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鲁军: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正文
题记:日照重庆,这本是一部中国新电影的名字;我借用它作为本文标题,意在颂扬薄熙来“新政”使重庆成为一座“光明之城”,和充满希望与美好愿景的城市。
一
公元1997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香港回归,二是重庆直辖,三是小平撒手人世。香港回归,万众欢腾。重庆直辖,却波澜不惊。这两件事都是小平生前亲自设计和主导的。后一件事绝不能仅仅理解为小平偏爱家乡,实际上它与小平晚年力排异议、以惊人胆略拍板三峡上马高相关。虽然小平最终未能看到这两件事的落实(只差一点时间),但他的逝世与这两件事的发生竟在同一年度,也给历史抹上了些许神秘色彩。
二
2007年仲秋,中央决定58岁的原国家商务部长薄熙来赴重庆履新。其时距重庆直辖整10年。此后1000多个日子里重庆所发生的一切都在在证明,中央的这一决定是何其英明和意义深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决定了重庆的命运。
三
重庆古称巴国,隋唐称渝州,宋代崇宁元年改称恭州。南宋孝宗之子光宗赵 ,初为恭王,旋登帝位,自诩双重喜庆,故改称重庆。沿袭至今。
重庆直辖后的地域面积几与奥地利国相等,相当于5个北京、12个上海、80个香港……重庆市是中国、似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市”。
薄熙来掌渝治渝,恐怕是他从政以来所遇到的最棘手、最严峻的挑战了。
他当初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重庆:
1.贫困与落后。重庆号称“市”,其实是小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三峡);城乡差别不啻天壤,所辖40个区县,贫困县占一半,其中17个是国家级贫困县,连温饱都谈不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占重庆总人口一成以上。
2.污染与破坏。山城变成“黄雾之城”(大量重化工业废气、煤烟粉尘与两江雾气混合生成黄褐色浓雾,常年笼罩山城,并在雨天形成酸雨)。路透社曾报道:“重庆啥生意最兴旺?路边擦皮鞋的!”并宣称“重庆不合适人类居住”。北京李希光教授1996年在亲睹了“重庆到万县,长江两岸到处是工业排污口”之后,曾通过新华社动态清样向中央“密奏”:重庆干部群众担心三峡库区成为世界最大的垃圾坑!一直到2007年春,胡锦涛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仍一再叮嘱重庆要“确保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生态安全”。
3.黑恶与腐败。有“哥老会(其成员叫袍哥)”传统的重庆自直辖以降黑道猖獗,恶行泛滥;更为严重的是,警匪沆瀣,官商一气,“保护伞”下红罩黑、红变黑,共产党里正怯邪、正变邪……
4.各种社会矛盾积聚与交织,呈复杂、尖锐、恶化态势,市委市政府门前群情汹涌的上访人群风雨无阻,无日无之;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重庆啊重庆,你会成为惯于披坚执锐、东征西战的薄熙来的“滑铁庐”吗?
在薄熙来执掌重庆的最初岁月里,多少善良的人们为他紧捏一把把汗呀!
这就是薄熙来重庆“新政”的“现场”背景。
四
薄熙来兴许是当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富有个性、最不惧挑战的一位了。他崇拜毛泽东(他能整段整篇地背诵毛的文章)。毛泽东一生充满挑战但从未被任何挑战所压倒――毛的这种特异禀赋不能不深深影响了薄熙来。
晋人。与人民共和国同龄,牛肖,狮子座。一米八几的身材,没有发福的肚腩,俊朗,挺拔。清澈的目光,洪亮的嗓音,犀利的谈锋,爽朗的笑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毕业的北大高材生,学识渊博,视野宏阔,思维敏捷,处事果决……
换一种角度,重庆,还真称得上是薄熙来的“福(吉)地”,因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是在重庆这个特殊舞台上,薄熙来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
五
薄熙来在重庆三年的“新政”(我称之为“千日维新”),几乎涉及重庆政治、经济、社会、司法、教育、文化、卫生、城市建设与管理、生态及百姓衣食住行等所有方面。可以说,薄熙来改变了重庆,重塑了重庆,让重庆人民迎来了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好的生活、最好的年代!
