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友兴：改革、市场经济与村庄政治――基于一个浙江村庄政治的三十年

内容提要：这是一篇基于一个个案研究而企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的论文。通过个案，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庄政治尤其是村庄权力结构及运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农村的政治运行逻辑。基本的发现是：七一村（个案村）的权力结构存在一个核心权力层，但已经出现多样性的格局，是一个多样性的一元结构，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通过研究发现七一村的村庄政治属于发展型的权威主义，并且有着“父爱主义”的色彩；无论从规章制度文本、会议制度还是决策机制，七一村权力运作的规范性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形成了“能人政治”、精英治理。这将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村庄的一个长期的模式。七一村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20世纪中国的大变迁却使小小的村庄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此前未曾经历的变化。通过七一村的个案研究可为中国农村内部秩序重建提供学理的根据与对策建议。

关键词：改革；市场；村庄政治；政治变迁；七一村

本文的研究个案是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的七一村。像中国其他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的七一村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巨大的宏观变迁之中。通过这个个案，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所实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庄政治尤其村庄权力结构及运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作者试图通过这个个案的研究，来表现出一个更大区域的社会特征，因为“我们面对的任何区域个案都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个体’存在物。虽然制度演进的梯度各地不同，甚至所呈现出的具体问题也有明显的区域特质，但由此揭示的制度本质和问题的实质却具有共通性、共趋性特质”①。

一、改革与市场中的实践：村庄政治变迁之逻辑及其动力

在中国乡村研究中，乡村政治的研究早已成为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以乡村公共权力结构及其变迁作为透视乡村政治现象的一个切入点，因为村庄政治是理解乡村政治性质的重要领域，而对村庄公共权力结构的分析则是理解村庄社会政治的基础。研究中国村庄的权力结构与运作，需要讨论下列四个重要的问题：（1）农村社区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Who ）（2）这些权力是如何获得的（How ）（3）各权力组织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Role）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Rela-tionship ）（4）权力运行的机制与结果是什么（Mechanism and Result）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的演化与运行逻辑。

那么，逻辑背后的动力是什么？笔者以为“改革”与“市场”是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社会变化的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政治、社会结构、产业与经济、道德伦理和信仰都受到“改革”与“市场”的巨大冲击，并被重新构建，由此所产生的变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最为深刻的变迁（前两次，五十年代初，人民公社）。毛丹教授在《村庄的大转型》一文中分别从“村庄与市场”、“村庄与国家”和“村庄与大社会”三个维度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庄的转型：“一方面被越来越卷入市场经济乃至于市场社会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被日益纳入现代国家全面梳理社会的过程。这意味着国家与农村、市场与农村、城市社会与农村这三组基本关系的重新整理安排。这是中国农村社会从未经历的巨大转变”。②改革与市场两种力量贯穿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村级政治制度变迁的整个进程。村庄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与整个社会的转型相关联。本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国家在村庄政治权力结构转型与变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与其政策一直是推村庄政治与权力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由此所带来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与政治制度的转变，1978年源于农村的经济制度的改革及由此所带来的乡村中国治理体系的重构，是中国农村六十年来政治变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今天，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两个进程，就很难理解与想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庄政治是如何演变与运作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权力结构性变动，始于1970年代末出现于中国农村的制度性改革的推动。改革是统治者对既定制度所进行的调整，是另一类的国家权力运作。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现代化背景下由国家主导的乡村社会制度变迁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推行的一系列农村改革和这种村庄政治发展、权力结构与秩序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分田到户被认为是这些改革中影响最深远的。在中国农村的变迁过程中国家的重要角色、改革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规划性的农村制度变迁：近代以来一直努力这样做，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型的农村政治结构；人民公社时期“村社合一”的政治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自治”的名义来规划与掌控农村社会。

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的冲击下，村庄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也向政治结构渗透。村庄权力结构的蜕变当然不仅仅是改革的直接结果，它也是体制转型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势。乡村社区的结构转变，是指传统乡村社区的自然经济及其相伴随的社会权力结构向市场经济以及相适应的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村庄的职业与阶层结构，从而从社会结构层面导致乡村权力主体发生明显变化，即占居乡村权力中心地位的老式干部让位于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经济精英或能人，或者原先的村干部借助于市场经济而致富，加入经济精英阶层，一起直接介人公共权力，成为与村庄权力体系密切相关的村庄政治家，因而，乡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动。

总之，改革与市场这两个外生变量造成农村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改革属于国家行政权力的嵌入，而市场属于社会力量的渗透，但是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所带来的中国村庄权力的生成与变化，都属于外在因素。这外在因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村庄政治与权力结构演变的最为根本的力量，无论南方的村落还是北国的农村，无论是沿海的农村还是中西部的农村，概莫能外。但是，造成中国农村政治与权力结构变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又与村庄自身的历史、村落背景、所在的区位及机遇等方面相关联，这就是说，宏观的制度与环境相同，但微观的条件、境况和机遇各不尽相同而造成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领域变化与格局的多样性。由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尤其权力结构演化的逻辑与动力就变得清晰起来：外力的“改革”和“市场”这两个外生变量“渗透”到基层社会，与农村社区自身的逻辑发生碰撞、融合，与村庄的情境两者交融，共同作用于农村社会，形成了不算激荡却绝对深刻的三十年村庄政治演化史。

