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建设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

一、“改革开放”的接力赛

问：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大家都在对此六十年历史进行阐释。作为一个法学家，你如何看待这六十年呢？

答：此处所谓“建国”，当是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体。“新中国”1949年奠立，前后各三十年，迄今正好六十华诞。如自中国近代转型，由朝代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立论，则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起自清廷覆灭的1911年，迄今已然将近百诞。此前为“大清”，帝制，“老中国”；此后为“民国”，也就是共和国，“新中国”。若从中国作为一个世俗国家形态来看，则已存续数千年，哪里只是区区一甲子。四百来年前，西方近代转型、民族国家成长的嚆矢之际，追求的便是世俗主权国家与文官体制，而凡此两者，老中国早已俱备，自非同日而语。

因此，只就六十年谈六十年，或许会因视域有限与现实的遮蔽而影响我们的判断，这与囿于利益纠缠和“意蒂牢结”而不免于私心，虽然用意迥异，而结论难免偏颇，事理同一。基此，我愿意将这六十年放在一个更为长程的历史时段与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比如，不妨将视线投向1840年以还的169年之中。于此广大场景，细观波澜，省视当下；纵贯长程时段，历数教训，瞻望将来。如此这般，也许更能看出事情的脉络，而庶几得其平准。

否则，所谓“六十年”，总有基于特定历史叙事的“元年”之嫌，作为一种政治技艺，自无不妥，而于平心论史，则难免无历史性，反政治。阿伦特说，“自由理念与一个新开端的体验当是一致的”，而“解放”与“自由”并非一回事。凡此辟论，对于有过惨痛历史教训，而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成熟的国族心智的时代而言，足值镜鉴。

问：是呀，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今天，已经有差不多170年的历史了。

答：从此170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经历了三次“改革开放”，而恰成“建设现代中国”的一场接力赛跑。它们前后接续，因应时艰，自局部调整而至整体性变革，起伏跌宕，波澜壮阔，演绎出“历史三峡”的艰难时世。与此同时，世界经历了与正在经历着四次“全球化”。凡此“三”与“四”，彼此互为背景，各以对方为解释语境。

第一次“改革开放”始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下迄1895年甲午海战，大约25年左右的时光，以洋务运动为骨干，其兴启其端，其歇终其业。此次改革开放，源于晚近中国遭受西方打压，危急存亡之秋，被迫师夷长计以治夷，因而，在器物层面上向现代西方敞开大门，也就是在向一种占据文明主流的强势文化靠拢。在引入西方的造船、军械等技术的同时，西方的流程管理、工艺规则等社会技术层面的规范，随之流入。当其时，经由“舌人”，中国并已开始关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公法，于译介中揣摩其事，度测其旨，而萦萦于自家安危，汲汲于世界大势，后世之辈，恐怕不能仅仅以迟钝颟顸一语打发之。而就自西徂东，裹挟近世人类，缔造一种新型人间秩序的所谓“现代性”而言，第一次“改革开放”实为中国不自觉间将其拥抱入怀，开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最早尝试。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诸多思想和制度因子早在路易十四之世已然预作伏笔，那么，后来以“辛亥”为“开端”，而将中国历史截然划分为两大时段的革命，其实已于此刻开始酝酿自己的历史前提。

第二次“改革开放”至晚从1903年开始，表现为清末的“变法修律”，至1927年国民党实现南北统一，实行一党专政为止，也是二十来年的时段。在此“改革开放”时段，中国全盘引植西方的法律，包括在纸面上引入宪政安排，形成“六法体制”。与此同时，进行了关于议会民主、代议制度以及地方自治等各方制度实践和试验，而基本取向依然不外是向西方学习，在“救国”中“建国”，藉“建国”而“救国”。此后国共内战，更有日寇入侵，现代进程被迫中止。虽说抗战一役于促发国家意识，整合国族，不无裨益，从而，实为建设现代中国的酷烈一环，但是，毕竟，“大炮让法律沉寂”，常态政治让位于非常时刻，一切有关现代国家的安排，特别是宪政民主和法治人权诸项，都只能暂时束诸高阁，俟诸将来。事实表明，这一“俟”，就是几十年，而时间开始于未来。