粗略统计,“千日维新”涉及的薄在渝的各种讲话、报告、批示、文章等,其文字总数以百万计;重庆出台的各种“新政”典章及有关其来龙去脉的相关资料,加上中央与地方及海外各种媒体的报道,和各路专家学者的评说、解读,更是林林总总,非一部大书不足以述其详。不过,以下20个“关键词”还是可以帮助人们管中窥豹的:民生,公正,打黑除恶,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五个重庆”建设,“三项制度”,“三项活动”,大下访,公租房建设,户籍改革,六大要素交易所,“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留守儿童培养,校警和警篷上街,绿化长江,内陆大开放与“三洋战略”,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两江新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西永综合保税区。
最早提出和报道“重庆模式”的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记者纪硕鸣,认为“重庆模式”就是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共产党传统的回归。
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指出,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形成的“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是重塑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灵魂,重树重庆共产党干部的形象,重建重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重拾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与决心。
我完全赞成上述纪硕鸣、苏伟的观点。
我试图提出我对“重庆模式”的理解和概括: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新政”,以民为本,清弊革新,行非同寻常之举,成后来居上之功;首倡并践行“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的全新执政理念;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五大重庆”(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重庆)战略;重建社会价值规范和核心价值体系,等等,将共产党在和平时期的执政宗旨和使命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世,即:为百姓谋福祉,为社会开太平,为发展定方向,为政权夯基础。“千日维新”,重庆巨变;百姓雀跃,举国瞩目。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艰辛努力和实践,已决非地方层面上的一般操作(它的影响和意义已远远超越重庆),而是事关党国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抉择!
六
今天,任谁都无法否定,短短三年,薄熙来让重庆“旧貌变新颜”。
“曾经,我觉得重庆像香港,现在发现它更像坐落于两江之畔的芝加哥。”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马苏德如是说。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干脆把重庆叫做“长江芝加哥”。《福布斯》更把重庆推上了未来10年全球发展最快城市的亚军宝座。
新华社原副社长马胜荣说:“城市迅猛发展,社会各阶层共享幸福,重庆是一个充满光明的现代城市”。
纪硕鸣说:“重庆在城市发展中的实践,给亚洲,甚至是世界各国都提供了经验。”
苏伟说:“薄熙来新政已经为重庆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成果,所以重庆从干部到老百姓,当然是非常拥护他了,他的威望、人气确实高。”
薄熙来治渝三年,实现了经济大发展、民生大提高、城市大变样、社会大进步,确实是成就卓然,功勋昭彰!
人们称薄熙来“新政”为“重庆模式”,这无疑是对薄治渝三年的肯定、奖掖和激励。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产党执政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我相信是经得起这三项检验的。
七
一直有不同看法。
有人说,“重庆模式”是“左”的东西。
哲学上,主观超越客观谓之“左”,主观落后客观谓之“右”;无论“左”或“右”,都是主客观背离、不相符。
如前述,薄熙来对重庆的认识和判断是准确的、符合重庆客观的,哪来主客观不一致?何“左”之有?
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人不喜欢毛泽东(谁提毛泽东谁就是“左”),甚至,他们把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所有做法都当成“左”的东西来加以认定和讨伐。
这不能不是一种幼稚和偏见。诚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犯过“左”倾错误,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把毛泽东思想和“左”直接划等号。薄熙来重提共产党的革命理想,重提愚公移山的精气神,如果这也姓“左”,那共产党还姓马克思吗?
