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

我和苏伟，刘士文编写的《重庆模式》即将出版。本书的策划正处于争议最大的时期，出版时，却已得到中央正式的肯定。但我仍旧坚持，思想知识界应该领先于政治家，而不是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在大家惶恐于“改革丧失动力”的时候，重庆模式的出现，就说明新的政治竞争模式已经出现，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已经产生而且还会继续产生，突破官僚体制的压制和思想的偏见，人民群众和社会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审者。

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是：未来十年的三个定位，以打黑除恶作为纠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以唱读讲传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设内陆大开放的战略高地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以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以房改、户改、土改、劳改（劳动制度改革）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国有、民营、外资三驾马车重组优化的经济结构；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缩。

治官反腐，是中国健康发展的前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中国革命与苏联不同，经过了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再向全国发展的漫长38年，根据地的经验和经济力量不仅支持战争胜利，而且支持建国初期全国经济稳定，根据地的经验甚至有益于改革开放。在深圳经济特区和香港出现的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有效解决了在开放初期，人民币高估不能马上和国际接轨的问题，既保持经济稳定，又保证经济效率，是双轨制中最成功的一项。这在货币理论方面也是一个尖端问题。“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在纸币流通和外汇管制条件下，成为“良币驱逐劣币”。令人惊讶的是两币流通在陕甘宁边区就存在，是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边区经济学家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有两本论文集，其研究之深度令人赞叹。

中国传统文化不善思维逻辑，形式逻辑是近代以后才传入中国的。有学者曾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实用思维理性”，中国人认识问题仅靠逻辑推理不信服，非要“举例说明”不可，现在“案例教学”在西方教材里也越来越多了。

中国改革初期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其含义是“寻找先例”，仿照他人或他国成功经验，结合自己情况去实践，如果成功，又可为其它单位仿照，最后才在全国推广。等到以法律法规，学术着作和教科书等形式肯定下来的时候，往往是已成熟，概念化甚至过时的东西了。中国大部分改革都不是依照法律进行的，而是各个基层单位，部门，地区和个人，企业，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大胆创造在推广的产物。革命时期的瑞金和延安，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庆大寨，改革初期的安徽农民分地，深圳特区，香港特区，14个沿海开发区，广东的综合改革实验，后来108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都有这样的性质。以后涉及全国范围的改革，应先立法，统一实施，以减少混乱。但创新总要依靠个体的创造力，榜样仍旧是最有说服力的。

改革以来所依靠的香港，深圳，广东，后来的上海，虽然都创造了有益的经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现在由于巨大既得利益，许多人自封“改革派”，已是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口号。香港深圳广东如果推行“政治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特别是反腐败，是大有可为的，可惜他们不干。由于全国开放，他们在经济上就丧失了实验区的意义。他们不想解决新问题。比如：他们至今也没有允许数千万农民工变成他们的城市居民。他们的超前发展，并没有“自动”带动中西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许多神话已经破产，真的有什么先富带后富吗？没有。因为即使市场经济有这功能，也会出强者的垄断，破坏这机制。真的有什么资本在沿海地区“饱和”以后，自动流到中西部吗？没有。因为所谓比较利益在国家之间发挥作用，其前提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所以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会流向发展中国家；相反，在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可自由流动，依据比较利益，一定是内地人才和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而不是沿海地区的资本流向中西部。这就是在和平环境和市场经济自发起作用的前提下，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主要是权力腐败，投机资本，利益集团，贫富差距，中西差距，社会平等，国家安全，技术进步，道德信仰危机，资源环境等10个方面。可惜的是，前30年的样板们已无动力和创造力提供新经验，这些问题困扰着全党全国人民，大家对我们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信心不足。

此时，重庆模式横空出世，震惊国内外。虽然一个地区不能解决全国问题，也没有必要机械地推广，但其触及的都是核心问题，其基本经验，基本方法，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意义。

在中国，头号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反腐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越来越多的人已丧失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在同流合污，越来越多的人退避三舍，敢于反对腐败的人受到各种打击报复。腐败势力正在形成利益集团，促使社会走向溃烂。他们企图进一步控制政治经济，最终要搞垮共产党和共和国。因为无论有多少共产党干部腐败，总是不能最终得逞，因为他们在共和国宪法，在共产党党章面前，在数十年的革命历史面前，永远得不到合法性。腐败势力必定要结合国际反共势力，推动所谓“政治改革”，推翻共产党领导。这就是前苏联发生的事情，也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陈云所有共产党领袖，无论是改革的还是不改革的，都一再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的原因。

这种危险，越来越多人看到了，大家想不出一个不搞文化大革命，不破坏法治，又能有效控制腐败的方法。在官员腐败不能制止的条件下，所有加强国家安全，政府管制，社会福利，宏观调控的措施，都会因为腐败而走样。

自由派以西方“普适价值”为世界主流，在美国欧洲支持下，一直鼓吹自己的方案，这就是：腐败的根源是权力不受限制，只有实行西方民主和多党制才能治理腐败。目前的体制不能治理腐败，国家干预越多腐败越严重。

重庆模式跳出了这个怪圈。在重庆比较彻底的清理了官员腐败，这是通过打击黑社会来解决的，其手段是坚持法治，综合治理。特别是通过“唱红”，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了广泛揭发检举，解决了中国人不愿或不敢实名作证的问题。它告诉全世界，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不受西方思想限制，通过动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传统资源；同时避免左倾，不搞文革，不搞逼供信，不搞政治运动，而是纳入法治的轨道，把发动群众和法治手段结合起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进行综合治理，就可以相当彻底地治官员腐败，治黑社会。

