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基督教对中国民主发展的影响[1]

近年来，在进行中国民主研究的过程中，我从中国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的角度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研究，[2]并在去年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篇专门关于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文章。[3]这些研究里面都谈了一些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状况，并进行了一个实证研究，探讨了在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的发展过程中基督教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其中也谈到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可能会对民主产生的影响，但是对这个问题没有多加展开。之后，有许多人询问这个问题，国内外的有关学者也对此很感兴趣。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深一步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我想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对中国民主发展的影响。

一、 概念框架

基督教是一个对世界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宗教，是西方文化对世界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在世界当前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基督教也在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除了西方世界以外的地方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对于基督教和民主关系的研究，西方的学者不仅对于出现在西方的现象有着相当多的研究，而且也对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对民主发展的影响有很多的研究。有碍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基本是个空白。有些中国学者关注基督教发展的现状，但是对民主理论不清楚；有些学者关注民主的理论，但是不了解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情况。因此，我在这里先将国外的一些知名学者对于基督教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看法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然后再去谈论中国的情况。

对于基督教和民主关系的研究来讲，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西方学者所说的“基督教”包括了所有基督教三个主要的派别，即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对这三个主要派别对民主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有详细的论述。对于中国的基督教来讲，目前影响最大的是新教，其次是天主教，新教所占中国基督教的人口大概在五分之四左右，了解新教对于世界民主发展所起的作用，对于理解中国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的概述以研究基督教新教的作用为主。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新教的人口，在全世界的变化如下：在1900年的时候，全世界的新教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66%, 而到2000年的时候，新教人口达到了16.5％，一百年内增长了10倍。[4]这样的发展就为基督教新教对世界民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其实，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从对世界民主发展的影响而言，新教的作用非常之大。

有的学者认为基督教新教的发展推动了宗教多元主义的发展，并使得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而且在西方首先出现了“双容忍”（twin toleration）[5]的态度，也就是基督教对于国家采取容忍态度，不去干预世俗政治，而国家对宗教也采取容忍态度，允许宗教自由，不干预宗教传教事务。这种双容忍的态度对于新教和民主的关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既体现了政教分离，也体现了传教自由，而政教分离是基督教可以推动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Robert Woodberry和Timothy Shah看来，西方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与基督教新教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其中由于新教是采用教会自己管理自己，以单个教会的方式独立进行传教，从而改变了天主教的集权体制，这样就使得每一个单个的新教的教会都要有能力独立发展，从而以此为基础事实上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出现和独立的结社生活。[6]

他们指出，新教在推动传教的同时，进行大范围的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包括识字、音乐、娱乐，并同时印发了大量的圣经，这些文字的圣经对于推动大众的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带动了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的出现。

他们也认可马克思・韦伯的看法，认为新教的伦理精神对于经济发展有当然的重要影响，资本主义和新教精神是共生关系。同时，基督教所推行的伦理和道德精神对于减少政府的腐败是有作用的。

历史上的马丁・路德就曾经拒绝过国王的命令，而坚持良心是来自于上帝的，而这个观点对于推动宗教自由有很大的作用。他们指出，基督教的发展推动了宗教多元主义（pluralism）的发展，而宗教多元主义和民主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新教多元主义的发展结束了天主教的霸权，从而使得国家走向自治，黑格尔曾经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

他们还认为加尔文主义的“社会盟约”（Societal Covenant）直接导致了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的出现。这个社会盟约在许多基督教的学者看来，实际上就是对圣约的解释。他们还指出由于基督教的原罪论，认为人本性为恶，因此导致了对于政府的制衡原则的出现。

他们还认为新教的教会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地区性的社会组织，使得教徒学会了管理、领导、吸收资源的本领，从而推动了现代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出现。新教也推动和产生了自愿者组织。这个运动在近代历史中许多国家都出现过，在亚洲、非洲都有大量的现象可以证明，其中包括早年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广泛的全球化自愿者组织的发展和基督教的关系非常密切。

他们还认为，新教的发展对于弱势群体有很大的帮助，例如，妇女解放、奴隶解放和黑人解放，无论是在南非、印度等，都和新教的发展有关，由原罪观点出发，新教也提倡保护少数人的权益，对拒绝多数派的迫害产生了影响。

著名的文化社会学家Peter Berger对于新教和民主发展的理论的看法也有过很重要的陈述，他认为新教的发展特点在于强调个人良心，强调所有信仰的平等，推动识字和教育的发展，这些是推动社会自治组织出现的重要原因，而社会自治组织就是公民社会和政治民主的基础。[7]

Hillel Fradkin指出，从美国的历史来看，民主发展和新教的关系极为密切。他说，当年，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调查的时候也得出结论，民主和宗教是朋友，在民主的长期发展的作用中，宗教有决定性的因素，宗教是维持民主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维持繁荣的必要条件。因此，他认为宗教与民主是不可分离的。[8]

