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昕捷：一位博导经历的两种“自治”

他近20年的社区生活可以一分为二：前10年，寄居日本，体验过“真正的自治”，甚至，作为“老外”，还当上了日本社区自治会的会长；后10年，回国定居广州，正赶上中国住房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社区蓬勃发展的进程。

身为中科院一名博士生导师，周伟东一辈子都在摆弄数学模型，却又对社区治理相当着迷。

他近20年的社区生活可以一分为二：前10年，寄居日本，体验过“真正的自治”，甚至，作为“老外”，还当上了日本社区自治会的会长；后10年，回国定居广州，正赶上中国住房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社区蓬勃发展的进程。

而眼下，他正越来越痛心于身为业主在国内的种种“遭遇”：

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0元,物业公司却不打算听听业主们的想法；

开发商想改变规划，准备铲平街心花园，同时在所有业主的脚下新建一个地下停车场，却不担心此举会不会挖断整栋楼的地基；

“不能再忍”的业主们试图成立业主委员会，以维护自身权益，却遭受着来自各方力量的百般阻挠，迟迟不能建立。随着利益的分化和时间的推移，业委会筹备小组内部也出现矛盾，最终“作鸟兽散”……

目睹了这些混乱的社区现状，周伟东不由想起自己10多年前在日本担任类似业委会主任的经历。今年8月底，这位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花了一整晚的时间，把这些陈年旧事一股脑儿地写了出来，贴到“天涯社区”。没想到，很快成了热帖。

有人跟帖感叹：“早在10多年前，日本的社区就已经如此和谐，值得国人反思，学习和改变。”

有人不解：“中国人很勤劳，隐忍，能吃苦，为什么在现代社区的幸福感反倒不如过去的乡村或四合院？是制度不健全还是我们的文化有缺陷？”

在周伟东看来，自己回忆的其实都是些平凡的小事。问题是，这些小事背后的价值观和行事准则却是国人很难遵守的。

“看似平常的社区治理，最初可能只是维护业主的权益，进而可以上升到民主议题的讨论。”周伟东是如此看重社区的公民自治，因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社会学家的提法，“小小的业主委员会将成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先声”。

“日本是文化，没有头儿照样能转起来”

周伟东于1989年前往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市攻读博士学位。几年后，他和妻子搬到一个名叫“松代三丁目”的社区。在那里，他第一次知道有小区自治会这样的组织。

后来他发现，这类自治会，既非营利的公司，又和政府机构毫无关系，只是居民自然形成的自治组织，却同时拥有类似中国的物业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多项权责。

不过这位26岁之后才走出国门的研究生还是延续了固有的行事习惯――对工作和学习之外的“俗事”漠不关心。

“我虽然在小区住了多年，却很少参加自治会的活动。”周伟东笑着说，他只是有时候暗自好奇，为什么小区能搞得那么干净整齐和有条理。“这或许就是日本人的素质吧。”他这么对自己解释。

1998年4月，自治会举行换届大会，周伟东和以往一样没有出席。第二天，他在实验室里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周先生您好，我是松代三丁目自治会原会长。”对方很有礼貌地说。

“有什么事吗？”周伟东有些尴尬，以为对方是来责备自己无故缺席的。

“昨天您不在，我们举行了抽签仪式，您当选了会长……”

周伟东一下愣住了。“这不是要我命嘛？”他心里这么想，嘴上倒没说出来。小儿子刚出生还不满周岁，正是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心里盘算着要不要以“外国人当不好”为由推掉这个差使。但最终他还是应允了，因为他知道，在日本，很少有人会无理拒绝公益活动。

好在，同时当选这一届自治会会计的蒲地先生是周伟东的好朋友，两人不但专业上有来往，而且两家的孩子也经常一起玩。因此，周伟东首先找到他，并说了自己的担忧。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蒲地先生像卡通片里的一休哥那样劝自己的中国朋友，“您不必担心当不好会长，因为日本是‘文化’。”