全中国都应该学习重庆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综合治理，治理方方面面的腐败，中国才有条件在弊绝风清的环境下，主动地推行政治与社会改革。

以民生为导向重整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导向。计划经济以强国为导向，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迅速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实际上是以资本逻辑指导发展战略：如劳动力商品化，给私人资本特别是和外资以优惠，依靠外资实现技术进步；利用静态比较利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依靠发达国家市场；

进行一系列“金融创新”等等。这战略已到尽头，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已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另一方面中国进口资源太多，经济安全难以保障；第三，资本与权力结合造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是腐败蔓延和道德信仰的缺失。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困问题缓解了，但中产阶级被高房价剥夺难以发展，国内消费不能启动。正在进行当中的重化工业化，农村城市化，自主创新，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都受到威胁。

自由派的基本误区，就是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权力不受限制，而发展市场，任由资本横行，搞政治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其实资本可制约权力，也可与权力勾结，形成权力资本集团。市场经济自身有非均衡性质，特别金融市场是如此，如果没有国家强力干预，必定形成自从泡沫并且崩溃。资本逻辑到了今天，不能再成为中国新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本性的战略思想的转变就是：

对外开放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对内以民生为导向。

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从单一的GDP，改变为综合的社会指标。

效率第一改变为公平第一。

经济发展由外部需求为导向，变为以内部需求为导向。

国内需求以投资为主，转变为消费为主。

消费为主，就是民生导向。作为地方政府，摆脱资本逻辑，变GDP导向为民生导向，大约有几方面的工作要做好。

第一，民生最大工程是住宅。目前在全国房地产泡沫已开始形成，政府多项调控措施不能奏效。其原因是：

1.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增加，继续滥发美元，欧洲日本状况还不如美国，全球流动性过剩难以避免。

2.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就是说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要升值，主要指股票房地产。国家缺乏有效手段管制国内外投机资本。

3.国内人口年轻，储蓄远远大于投资，资金过剩。

4.房地产利益集团由地方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组成，垄断了房地产价格，以回扣形式包含大量腐败，而把风险转嫁给银行。政府不能有效控制房地产泡沫，中产阶级大部分储蓄被迫购买高价住宅，会降低其它消费；而且会把产业资本吸引进去，延误技术进步。

重庆目前正在进行公租房的建设，给居民提供廉价公租房，还要能够限制外地资本进入炒房。如果成功将是经济上最大成就。

第二。农民进城。沿海地区大城市，如广东深圳，每年有5000万农民工打工，工资极低，工作时间极长，那些城市从来就没有对他们开放过户口，长期以来保持着歧视和不平等。而重庆作为一个相当贫穷的城市，能想方设法鼓励农民进城，非常了不起。有能力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可携全家进城。先要将宅基地改造为耕地，不减少耕地面积，然后可以通过地票买卖方式，将农村土地使用权卖掉，再购买城市的土地使用权。

中国城市化率未来20年还可以提高20个百分点，这是最大的潜在需求。但城市的高房价所带动的搞房租，必定影响农民进城速度，潜在需求不能变成真实需求。因此需要有效的国家干预。如果重庆能够解决高房价和农民进城问题，就为中国以民生为导向的新发展战略，创造了新的样板。

处理好重化工业化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碳经济和碳政治”，以改变国际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话语权；美国则乘机加速新科技革命的产业化，制订并控制新产业标准。环保作为一个产业，背后有强大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在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在中国长期规划中，GDP年年超标，最不能达标的就是环保。即使尽全力节能减排，未来10年总生态环境能不继续恶化就是天大成就，这不是鼓吹理想，完善法律，明晰产权，增加税收，说转变就可以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处于重化工业化后期，在目前技术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就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完成这个阶段需10年左右，中国必须利用目前人口年轻，储蓄率高，外资流入的优势，尽快完成重化工业化。目前不做，10年后人口老化了就无条件再做，这与生态文明有巨大矛盾，不能回避。

下表可看出中国和美国的差距。

2008年中国与美国经济发展数字对比（略）

资料来源：《中国年鉴》2009年

《美国年鉴》2009年

2020年中国16亿人按小康水平，对资源需求是多大？

每年3000万农民进城，人均占地1亩，城市化率从40%上升到60%，增加3亿城市人口，占耕地3亿亩。城市人口居住面积增加一倍。自来水，洗衣机，淋浴和抽水马桶，耗水量是农舍20倍。

中国高速公路长度已接近美国，但铁路，农村公路，地铁，停车场和飞机场相距甚远。

汽车年产量2009年赶上美国，但总量为美国七分之一；道路和停车场要占城市四分之一面积。

中国钢产量5.8亿吨，美国9000万吨，说明美国已完成重化工业化，中国还有10年路要走。

用电总量中国与美国相当，人均是美国四分之一。

粮食短缺不仅因为人口增加，更因为饮食结构升级，肉蛋奶酒需8倍粮食转化。发达国家人均粮消费年1000公斤，中国按600公斤，16亿人口年需9.6亿吨粮食，目前年产量是5亿吨。生产1吨粮食需要1000吨水。

在环境资源生态压力下社会很容易两极分化，表面是制度不完善，实际是资源不允许。改变高消费模式，要压低政府消费和富人奢侈消费。如压不下来必然两极分化，少数人按西方标准消耗资源，大多数人贫困，这样资源就够用了。这就是美国战略家鼓吹的“二八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