因此，一个基本思想就是，1949年以来国家在推动村庄权力的转型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村庄领导的变化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变化的最好标志。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因素不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至深，而且也全面地影响并改变着社会诸多方面和领域，这其中包括乡村社会。因此，在我们分析村庄政治的框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量：制度创新与财富。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与其政策一直是推动村庄政治与权力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力。村庄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与整个社会的转型相关联。在许多情况下，前者往往是对后者的回应。而这个主题是通过研究浙江一个村庄政治的三十年变迁揭示出来的。

二、七一村：一个典型的村庄

费孝通先生在调查村庄经济时曾经指出，选择调查单位应考虑两个标准，一个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单位应该是“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的范围；另一个是出于研究的考虑，调查单位的大小“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③”。就此而言，本研究所选择的调查村落颇符合这两个标准，一方面，本研究的一名重要研究者长期生活在村庄所在地，有条件深入去观察探究村落的历史变迁、人文习俗以及社会结构演变。另一方面，个案村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接受市场经济洗礼的区域，村落政治、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与市场经济发展本身呈现良好的正相呼应关系，因此完全能够满足本课题研究主题对个案选择的要求。七一村是本研究的个案村，是村社共同体权力之运作逻辑得以展开的一个实体空间。

七一村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村庄：从一个不显眼的、相对落后的村庄成为经济发达、明星型的村庄；典型的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全国性的乡村政治明星；典型的事例：旧村改造清楚地显现出村庄权力的具体运作。位于浙江省义乌市的七一村是一个能够代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变化发展状况的农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浙江省文明村”、“金华市魅力村庄”和村党支部书记本人的“浙江省为民好书记”、“义乌市富民书记”、金华市首届“魅力村官”、浙江省新农村建设优秀带头人“金牛奖”得主，从一个经济诸方面落后的村庄一跃成为先进荣誉一大堆的明星村庄，成为一个转型样板。从这样的一个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村庄政治变迁的进程出发，分析其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状况，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政治演变的历史进程、特点及乡村政治未来走向等问题，都有相当的意义。

“七一村”隶属于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全村共有农户420户，常住人口1128人，外来人口2500人，党员59名，村名代表30名。2007年实现村民人均收入为10200元。自村民选举以及村民自治推行以来，地方权力格局、领导阶层的策略以及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四种组织形式开始成为农村生活的重心：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经济合作社。这四个组织形态构成了农村权力的基本格局。

解放前，“七一村”的前身“东河村”并没有成立单独的党组织。直到解放后，1956年，七一村才开始成立第一个党支部。七一村党组织的历史沿革情况，如下表所示。现在的农村，党的政治地位仍是极为重要的，而村支书则是村党组织中的关键性人物。

除了上述的组织形式之外，村庄里的正式组织还包括共青团支部，妇联，民兵组织等（见下面的结构）。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都是农村地区的农民精英和“农民政治家”。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农村社区分化的三十年，村民被逐步地分化成具有不同社会地位与政治身份的阶层。由于市场化的变革，七一村的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一个以经济精英为主体的村庄治理精英群体，并且个人的职业与经济状况成为村庄分层包括在村庄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此外由于村庄的开放性与非农经济的发展，由此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前往七一村就业。村庄阶层结构的变化和外来人口的加入，根本上改变了村庄多年来的同质性，而异质性大大地增强，这种异质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这种分化与村庄的开放性是村庄新的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形成的社会基础。

三、村庄政治的基本格局

伴随改革开放政策而来的村庄经济的变化与发展，村民自治机制的引入，村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实质上就是村庄政治的重塑，一次村政的再造。

本文通过对浙江省义乌市七一村个案研究，企图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农村的政治运行逻辑。

（一）村庄权力结构的变与不变

七一村的权力结构存在一个核心权力层，但已经出现多样性的格局，是一个多样性的一元结构，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不变：改革和市场成为包括七一村在内的广大农村发展的转折点。但是，改革没有实质性地改变村庄权力的核心结构。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庄权力结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始终没有变化，我们的问卷调查“根据你的了解，请列出七一村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请写出具体姓名）”的结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最有影响力的为村两委成员，而名列首位的自然是七一村目前的当家人、党支部书记。

村党支部的核心地位不仅是政治制度与历史遗产的产物，并且这种地位本身在实施村民自治后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了确认：1998年11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其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接着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条例》进一步强化和具体化了村支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相关规定。村党支部作为村委会领导地位的确立，也就确立了村支书对村委会主任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