是一种鱼。在中国叫“”，在西方国家叫“沙丁鱼”。

整天研究海洋环流的周伟东当然知道，这是一种最抱团的鱼群，上亿条鱼动起来就像是一个球体，却没有一条“领头鱼”。据说，在海洋里，沙丁鱼最有礼貌，也最守纪律，当它们游到狭窄地带时，会自觉排成整齐的队伍，且遵守规矩：年长者在下层，年幼者在上层。

蒲地先生的意思很明白，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里，即使没有头儿，社区也照样能运转起来。

很多年以后，周伟东回想起当时这段对话，深有感触。在他留学日本的10年中，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日本人极不关心政治，每逢选举，投票率都很低，即使在政府首脑频频换届的时候，公众也漠不关心，好像不需要政府首脑似的。尤其是在2000年4月，当时日本在任的首相小渊惠三突然中风，6周后去世，日本民众也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常的情绪。

“你们难道不担心领导班子不稳定吗？”周伟东也曾这么问过一位日本朋友。

“日本是文化。”对方也是这样回答的，“没有头儿，其他的鱼照样能转起来。”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过，在中国人周伟东的固有意识里，总觉得会长大小是个“头儿”。他担心，自己作为领导讲话时，口音浓重，会被人笑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搞清楚“会长到底要干嘛，又能干嘛”。

后来他听从蒲地先生的建议，找前会长联系，拿到了厚厚一摞记事本。这才发现这些从一届届会长手中传下来的东西完全是一套“会长操作宝典”。

有关会长的责、权、利都以记录某一件具体事务的形式，明明白白地写在记事本里。譬如添加割草机的来龙去脉，可以追溯到六七届之前的历史；譬如对于小区居民新搬来的和迁走的情况，每年都要“人口普查”；还有每年收到来自七八十户居民的自治费，每户每年1000多日元（当时接近100元人民币），是这个自治会唯一的收入。所有账目不但清楚，而且都留有存根发票。并且，每一笔支出都在记事本上写明了原委。

甚至具体到几月份该开什么会，该讨论哪些议题，只要按记事本做就行。

终于找到了自己定位的周会长，由此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议。小区一共9栋楼，每栋楼选出两名委员。他注意到，没有一个人缺席。此后一年中，共开了14次会，次次是全体到会，也没有一个人迟到。比如有个委员，患有肺癌，一直到住院前也坚持到场。等住院后，他的妻子早就联系好接替的人选。

在这个完全自治的社区里，每个人都能自觉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委员们会主动分担自认为能够胜任的工作，没有推托，也没有拖延。

比如割草机坏了，这本应该由会长去处理，当周伟东询问起“割草机在哪儿修”的时候，底下有一个委员主动说：“周先生，我去修。”同时特别强调修理铺正好在自己下班的路上，比较顺路。

“他担心这种自告奋勇会让我误解成‘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不适合干会长’。”在日本待得长了，周伟东也能体会到日本人出于尊重对方的良苦用心。

会计也是自治会中一个重要而烦琐的职务。虽然蒲地先生是那种爱开玩笑的日本人，但一到对账的时候，就立刻“切换”到那种“傻认真”的状态，每笔账都核对两遍，叫人不得不特别地认真起来。

作为一个完全自治的社区，每家每户都会被分配到清理垃圾场等工作。那个七八平方米大的垃圾场，共分为3格，各家倒垃圾时早就分类装袋。“但有时难免有野猫抓破垃圾袋，流出些汤汤水水”，于是社区内各家轮值，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去清扫。

“你问干净到啥程度？”周伟东的妻子吴晓利笑道，每次扫完以后，社区的孩子们会蜂拥走进三面围墙的垃圾场，扶着矮墙玩独轮车。

会长这个“头儿”当得实在轻松

做了几个月的会长之后，周伟东愈发觉得在日本这种居民自治方式下，会长这个“头儿”实在轻松。

首先，在完全自治的社区里，会长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和决策权，很多时候只是会议的召集人。通常开会的时候由会长提出动议，然后由委员们进行投票。如果会长愿意也可以加入投票，但这个票和委员的票是等效的，根本没有所谓“一把手”拍板的权力。

