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中国凭什么统治世界？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今年将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当很多国家为流动性不足发愁的时候，中国到处一掷千金，一副“不差钱”的富阔样。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

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当马丁・雅克在2009年推出《当中国统治世界》时，立即在英美读书界成为畅销奇书。去世不久的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末曾经瞻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21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领导全世界。这一“东方压倒西方”的惊世预言在雅克的书中得到了全面论证：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主导世界的最强大国家，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汉语将如同今日的英语一样成为全球通用的世界语，孔子的教诲将与柏拉图思想一起成为西方学生熟悉的经典。雅克还呼应季羡林的说法，预言中国的崛起将是一场“文明的崛起”：如果说英国在19世纪是海上霸主，美国在20世纪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到2050年将成为文明的霸主。

富强的崛起，是一次西方精神的胜利

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的一组统计数据，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明大国，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儒家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响至今的人类轴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价值典范在于：法家追求的富国强兵并非正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际、群己之际的和谐，国计民生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德成仁，统治者施行仁政，民众安贫乐道，维持身心平衡的礼治秩序。最后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过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曾经建立过长达千年的统治，那的确是一种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霸权。中国文明在18世纪到达巅峰，以至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将1400～1800年的现代化早期视为“亚洲时代”，在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已经出现了全球经济体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中国与印度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1]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欧洲的强劲崛起，中国文明逐渐衰败。“老大帝国”先是败于欧洲列强，然后不敌过去的学生──因“脱亚入欧”而变得强盛的近邻日本。中国人痛定思痛，放下重义轻利的儒家文明，开始追求西洋式的强国崛起。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等人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史华慈在《寻求富强》一书中指出，严复当年所追求的西方思想中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的气质，即赞美人的活力和能力在非人类的自然界和在人类社会内部的充分表现，以及由此必然要带来的人类整个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韦伯意义上)”，另一个是“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的理想主义。这后一部分，由自由、平等、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些词语来代表。这一部分涉及到人们在宏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结构中关系的实质，涉及到促进实现这些社会－伦理目标结构的形成。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伦理思想，在近几个世纪里，西方人的大部分道德激情被导向了这样的社会－伦理目标，并被卷进了涉及这些不同目标之间互相冲突的关系中。”[2]

史华慈的这段话非常值得玩味。“浮士德精神”所追求的只是以富强为中心的第一个目标，所谓富强，包含着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指的是对市场和国家机器按照现代工具理性的原则，使之更合理、更有效率，让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轴心──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和科层管理制度──成为普遍的社会运作方式。这种以富强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具有任何特定的价值，只是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反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晚清的自强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都是属于这种类型。与此相区别的是史华慈所说的第二种目标，它寻求的不仅是物质、技术意义上的富强，更重要的是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是内涵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同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构成了我们内在的思想紧张。

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标更重要呢？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争得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存地位。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追寻强国梦进程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30年，虽然文明梦的内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标始终一以贯之。即使在意识形态挂帅的毛泽东时代，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标，毛泽东求强心切，发动“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试图以非现代的方式建立现代强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追求的目标，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众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便是与价值、伦理和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当代中国经济力、金融力和军事力的全面提升，令全世界瞠目结舌。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连续的高速增长？个中奥秘若从思想文化深处探究，或与全国上下对“力”的崇拜有关。儒家文明的传统中国是一个“礼的世界”，整个社会以“温良恭俭让”的礼教为纽带，博雅的精神趣味胜于穷兵黩武的蛮力，君子的德性之美压抑了人性中物欲的贪婪。曾几何时，“礼的世界”换位于赤裸裸的“力的世界”，一切东西的价值都被换算为力，换算为可计算、可交易、可操控的物质实力。GDP的增长成为官员政绩，乃至政府合法性的核心指标。政府的主要职能似乎不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变异为直接招商引资、指挥经济且具有自我利益的垄断性超级公司。“力”的崇拜背后，是人的物欲无限膨胀。马克斯・韦伯揭示了资本主义背后的时代精神是新教伦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需要精神动力，那便是后革命时代世俗化的物欲主义。儒家传统有修身的超越一面，也有实用的世俗一面，一旦儒家文明整体崩溃，虚无化的精神无法制约人性中被不断激发的欲望，物欲主义便如同跳出潘多拉盒子的魔鬼弥漫整个社会。脱贫致富的终极理想，再加上吃苦耐劳的国民美德，使得富强的目标在中国的实现拥有了深厚的人力资本。温州商人为几分钱的微薄利润走遍世界，亿万民工在低收入、零福利的工厂中每天工作十几小时，难怪《时代》周刊要将中国民工摆上杂志封面，视为挽救全球金融危机的时代英雄。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强调中国的崛起是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人力资本的优势，背后所展示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清教徒精神，致富的欲望加上吃苦的能力，用阿里吉的话说，叫做东亚的“勤劳革命”。正是欲望加勤奋、政府加民众追求富裕的合力，成就了中国奇迹的万里长城。

富强所追求的“力”，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国家实力，也是精神层面人的能力。严复透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方发现的富强秘密，乃是国民的竞争能力。从晚清流传至今的进化论，是一种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争是自然的公理法则，是一切进步的原动力。自由竞争能够创造出最优秀的个人，他们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当中拥有最有效率、最能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中国的学校每年要评比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德育、智育与体育，说到底都是一种能力，知识与美德之所以重要，不是其拥有内在价值，而是其具有提高生存竞争力的实用功能。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就深刻分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精神变化：“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魂，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残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3]到21世纪之初，杜亚泉这些先知式的预言在神州大地加倍兑现，竞争之风愈演愈烈，适者生存已蜕变为强者生存，谁获得了特权和强力，谁就比别人生活更美好。因为竞争的法则是赢者通吃，败者一无所有，何况连竞争的规则也由赢家来制定，强者既是裁判又是参与者，无往而不胜。

富强的第三个要素是制度变革。然而以富强为轴心的改制与以文明为目标的改革不同，是去价值、去理想、去乌托邦化的，它仅仅是韦伯意义上的制度合理化：如何使现代社会的系统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则，在功能上变得更为合理、有效和符合法定程序。即便是政制改革，也只是去政治化的管理学革命，而与扩大公众参与、强化正当性基础这些政治目标无涉。这是一种会计学和管理学意义上的改革，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会计成本核算制度和科层管理制度成为变法的不二法门，一切为了降低成本、扩大产出、提高单位生产力；一切为了强化非人格化的官僚统治，从管理中获得效率，以实现既定的国家意志。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性建制，它是与古代社会相区别的现代制度的框架性内核，由于其不具特定的意识形态取向，故可以与现代文明的各种不同类型相结合，使它们在文明的核心价值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更加合理化，获得现代的制度形式。晚清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清廷新政如此，30年的改革开放亦基本如此。通过与旨在合理化的国际通用规范接轨，当代中国的各种单位，从企业、机关到学校、社团，已经普遍转换为公司化管理体制，从而以最有效率的“举国体制”保证了以富强为中心的国家战略目标之实现。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副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又是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却前赴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练，终于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雅克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富强精神的胜利？西方人届时是否会像当年被满清征服的汉人那样骄傲地回答：是的，的确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为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一个可欲的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涵精神文明（价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现代化历史，也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内在冲突相互斗争的过程。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历史内部曾经出现过物质主义与国家理性携手走向全球野蛮扩张的文明歧路。这种以富强为核心的现代性，也预设了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不过那仅仅是霍布斯意义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这种失去宗教与道德价值约束的现代性，无异是一种野蛮的现代性，或者说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没有文明法则的制衡，听凭现代性内部富强的单向膨胀，往往会堕于腐败、冷酷与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