至于第三次“改革开放”，发生于面前，为我们所熟知，从1978年12月18日标志性的“三中全会”至今，也已逾三十年了。

与此三波改革开放基本对应，世界经历了与经历着四次全球化进程。第一次全球化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而风生水起，以亚当・斯密式资本主义将世界裹挟进全球体系。经济理性和经济人预设，每个细胞都滴着鲜血的资本，不仅让世界变色，而且改写了人性。而递次降临的世界大战，不管热战抑或冷战，鼓荡着资本的贪婪，裹挟着国族的凶蛮，又将大家的饭桌打翻在地，喧嚣熙攘中，一起迎来大屠杀。第二次全球化始于“十月革命”，席卷大半个世界，组构出一个“苏－中模式”的世界秩序，历七十年而未已。第三次全球化与此“苏－中”进程同时发生，以所谓“自由世界”对于极权政体的胜利而“终结”了历史，完成于哈耶克式资本主义的全球凯歌高奏，创造出美式帝国的天下景观。第四次全球化，一种初露端倪、可能发生的进程，起端于21世纪初纽约双子塔的轰然倒塌，由此刻世界性金融危机昭示出可能的前景及其急切性，似乎正在演绎为一种“去美国化”的全球化进程。

问：你曾经说过近代史上存在一个“枢纽期”，可否说得详细一些。

答：对于第二次“改革开放”，我个人有一个私见，认为这二十多年，即“清末－北洋－民国初年”时段，是近代中国170年历史中可能并非最为辉煌，但却最具大开大合胸襟的时段。――真正是改天换地、开天辟地、席天幕地呢！这是一个向二千年的旧帝制、旧文物告别，而引入一个新制度、新文物的时代。不仅终结帝制，更且意味着中华文明两千年来最为急遽的转型，启发出一个“开端”。借用雅斯贝斯“文明的枢纽时代”这一命意，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中国170年近代史上的“枢纽期”。举凡此前中西冲突中已然显现的症结，后来百年中国遭遇的主要问题，提出过的主要理念，尝试过的主要进路，在此时段中，均已浮出并讨论过，亦均已成为百年期间中国心智最为焦虑，而煎熬整个国族的“大是大非”。今日为国人朝野上下所同心思虑者，诸如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造意义秩序，等等，此时此刻，不都早已进入日程，而初步完成，或者，有待完成吗？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它置身于此四波全球化进程之中，并因应于此，而牵扯到晚近三百多年间全球文明范式的转型与国际权势的转移这一宏大进程。这一进程启于地中海文明，发展为大西洋文明，而于刻下上演着太平洋文明的现实版本。离开了这一背景，看不清中国问题，更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特别是眼下的第四波全球化，对应的是中国第三波“改革开放”的收尾阶段和中国重归大国行列的崛起过程，不仅增添了这一进程的历史意味和全球意义，而且，使得当下创造历史的每一步，都牵扯到是否能够迎接一个更为美好人世的急切追问，而不得不瞻前顾后，如履薄冰。

问：从历史角度看，三次改革开放有点像一场接力赛。

答：是的，凡此三波“改革开放”，确实是中华民族百年更张的接力赛，而且，赛程尚未完毕，正处在最后冲刺时段，一个“结束的开始”。事实上，在这一百多年里，清末政府、北洋－民国政府和共产党政府，分别担当了第一跑手、第二跑手与第三跑手。可以说，一个时代，三个时段，均为历史关口，而以非常之时势，出非常之人物，运用非常之手段，应对非常之难题，得出非常之结果，各自在此时代画卷上烙下了自己鲜明的历史印记。