通过以上这些西方学者对于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和民主关系的论述，大致可以看到，在世界近代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在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的发展潮流当中，新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政治体制而言，新教要求政教分离，从而使得国家从宗教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制，而使得政治摆脱了宗教的控制，这样的神权和政权的分离，对于推动政权的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新教在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新教所提倡的自愿精神和独立精神，所面对的推动传教必须要克服各种阻力和压力而产生的宗教精神以及新教所推动的大众教育都带动了新教群体的领导力的提高，并导致新教的每一个教会都成为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这对于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自愿者组织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基督教的观念包括原罪观念、平等观念、以及新教的伦理道德精神，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当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包括民主政治中非常重要的观念――例如制衡观念的产生有很大的作用。第四，新教直接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包括非暴力运动，也帮助了世界范围内弱势群体的自由和解放。所以，从这些来看，毫无疑问，在世界近代史当中，新教和民主的发展之间是有着一种非常紧密的正相关关系。

除了新教的作用之外，东正教和天主教都不如新教那样对民主在世界历史上产生过如此重要的作用，甚至于还起过相反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近年来，天主教和东正教也逐渐转变了态度，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由于天主教采用了集权制的管理方式，因此，一旦当罗马教皇决定推动世界民主发展的时候，在他们所影响的地方，民主的发展也就同时产生。例如东欧和南美，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天主教所起的作用就非常大。所以，从总体而言，世界的基督教和民主的发展有着正面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前影响世界民主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文化的力量。

当然，这些学者也都同时指出，基督教对于民主的影响主要不是直接的推动，而是起到了一个机制（mechanism）和中间(mediating)的作用（Shah和Berger）。民主的出现毕竟是一个世俗的事务，是广大的群众表达自己的意见，动员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出现的政治结果，基督教所起到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这个间接的影响是通过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观念的传播而产生的，而不是由基督教直接的参与到政治和民主的发展当中，基督教毕竟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

二、基督教对于中国民主的间接影响

Peter Berger曾经指出，在世界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宗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在全球化的四种文化传播方式中，宗教起到的是一个大众文化运动的作用，尤其是新教的福音派是目前推动这种大众基督教文化运动在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9]从中国的主要实际情况来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出现，其本质是一种文化现象，是这种全球化大众文化运动直接产生的结果，它带动了中国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10]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不是一个政治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现象。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大众文化运动却对中国产生了非常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我称之为这是中国历史的“千年之变”，就是这个原因。[11]这种文化之变一定会产生政治上的影响。因此，基督教对于中国民主发展就和基督教对于世界其它地方的民主发展一样，也会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起的是间接的作用。当然，由于中国目前的特殊情况，基督教在某些情况下，对民主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我们先谈一下这些间接影响是怎么发生的。

首先，我们来看作为信仰的宗教，基督教在中国民主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1、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在改革开放30年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观念和信仰的作用。它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和信仰观念在中国出现，刚开始在农村比较流行，现在已经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到处可以看见基督徒的身影，许多年轻的学者、学生也加入了基督教组织，他们之所以加入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是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观念，而且是一种现代化的西方观念，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要吸收的东西。这种看法非常符合Peter Berger所讲的文化全球化发展的特点。其实，对这种观点的看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断出现。当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传统的宗教观念在西方观念的冲击下无法适应的时候，中国近代历史上就有许多人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来源，或者试图“复兴”中国文化，或者试图整合中国文化，或者试图给中国文化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因此许多人在近代历史上搬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观念，包括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实证主义等，也曾经向纳粹德国、日本学习过“先进”文化。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一个文化运动，它们试图在中国残破的文化思想之外，找到一个新的观念，可以恢复中国的文化，或者以新文化取代旧文化，或者以新文化补充旧文化。当然，这种文化变化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就像中国的共产主义要试图修复、取代传统文化一样，基督教文化现在也在许多人的眼中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样试图扮演着修复和取代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作用。[12]对于现在加入基督教的许多人来说（当然主要是基督教知识分子），在所有的现代西方思想都试过之后，在经历过共产主义的几十年实践以后，也许是基督教才能够给中国真正带来现代化的文化、观念、信仰和道德，这才是中国所真正需要的。当然许多基督徒是个人的精神体验，但是从总体上这构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精神探索。事实上，基督教在中国的现实生活当中，也在扮演着一种这样的作用。基督教在反对腐败，提倡廉洁自律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道德精神相对于现代中国所到处充斥的追求金钱、追求物欲、无道德、无理想的现象来讲，是一个清流的思想。基督教试图在这个时代的物欲横流当中，树立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和新的精神来源。[13]

2、从中国现在基督教的发展情况来看，实际上中国的基督徒也在寻求“双容忍”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表示要服从政府，听从政府的安排，但同时，又强烈的要求宗教自由，进行自由的信仰崇拜和传教活动。因此基督教并不希望干预政治，同时也希望国家（政府）对基督教采取容忍的态度。在实际的行为上，基督教积极在大众中推动宗教的运动，注重于精神和道德的发展。