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江：民生政治：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

【摘要】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改造社会的计划，是特定集团理论体系及价值追求。从民生主义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人原创的意识形态，对于统合政党与民众行动起到重大的引导作用。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是对阶级及专政的意识形态的救赎;目前改善民生在中国有最为广泛的政治共识，构建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执政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 民生政治;意识形态;集体行动;执政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政治的主题由单纯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转变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执政党由关注物质财富的生产本身转向关注、解决民生问题，民生政治成为当今中国最为基本的意识形态。对于具有历史主动性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重视自身意识形态的建设，传统的关于阶级的、专政的、单纯发展的意识形态式微，构建富有时代精神，更具有说服力、感召力的及实践性的意识形态，成为执政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中国社会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人们由传统的、分散的、自然经济，转入到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社会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在这百年变迁中，有经济社会的自然进步;也有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时间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采取集体行动，回应西方工业化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统合着民众的行动，引导着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

一、意识形态的百年解构与祛魅

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术语，自18世纪未由法国哲学家特莱西首先使用之后，两百年来其内涵被反复讨论、贬谪、构建、称颂。

最初意识形态表达的是一种观念的科学，是一种系统的世界观，既是理论又是政纲，社会和政治改良是意识形态的主要目标;从意识形态概念产生之初就与政治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讨论意识形态，“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到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①]马克思重点讨论的是如宗教等意识形态的表面的虚假性，意识形态本质上反映的是不平等的阶级结构，是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进入20世纪之后，意识形态是最富有争议和贬义的概念之一。善于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德国人不断地对意识形态加以分析研究。1929年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继承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人类思维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总是与思考者现存的状况密切相联的。根据这一观点，人类思维不是在社会真空中，而是确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并活动的。”他还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特点与作用，“意识形态是超越情况的思想，它们事实上从来没有成功这现自己所设计的内容。”[②]他也把超越环境的思想称作乌托邦，从这个意义在考虑，在曼海姆那里，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有相通之处的;“今天的乌托邦可能会变成明天的现实：‘乌托邦常常只是早熟的真理。”[③]充满愿望的思考总是出现在人类事务中。意识形态以其特有的价值观念对现实世界做出具有指导性的解释说明，从而为文化构造提供明晰的范畴。这样一来，它们只能是具有党派特色的和精心设计的。但是，在所有非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从功能上讲都是不可少的。

汉娜・阿伦特从犹太人独特的政治经验出发，把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恐怖是极权主义的本质，意识形态则是极权政体的准则。她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解释工具，“即令信奉者满意的，可以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各种主义，它们的解释方法是从一个简单的前提出发来推论”。“对极权主义统治十分有用的因素。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前，意识形态的巨大政治潜能还未被发现过。”[④]在她看来正是对种族主义简单推理的意识形态，造成犹太人毁灭性的遭遇。并非一切主义都是意识形态，只有宣称洞悉历史发展或万事发生之奥秘而能解释一切的“主义”，才是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摧毁人任何自发行动的可能性，把人变成严格遵从客观法则的动物。显然，阿伦特定义的意识形态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发展的极端形式。

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集团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集中反映该集团的政治理想、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个改革社会的计划。目前相当多的政治家、社会学家对于意识形态这一现代人类社会特有的意识现象持肯定的态度。

――“意识形态是行动的导向的。它不仅描述现实性状况，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达成目标所必须实行的明确步骤。”[⑤]“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好”;[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以至现在恐怖主义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构建新社会的信仰形式，有些意识形态已成为现实的政治制度，由乌托邦实现了现实。

――意识形态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经济生活的，只有社会经济发展与变革，才能为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提供基础。如亚当・斯密主张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即是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在自由市场中“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无数个体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算计)约束、自我修正着经济生活;社会尽量从政府干预中摆脱出来，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是亚当・斯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提出的社会发展蓝图，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但在美国这种自由主义是得到极大的鼓励，成国家诸多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