问：但是，前两棒都是半途而废，第三跑手的前景又会如何呢？

答：既是接力赛，就只有阶段性成功，因而，难言半途而废。看不见前两棒跑手的筚路蓝缕之功，开天辟地之劳，固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也。半空中不可能立起座高楼，一如今日不过是昨日的未来，而未来正起步于此刻。缺少了“前前后后”，哪能看懂一个完整的句子。当年毛主席写作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历数自鸦片战争、辛亥革命而至开国元年的“前赴后继”，即说明凡此接续赛力，在他心中，原为一体，真真切切。真要说到“前景”，则眼面前的第三跑手及其赛事，才真正令人揪心呢！三十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一般民众生活水准的普遍改善，伴随着收入分配的不公，明显的官民对立情绪，反而导致大家感觉世道不公不义，认为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冷战”，进而，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释放公民政治热情这一当下迫切的课题。而这，才是“问题”所在，也是希望与奋斗所在。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因为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也未形成有效、持续和合意的政治秩序。政治与政治秩序未见成型，才是一切乱象的本源所在。我所说的政治，不是政治人物为了特定政治目的围绕着公共权力或者社会运动、社会管理而从事的活动，此之谓政治行为或者政治活动；更不是日常的行政管理活动，这是一般常态都会有、也必有的行为。而是指一种公民行动，是公民作为平等的主体，为了自我利益和共同体的共同福祉，经由相互承认的法权安排与横向联合的组织方式，以政治权力、国家的公共权力为核心，围绕着它的产生、分配和运作，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标而展开的行动。一句话，公民安排共同体合意秩序的权力意志及其行为，具有公共相关性，方为政治。古人说，“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须识体”，则所谓“政治”之理与体，均在于此。

二、日常政治与平庸政治

问：但是，倘若按照你的定义，中国晚近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岂不是都不存在政治了吗？

答：是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存在，的确不存在。例如，此番第三波“改革开放”之前，从1949年到1978年，整整三十年里，几乎天天都在搞“政治运动”，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却不见“政治”的踪影。虽说全体国人，朝野上下，党内党外，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政治运动”中间，为政治运动所蛊惑，甚至出现了诸如“政治挂帅”这样的口号，然而，政治运动毕竟只是政治运动，而非政治本身，更非优良政治。即便明言“政治挂帅”，其实也不见真正的政治。其与政治，可谓这丫头不是那鸭头。不是别的，恰恰是威权政治操控下愚民性质的“政治运动”，以及某些时刻“胃的造反”，几乎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取替了市民生活的一般生产与交换，阻遏和打碎了基于主体平等、相互承认、横向联合行动意义上的公民政治交往。因而，即便“政治运动”满大街，凡事“政治挂帅”，那也不叫政治，不等于就存在一种叫做政治的东西。恰恰相反，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政治，或者说，政治被取消了，被放逐了，所流行的不过是伪政治，或者，反政治，不折不扣的反政治。国民之间没有基于公民身份的平等地位，而是以阶级关系划定身份，以阶级叙事取替公民叙事，你说，这样的动作能算政治吗？政治以公民身份为行动权能的前提，缺少了主体这一基本前提，怎么能说存在真正的政治呢？至多只能说存在政治行为、政治活动与政治事件而已，实在是不言自明之事。

政治与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或者政治行为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前者属于主体平等的公民之间，基于横向联合的行动权能，为了参与到政治进程中间，甚至是为了直接运作公共权力而进行的具有公共相关性的活动。尤其是政治以解决政治的正当性为鹄的，而非将此悬置、遮蔽或者取消，甚至于故意反其道而行之。围绕着正当性的取得、分配和展示而进行的权力意志活动，这才叫政治，而基此达成的围绕权力而进行一般交往与行动的法权体制，就叫政治秩序。否则，只能是习常意义上，分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排比之中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而已，而谈不上什么政治及其决断。策划“571纲要”或者发动“文革”，属于政治行为或者政治运动，但难言政治，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秩序。就像“单位”的例常“政治学习”，只是一种驯化，甚至不过是例行公事式的“行政管理”，与政治根本八竿子打不上。再说一句，诸如“文革”这类政治运动不是政治，而恰恰是对政治的取消，或者，伪政治，反政治。

而且，但凡事件超出常态格局，诉诸暴力或者战争，则已全然逸出政治范围，需要另当别论。此时此刻，你尽管可以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或者“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态”来搪塞，但却至少无法否认此非“常态政治”，而是“异常政治”了，倘若姑且承认战争与暴力行为也算是“政治”的话。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古希腊城邦坚守“政治不出城墙”，或者，“城墙之外无政治”，后来身处两洋环绕的美国人喃喃“政治止于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