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重建：改革以来的中国

「摘要」论文运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以及一种国家与社会互相构建的逻辑，分析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建及其现在与未来所面临的挑战。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从经济改革直到最近的治理转型，中国的国家重建主要是在市场化运动这个单向运动的推动下进行的。然而，进入21世纪后，国家重建不得不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双向运动”的张力中展开。这就是挑战之所在。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必须重构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前言

诚如波兰尼（Polanyi ，1957[1994]∶3）所言，现代社会的源泉和基础是市场经济。历史上，现代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家的发展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且显著地影响了环境。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及其构成的挑战，国家不得不重构其治理制度。在波兰尼看来，现代社会的各种变化是由一种所谓的“双向运动”所支配的，即“市场的持续扩张以及这一运动所遭遇的在特定方向上制约其扩张的反制运动”（Polanyi ，1957[1944]∶130）。现代社会的国家建设或重建正是在这两种运动的张力中展开的。在19世纪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那里，市场经济体系尊奉为“组织社会的原则”（Polanyi ，1957[1944]∶135）。这种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中，得以全面的复兴（Wiarda，2004∶120-121）。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总是伴随着一些令人侧目的社会和环境的代价，市场体系的扩张或者市场化运动就会遭遇来自社会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制约（Polanyi ，1957[1944]∶130）。这两种运动都会对国家建设产生影响，都是国家建设的推动力。然而，一旦双向运动发生，国家建设面临的挑战就会非常大。因为，这两个运动背后的利益驱动是不同的，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冲突的。在人类历史上，自由市场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并在许多方面提升了个人自由，但是，它也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环境问题，进而激发出各种各样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一旦到了这一点，国家治理就必须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一“双向运动”中进行艰难的平衡。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经历的国家建设过程。例如，美国进步时代（1890-1928）改革就是这样一个调适的过程。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30多年经济改革后的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很多工业化国家在历史上曾经面对的挑战。毫不奇怪的是，一些学者（马骏、刘亚平，2010；王绍光，2002；Yang，2004∶299-303）发现，尽管美国和中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进步时代”的美国和改革以来的中国存在着“显著的历史相似之处”（Yang，2004∶299）。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为什么说这些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中国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对于中国的国家转型来说，这些都是极其关键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顾过去30多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国家重构。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甚至对国家治理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只有深入地回顾与反思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在回顾与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过去30多年中国的国家重建？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哪些方面国家治理制度被重构了？在不同阶段，重构的重点是什么？取得了哪些成绩，又忽略了哪些问题？

研究中国转型的文献卷帙浩繁。不过，本文的目的不是在这方面提供一个全面的文献评估。总的说来，关于中国转型的文献主要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崩溃论、适应论和平衡论。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由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中国的政党国家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崩溃（例如Chang ，2001；Waldron ，1995∶148-153）。显然，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转型，完全无视国家治理制度为适应经济社会变迁而进行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进步。与此相反，适应观点认为，中国比较成功地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并重构了国家治理制度，因而，中国的国家治理制度具有较高的适应能力。例如，在《重构中国的利维坦》（Yang，2004）一书中，杨大利认为，尽管中国仍然不是西方意义的民主选举的国家，但是，中国的领导层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重构国家治理制度：一方面国家制度的理性化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另一方面，随着各种问责制度的建立，国家开始变得比原来更加负责。然而，考虑到目前中国转型所面临的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不难理解，这一观点会受到很多人的质疑。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提供一种更加平衡的观点。在分析了俄罗斯及东欧转型国家的国家重建经验之后，拉利波特和兰特根（LalibertéLanteigne ，2008∶7）总结了转型国家三条主要的国家重建途径，即退却、收缩和适应。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退却或者收缩的战略，而是探索了一种“适应的战略”。事实上，在他们编辑的论文集中，撰稿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中国政府采取的适应性战略的不同方面。在这一方面，他们与持适应论的学者是一致的。然而，他们并不像后者那样乐观。在拉利波特和兰特根看来，杨大利等秉持适应观的理论家们对于中国的转型过于乐观。尽管中国比较成功地适应了变化了的经济和社会，但是，其国家重建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例如在合法性建设方面。总的说来，虽然杨大利（Yang，2004）也指出中国的国家治理制度需要进一步改善，例如需要进一步提高民主问责程度，但是，他对中国国家重建的分析过分集中于重构国家治理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这一方面，而忽略了市场化的社会结果及其对国家治理构成的挑战。

