争作为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一时半会儿也不是谁能动得了的。但竞争文化需要得到有效的遏制，这是中国社会的燃眉之急，也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国家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去年曾就某女在电视相亲节目里叫嚣“宁坐宝马车里哭，也不坐自行车后座上笑”写过一篇《灯都灭了》：

由亿万劳动者出资、由各级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操办的大众传媒，都争先恐后地讴歌财富，肆无忌惮地嘲笑劳动，针扎锥刺着底层民众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视界。我有回随便浏览了十个电视频道，发现其中有六个正在弘扬影视明星奢靡无耻的生活。

前不久，重庆地方电视台率先向窝藏这类节目的商业运营模式说“不”，代之以传统、红色的内容，这的确有点像当年解放军唱着军歌查封八大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