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国家主义的历史终结

最近瑞士日内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在上海发表演讲，回顾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作为邓小平生前的翻译，此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奇怪。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相当一部分学者也认同他的观点。本文针对张先生的言论提出商榷意见，以期引起知识界的讨论。――作者

在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问题上，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些学者站在国外看待中国，认为成绩远远大于问题；可是，一些学者站在国内看待中国，认为问题远远大于成绩。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学术界同样在分析中国。西方学者往往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以自己特有的思维定势，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变化。部分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走入西方学者预设的话语情景之中，不自觉地选择西方的学术语言和表达方法。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一些学者使用中国共识、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这样的概念，试图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纳入到西方国家发展的逻辑体系之中，而一些中国学者不问青红皂白，将这些概念信手拈来，设计自己的逻辑框架。这种东西方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学术界缺乏自我。

自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对立

部分中国学者试图挣脱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跳出西方国家所营造的思维定势，根据自己的逻辑思路分析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得失。但是，这些学者在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分析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时候，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传统。文化的历史窠臼，把帝王专制思想作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认为正是由于实行了高度集权的体制，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心一意地发展经济。

其实，中国仍然处于改革开放的探索阶段。任何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描述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析都带有盲目预测性质。这好像面对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预测他将来的成就一样，虽然十分有趣，但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所以，在讨论中国模式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超脱一些，尽可能地向前看。如果我们沉浸在历史情境之中，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为今天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如果我们用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发展道路，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国始终在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中国从来都不缺少旁观者。许多曾经关心过中国的学者，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预测失败之后，不得不掉头而去；许多曾经批评过中国的学者，面对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也不得不掩面而去。中国是一个初升的太阳，中国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婴儿，中国需要世界的帮助，但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无论是国外的学者还是国内的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虽然使用同样的材料，却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些秉承自由主义的学者们，深得自由主义的精髓，他们崇尚个人主义的观念，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往往从个体出发，极力寻找中国存在的问题；而那些秉承国家主义的学者们，则沉浸在国家兴盛的喜悦之中，他们崇尚集体主义的观念，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往往从整体出发，呼吁人们重视中国的大局。

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念，也是两种不同的分析中国问题的方法。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不仅从个人主义出发，而且把中国问题放在西方的逻辑坐标体系之中。他们把中国的经济成就，看作是市场经济的胜利；他们看到中国存在的问题，认为这是中国不民主的悲剧。哈佛大学的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把中国的成就称之为威权主义下的经济奇迹；而中国学者在介绍中国经验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认为中国的高度集权是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部分中国学者认为，执政当局的“不争论”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相对分离，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意识形态分歧。但是，我们不得不明确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度过第一个十年，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人对中国的政治模式产生怀疑，他们认为既然政府减少干预，可以更好地发展经济，那么，为什么不能实行直接民主体制，从而让人民重新作出选择，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呢？部分知识分子振臂高呼，希望能够通过街头政治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但是，这场斗争的结果是，酿成了北京那场举世震惊的动乱。当时中国学者的普遍观念是，既然中央领导允许公众自由发展经济，那么，公众在实现脱贫致富之后，没有必要认同现行的执政体系。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结论是，执政者必须彻底放权，重塑中国的政治体系。而当时的执政者则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得力于执政者的英明决策，如果改革的结果是抛弃了执政者，那么，执政者绝对不会允许出现这样的结果。事态发展到最后，由于问题变得不可调和，所以执政当局悍然使用武力手段阻止了这场争论。

反思这场惊心动魄的意识形态争论，人们仍然能够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站在执政者一边的人认为，执政当局力挽狂澜，稳定社会秩序，从而给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赢得先机；而站在执政者对立面的人则认为，执政当局在形势大好的前提下，果断地放弃对话，选择走上对抗的道路，最终损害了自己的形象，拖延了中国改革的步伐。

当我们在分析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时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国并没有完整的路线图。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执政者的红头文件中充斥着计划经济的语言，只不过中国从来都没有计划经济，只有政府经济或者长官经济。当计划不断变更的时候，计划经济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中国之所以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因为中国没有计划经济，中国的政府经济已经导致中国的经济徘徊不前。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由政府少数人作出计划，不如让公众自我选择。事实证明，政府主动放弃自己在经济领域的决策权，允许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单干，最终的结果是既解决了温饱问题，同时也让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勃勃生机。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逻辑起点，或者说，是中国自由主义启蒙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历史时期，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些保守主义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中国正在走向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他们反对这样的改革，但是，他们又提不出新的改革方案，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他们逐渐被边缘化，除了在小圈子里唉声叹气、发发牢骚之外，他们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但是，来自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那场政治风波，的确让保守主义者扬眉吐气。他们认为改革开放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出现了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是“社会主义”的天敌，社会主义强调公有制，强调对国家的认同，强调政府的干预，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假如不强调社会主义，或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巩固执政党的地位，那么，改革开放就失去了历史意义。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争论中，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果断决策，发展市场经济。但与此同时，牢牢地控制中国的执政权，谨慎地选择自己的接班人。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许多观察中国问题的学者产生了错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源于政治的高度独裁，其实他不知道，执政者这种实用主义的选择，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在决策者看来，在发展经济的大方向下，可以放弃个人的利益得失，可以拒绝任何政治上的分歧。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就能够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