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会带来物质财富的巨大提升以及个人自由的进步，也会给社会和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而这两者都会对国家治理产生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30多年的国家治理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就需要一个更加全面、更加综合的理论框架。在这篇论文中，笔者将尝试提出一个这样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极大地借鉴了波兰尼（Polanyi ，1957[1944]）对于市场经济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是他提出的“双向运动”（doublemovements ）理论。同时，本文也借鉴了麦格达尔（Migdal，2001）近年来所倡导的“社会中的国家”分析方法。有别于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这种分析方法强调一种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构建”（mutual transformation ）。本文的中心观点是，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的国家重建已不得不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双向运动”的张力中展开，而这就是挑战之所在。进入21世纪以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制度已经比较成功地在市场化运动的推动下得到重新构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浮现并逐渐变得严重，激发出各种中国版本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就对中国的国家建设形成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国家重建主要是在市场化运动这一单向运动的推动下展开的，那么进入21世纪后国家重建就不得不在这个互相冲突的双向运动的张力中展开，国家治理就不得不同时面对来自两个运动的张力，并需要在其中达致一种艰难的平衡。本文的第一部分提出理论框架。然后，本文将分析市场化运动推动下的国家重建。第三部分将考察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包括环境的）后果及其引发的各种中国版本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以及它们引致的国家治理调整。最后是总结和讨论。

二、理解中国的国家重建：一个理论框架

每个社会都包括以某种独特的方式互动的四个领域：私人、市场、公共和国家等领域（Janoski ，1998∶12）。在实践中，可以有多种办法组织这四个领域之间的关系，而不同的组织方法就意味着不同的国家治理。在1978年以前的中国，由于国家用计划经济几乎完全取代了市场体系，并施加严密的社会控制，因此，国家不仅完全控制了经济领域和公共领域，而且渗透了私人领域（图1）。

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央计划体制逐渐被市场体制取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逐步由市场来确定；在工业领域，国有制开始逐渐退出其原有的主导地位；在农业领域，个体耕作业也取代了人民公社；私人企业也不断扩张，最终在总产量和增长速度上超越了国有企业（Dickson Chao，2001）。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也开始重构其治理制度：限制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涉，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创造了经济自由的同时，也为个人自由创造了条件，个人和一些组织开始较少地依赖国家而获取生存的资源和福利，于是，国家对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控制开始减弱。在私人领域，经过30年的改革，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原来的那种直接干预和严格控制，例如在婚姻领域。在公共领域，尽管国家仍然未放弃对大众媒体和NGO 的控制，但是，经济改革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White et al.，1996）。其结果是，经济改革以来，其他三个领域开始在不同程度上“漂离”原来的国家控制，并呈现出不同形式的发展活力（图2）。

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绩是卓著的。中国经济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不仅国家的经济总量显著上升，而且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得到了显著改善。然而，正如波兰尼（Polanyi ，1957[1944]）曾经告诉我们的，自由市场制度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和环境代价，尤其当国家将自发调节的市场视为组织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时更是如此。首先，自我调节并能达致均衡的市场体系从来都是乌托邦，市场经济的运行充满了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经济的虚拟性越来越强，加之市场体系的全球化扩展，市场经济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更强。其次，尽管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强调市场能够保障甚至促进公平，然而，事实却是，市场经济内在地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第三，市场经济的运作需要将劳动力商品化，然而劳动力商品化将会摧毁各种旧有的对个体的社会保护机制，将他们抛入无情的劳动力市场的“撒旦磨坊”（Polanyi ，1957[1944]∶163）。第四，尽管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确能够激励每个人去创造财富，而且，竞争也可以使得企业必须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其经营目的，但是，资本的逐利倾向同样会使企业在商业活动中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最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要求将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商品化，这首先会带来环境方面的代价，进而也会引发严重的社会性后果――因为环境是人类的居所。总之，正如波兰尼（Polanyi ，1957[1944]）指出的，如果国家不采取行动控制市场化运动的速度，舒缓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阵痛，对商业活动和市场进行管制的话，这些社会性后果将会相当严重。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深入，各种社会与环境问题已经开始在中国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