――意识形态在表达方面是简单的，要求人们采取明确的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意识形态诉诸于普罗大众的，具有鼓动性的，鼓舞人们尽最大的努力来达成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要求人们致力于改变世界。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⑦]在意识形态的表达中，理念变更加实用、更为现实，本身就是一种凝聚剂，把各种政党、派别、群众都聚合在一起，人们可以更好的奋斗，承受个人的牺牲和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丹尼尔・贝尔把意识形态“看作在19世纪产生的一组特殊观念和情感。”“意识形态把观念转化成了社会的杠杆”;[⑧]“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抽象哲学探索总是千方百计地消解激情，而人总是企图合理化所有的观念。对于思想家来说，真理产生于行动，它的意义是通过一种‘顿悟时刻’被赋予经验的。思想家不是在沉思中求得生存的，而是在‘行动’中求得生存。实际上，可以这样说，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除了宗教(以及战争和民族主义)以外，很少有哪种形式能够把情感能量引了出来。宗教符号化了人的情感，使它们枯竭了，把来自现实世界的情感能量通通转化成了祈祷文、礼拜仪式、圣礼、信条和宗教艺术。意识形态则使这些情感融合到一起并把它们引向了政治。”[⑨]从意识形态诉诸于群众及社会运动来考虑，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具有巨大能量，群众往往被意识形态的激情所驱使，前仆后继地奋斗。毋庸置疑，一些极端的意识形态也可把群众带入疯狂的境地，如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达曾把亿万群众，引入到一个构建无权威的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社会的无效努力之中。

――意识形态难以终结。基于西方世界福利国家建立、混合经济体、多元政治体系以及后来苏联的解体，贝尔、福山先后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我们却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⑩]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然而，随着本世纪的到来，世界各复杂矛盾的显现，福山终结判断显得极不适时宜。“我们来到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一面是过去150年以来工业时代主导的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另一面是刚刚萌动兴起、尚未冠名的新时代。”[11]西方国家发生足以撼动其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的金融危机，那种建立在传统上对欠发达国家褫夺基础上(实物的、制度架构上的如知识产权)的福利国家受到从未有过的挑战;日本福岛的核危机把种挑战推到高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比利亚空袭依然是某种意识形态驱动下，采取的集体行动;恐怖主义正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动。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观点终结的形势下，人类社会向何处发展，依然存在着多种选择。西方社会本身都存在着民主社会主义、生态主义、绿党政治、女权主义、社群主义等多种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竞争。发展中国家也在创造和实践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于这一趋势丹尼尔・贝尔半个世纪前就有预见：“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12]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不说是包含着丰富内容的意识形态，推动着13亿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努力。

总之，对于意识形态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社会变革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当代世界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及多样出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几个学者宣布终结便可以终结的。从此意义上考虑，对于意识形态既不可魔鬼化，且不可简单化，依然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变化的有效工具;不论用不用“意识形态”这个词儿，它赫然显现在当代世界历史变迁的进程之中。

二、民生政治是中国原创的意识形态观念

意识形态本身是西方学者创造的概念，两百年来以西方人为主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指导人们的行动。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是拥有亿民众的大国，不断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与冲击，中国的志士仁人在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过程不断的回应。中国人也探索出自己解决本国问题的方式，民生政治是中国人原创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意识形态，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行动指南。

孙中山先生是民生政治的首创者。19世纪末，中国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国家处在亡国灭种的边缘，孙先生于1905年提出：“三民主义”，在他看来欧美之进化都是奉行了三大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皆基于民。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孙先生那里极为清楚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功效，只是没有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他说：“甚么是三民主义呢?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甚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是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13]孙先生把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总纲，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形成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适合于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和社会习惯，打倒列强、除去军阀、人人平等、安乐、富庶，这些表述通俗易懂，易记忆。三民主义到现在依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生政治事关全体国民的生计的事体。孙先生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中国的吃饭问题还不能解决。现在我们讲民生主义，就是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并且要有很便宜的饭吃，要全国的个个人都有便宜饭吃，那才算解决了民生问题。”[14]孙先生明确提出要用政治和法律的方法来解决耕者有其田，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这就是民生政治。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分析，孙中山先生是意识形态的高手，他用三民主义的思想统合、动员了中国人民，推翻了两千年的帝制，使中国走向了共和。只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民生问题，民生政治尚未展开。

中国共产党用革命的手段实现了民生政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时，明确提出：“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个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5]毛泽东在这里表达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建党的那天起我党就是是把马克思主义党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