这个问题所暗含的另一层意思是,现在谁强调精神层面的东西就容易被说成“左”。这很可怕。物质至上的拜金主义早已在蚕食和吞噬我们民族的灵魂和骨髓了。薄熙来说:“我们党成立之初,没有任何资本,更没钱‘发奖金’,但有先进的思想,就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如果GDP能解决一切问题,那还要我们共产党干什么?”中国政治,太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改革开放前,完全不讲物质当然不对,但这些年来完全不讲精神就正确了吗?
饶有意思的是,在写作本文时,笔者意外看到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那边厢“君居长江头”的重庆,薄熙来重提理想和信念,重提为人民服务,这边厢“我住长江尾”的上海,韩正市长要求“将世博留下的宝贵财富转化为城市管理新实效,大幅增加费用,运用市场化手段购买服务”(见上海《东方早报》2010年11月7日要闻版)。好一个“花钱买服务”,这与为人民服务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啊!在这种语境中,薄好像是“左”了。
薄熙来是吃过“左”的苦头的。他在文革中被关押五年之久。我相信他对“左”深恶痛绝。只是他不愿意“在倒脏水时连孩子都倒掉。”我们党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不等于可以彻底否定和丢掉毛泽东思想啊。
要知道,在中国,“非毛”和“否毛”是要付出历史代价的。
八
还有一种反对意见,说“重庆模式”是薄熙来个人专制的东西,看不到民主与法制。
这种意见颇有市场,其实似是而非。
平心而论,“重庆模式”确确实实、而且不可能不带有薄熙来个人的深刻烙印和色彩。这很正常,就像人们无法想像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没有里根的“里根经济学”,甚至,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思想”一样,如果没有薄熙来,是不可能有今日之“重庆模式”的。
这和专制与否是两回事。列宁多次讲过领袖和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是到了高度发达和民主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亲爱的朋友呀,请不要忘记:重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个(依设立时间排序)直辖市,它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都是由整个国家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所决定的,即是说,在涉及民主与法治这种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薄熙来曾借用体育术语来表达:重庆能做的、所做的,都是中央规定和要求的“规定动作”,而不可能有重庆自己的“自选动作”。谁都知道中国目前在民主与法治方面存在不少不足之处,但我们不可能脱离国体、国情来苛求薄熙来同志“应该如何如何”,而完全不顾和忽略了他只能在“允许如何如何”的前提和框架下施政。不切实际地要求薄熙来同志主观超越客观,这本身就是一种“左”。
九
批评薄熙来“专制”的意见无疑是站不住的。
但持这种意见的人总喜欢将原有意见改头换面,不断抛出“新论点”。
“新论点”一:薄在重庆的施政还是那种落后的“青天的故事”,“重庆模式”就是“青天模式”。
辩驳: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还离不开“青天”,只能是“青天”和法治并重。苏伟说得好:“我们的民主滞后,党员不能监督党委、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导致腐败盛行。但民主又不能一蹴而就,当前肃贪就只能主要靠‘青天’,反腐斗争就只能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这是重庆模式的一个亮点。”
谁都明白,“青天模式”肯定不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最高阶段和最好形式,它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同样应该明白的是,在中国尚未完全建成民主与法治社会之前,“青天模式”完全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用最直白的语言说,有“青天”总比没“青天”好!
烦请尊贵的精英们移动玉步,去民间、去社会底层、去老百姓那里、去访民那里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吧,在一个昏官庸官贪官坏官恣意横行、社会普遍缺失安全感正义感、司法不公不彰不作为、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的地域,“青天”对于普罗民众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是黑夜中的灯塔,是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啊!我曾在重庆走访过一些受惠于薄熙来“新政”、拖压十几二十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上访专业户”,听他们讲“薄青天”的故事,听他们老泪纵横地喊“共产党万岁”,看着他们重新安居乐业、快意生活,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朋友啊,人不能总生活在理论中,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而生活、生命之树常青。
你知道薄熙来去年动用财政近50个亿解决了历年信访中的十万件积案(如今市委市政府门口已很少看到上访者了),这数字背后的无数的悲欢离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