但是，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问题似乎重新回到人们眼前。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不同的是，现在的学者早已不是那些充满青春气息的热血青年，他们看到了西方的强盛，甚至在西方国家找到了赞助者，他们希望在中国重新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这些学者很善于使用西方国家的语言，也很善于利用西方国家的表达体系。当他们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可以非常熟练地运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包括西方学者批判中国的语言。然而，当他们在使用“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是多少有些胆怯，因为这样做将面临双重冒险――一方面他们的逻辑表达及其结论可能会被西方学者拒绝；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可能会遭到中国学者鄙夷。所以，除了少数新闻媒体工作者大胆地使用“普世价值”这个概念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所谓的学术陷阱。

普世价值的三个层次

部分中国学者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包括民主、人权、自由，所以，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的民主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西方的普世价值需要重新定义，所谓普世价值具有开放性，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概念，只不过我们必须重新定义。

其实，中国加入人权公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学术分歧。西方学者主持制定的联合国公约充斥着人权、民主和自由这样的规范。中国学者在分析人权公约的时候，不可能彻底回避意识形态分歧。西方国家在使用人权、民主、自由概念的时候，从来都是把这些概念当作不证自明的人类真理，换句话说，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这些问题是不需讨论，也不需要证明的。假如中国学者试图重新定义民主、人权、自由，那么，就破坏了学说的基本假定，或者说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政治解读。中国学者的认真态度，换来的却是一种另眼相待，这不能不令人感叹。

所谓普世价值大体上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从话语层次来看，西方的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早已经将民主、人权、自由进行过无数次阐释，中国学者大可不必拾人牙慧，只需借助于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表达方式，自由地使用这些概念即可。譬如，关于正义的概念，古希腊学者有许许多多的学说。有些学者认为正义是一种契约，有些学者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所以，在讨论正义这个概念的时候，中国学者不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重新作出解释，只需要借用古希腊学者的表达方式，就可以很快地占领学术高地。

其次，从政治的层次来看，民主、人权、自由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民主在现代社会就是典型的政党政治，政党之间进行公开竞选，选民通过一人一票表达自己的意见。假如我们不敢正视这样的民主表达方式，而试图从西方国家的历史出发，认为西方国家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那么，就是在自欺欺人，就是在拒绝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当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千差万别，但是选举民主是基本常态。选举民主制度对应的不是所谓的协商民主，对应的是一种专制的政治制度。专制制度表现千差万别，但是，拒绝公众的参与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当然，在选举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充满了暗箱操作，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输送，不同政党、不同政治团体、不同利益集团在政治选举的过程中会进行各种私下交易，各国选举法律的基本功能就是要防止这种暗中交易破坏民主的进程，确保民主选举公开透明。

当然，民主选举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体制，确立民主选举制度之后，国家的政治运行可以多种多样。有些国家实行内阁制，有些国家实行总统制，有些国家议会主导，有些国家行政主导，有些国家三权分立，但有些国家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即使在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治的运作也充满差异，譬如，英国政治选举之后，获胜的政党在议会中是多数党，其党魁就是政府首相。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这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是，从宪法的角度来看，执政党必须在议会制定法律，而政府只能实施法律，尽管执政党可以左右议会，可以决定大政方针，但是，这丝毫不否认三权分立的本质。如果选举出现了强大的反对党，那么，政府必须随时接受反对党的质询，受到立法机构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不能把政治的基本框架与框架内的运作混为一谈。即使在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也存在着一党独大的现象，不能因为没有反对党，而认为不是民主体制；也不能因为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党，而认为就是一个民主体制。事实上，在新加坡虽然实行民主选举，并且强制要求议会必须保留反对党的席位，但是，没有人认同这样的民主体制，因为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从整个国家形态来看与其说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现代化的公司，而公司是一个典型的独裁统治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事实证明，类似于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如果实行绝对的民主选举，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力量被分散，国家失去竞争力。现在几乎所有的失败国家都是弹丸小国，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民主政治不会产生高效率，如果国家的生存面临危机，那么，发展民主政治几乎是自寻绝路。中国的决策者始终秉承传统观念，认为在经济没有快速发展之前，奢谈民主政治只能会带来空前的灾难。所以，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发展缺乏应有的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执政的权力，而不是权力的分配，因为只有掌握绝对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