此外，会长需要监督会费的使用情况。很多时候只要按照惯例处理即可，如果出现新的预算，则必须召开会议通过全体会员的表决。

不过，从记事本的记录来看，身为会长，每年都必须提一条新的动议。按这位中国人的理解，就是“新官上任必须烧三把火”。不同的是，按照惯例，“不烧火不行，烧两把也不行”。看明白之后，周会长就一直在琢磨：“作为外国人，能提出什么样的好动议呢？”

有一位委员建议他，可以把社区内过于繁茂的樱花树修剪一下，以防台风来袭时，伤及房子和行人。

这算是周伟东当会长期间最大的政绩了。有些樱花树确实长得过高，过于靠近房子，但对于这片置身在树林中的社区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工程。

但没想到，等到告示一出，整个社区都出动了。100多个劳力，花半天时间就修剪完了。修剪后清扫满地的树枝，那是妇女们的工作。老太太们也不闲着，忙前忙后，端茶送水。

经过这次集体劳动，周伟东才意识到，为什么他们的社区没有物业公司，却照样干净整齐。

周伟东还意识到，原来，以往每月一次的小区大扫除和每年两次的小区聚会，自己家总是缺席的。过去几年中，自己家应该包干的草地都是别人主动帮着割的，甚至“都没有人含蓄地提醒过”。

有人说：“这样好啊，割草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去了。”

“可是入乡随俗啊，别忘了这里是文化。”周伟东说，“文化就是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并以此为荣。”

他举例说，比方社区集体割草那天，家里来了客人。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有客人就不去了，邻居也能理解。在日本却倒过来，客人一旦发现外头有人割草，会自己起身，找个理由说：“我该走了。”

在周伟东看来，这种自觉和认真细致的公民文化还杜绝了腐败的可能。

比如，鉴于会长的记事本记载得如此细致，想要私吞会员的会费，就必须做假账，这难度非常大。

第一，很难逃过会计的眼睛，蒲地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一核对账目时那种认真的眼神，对任何一个要做假账的会长都会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第二，商店，哪怕私营商店，要他们开假发票也难。

第三，一旦败露，哪怕是一点小利，这个人就没有脸面在大集体文化的日本群体中待下去了。

周伟东就认识一个日本籍台湾人，因为在学校课程安排中占了点小便宜，结果被大家知道。这个人后来再也没法在这所大学评教授了。

“唉，这在中国人里行不通啊！”

一年的会长任期很快就结束了。2000年,学业有成的周伟东回到了国内，在广州市的东南郊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家四口人开始在新的社区生活。这里跟日本的“松代三丁目”社区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妻子吴晓利的印象中，刚入住的时候，“除了蚊子什么都没有”。由于治安不好，家家都装了防盗网，“远远看去就像一间间班房”。

更让人担忧的是，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牢笼，让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邻居不越雷池一步。“中国当下社区的状态，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吴晓利说。在这里已经住了8年，她不知道同一楼层的邻居姓什么。整个社区只认识一个朋友，还是因为孩子在一起上学才认识的。

“如果说日本社区奉行的是文化，那么中国社区又是哪种鱼呢？”有人这么问海洋研究所的周老师。

“很难说是哪种鱼。”周伟东沉吟道，“有时候像是羊群，很温顺、温和，但必须有个高大的头羊统领才能团结到一起；有时候又像林子里的鸟，觅食的时候临时聚在一起，一旦受到惊吓，各自飞。”

这些都是周伟东的切身体会。

起初他和别的业主一样，也觉得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必要。在最初的几年中，这里的物业公司服务尚可，卫生和安保也算到位。尽管周伟东觉得部分服务定价有些高，比如换个灯泡要20元，但他也觉得还能接受，最多自己装就是了。

到了2007年夏天，麻烦来了。开发商卖出了第三期房子，其下属的物业公司随即贴出通知，一期二期的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